第一章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改革开放后，我国从人均GDP不足300美元的低点起步，发展至2010年，人均GDP已经接近4000美元。与30多年前相比，人口结构和素质变了，经济技术基础变了，社会需求和追求的目标变了，相对的资源环境条件也变了。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用。现在，一方面，资源依赖型增长模式遇到越来越严峻的资源环境的挑战和增长效率的制约；另一方面，实现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经济技术基础逐渐形成，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智力型人力资源优势开始显现。我们必须理性地分析和认识发展形势的变化，做出科学的抉择。
步履艰难的经济转型
粗放增长方式使我们很快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表象的业绩十分耀眼。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年均增长速度曾一度达到9.5%。这几乎是史无前例的。这种增长方式很快使人们尝到了甜头，并渗透到人们的理念和政府的管理体制、机制之中，形成了强大的体制惯性，致使转变增长方式的努力一次次受挫。但是，低效率增长方式的长期延续，必然带来相应的后果。我们会不会如同苏联一样，以远超过他人的速度增长，但与先进国家的生产技术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远没有像增长速度那样快速地改变？会不会像一些拉美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就停滞不前？
传统增长方式遇到的挑战
长期过度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调。我国在解决“短缺经济”的过程中，埋下了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调的种子。投资意味着日后的产能。它是为日后的有效需求做前期准备。但是“过度投资”高估了未来的需求，并使国民收入分配中企业（投资者）和政府的占比提高，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居民没有足够的购买力支撑不断形成的生产能力。如果消费长时间跟不上，就会造成危机。
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刚刚经历了由经济过热引发的“三年调整”之后，1993年新一轮投资热高启，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大城市生活物价指数上升17％，原材料价格上涨40％。世界银行警告中国政府：再不改变现状，这“将演变成一场金融风暴”。国家不得不在1993年6月紧急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的“十六条”，提高存贷款利率、收回超限额贷款，大刀阔斧地清理在建项目，削减投资。当这次经济过热平抑下来之后，银行背上了几万亿元的不良贷款；海南的“半拉子工程”一片惨象，地区经济一蹶不振；工业部门出现大面积产能过剩，企业间被几千亿元的“三角债”死死捆住，不能运转；大量企业资不抵债，国有企业亏损面达到40％，有的企业加上“潜亏”高达60％；大量的企业停产、半停产，上千万国有职工下岗、发不出工资。由经济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明显上升。中央不得不下决心采取一系列强力措施实现“三年脱困”。这是90年代传统增长方式遇到的一次严峻挑战。
这些经济现象向我们发出的明确信号是：主要依赖投资的粗放型高增长已经无以为继。在应对这次挑战的前后，党和政府不断反思增长模式的弊端，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发展方式转型的方针。但是，90年代中后期的这次“倒逼”增长方式转型的形势并未产生更好的转型效果。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障碍大大减少；亚洲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复苏。国际贸易的大好形势为消化我国的过剩产能打开了国际通道；随着出口的快速增长，国有企业的状况迅速好转，使“三年脱困”初见成效，国有企业全面复苏。矛盾缓解了，传统增长方式再次占了上风。
进入21世纪，面对新一轮增长潮，许多地方早已把转变增长方式放在了一边，偏离了“结构调整为主线”和“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的方向，走进一些新的误区：一是认为中国实现工业化，就是各个地区都要大规模投资，搞自成体系的“工业化”；二是工业化以“两头在外”“三来一补”、接受产业转移的方式，不顾一切地发展低端制造业，成为“世界工厂”；三是在“重化工业”舆论引导下，很多地方将本地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锁定为资本密集、资源密集的“重型化”。
为此，很多地方运用手中掌握的土地资源配置权，违规建立开发区、大规模建立代工工厂，将大量资源投向资源密集、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这不仅使本来就显得薄弱的服务业比重进一步下降，而且在科技投入、结构升级、人力资源开发、效率提高、技术创新上缺乏动力和放松了努力，使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降低，很快形成了新一轮以投资和外需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增长。
理性解读GDP
反思过去，传统增长方式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对GDP的盲目追求。为了追求GDP的高增长，我们做了很多不理智的事。有的地方运用手中掌握的土地资源配置权，违规建立开发区，大规模复制低水平的产能。有的地方不顾本地特点和条件，将大量资源投向能在短期快速提高产值的资源密集、资本密集、污染严重的重化工业。即便是一些科技创新资源比较丰富的城市，迫于GDP增长的压力，也回过头来大抓一般制造业。有的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处于很好的发展势头，但为增加GDP，提出本地产业要“适度重型化”。在GDP攀比的驱使下，几乎各个地方倾本地资源投向门槛较低但可以迅速提高GDP的行业。这就造成各地产业结构趋同，高产值行业产能严重过剩，恶性竞争此起彼伏，投资效益下降；经济结构更加扭曲，服务业比重提升受阻；在科技投入、结构升级、人力资源开发和技术创新上缺乏动力。最终，这些做法强化了粗放型经济增长，使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降低。
转变增长方式，必须理性解读GDP，不能被GDP牵着鼻子走，要从“GDP崇拜”中解放出来。
GDP是度量发展的一个经济指标，它对研究发展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指标可以将其替代。但是，GDP只是按市场价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驻单位和个人在一定时期“生产活动”的总量。这是一个“产出量”或经济活动的“流量”概念。GDP崇拜的误区，是过分看重经济活动的过程，混淆了经济活动的过程与目标。
苏联曾以GDP为主要指标，企图追赶西方国家，以为只要经济增长速度持续超过西方，经济技术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就会同步缩小。在苏联成立后近40年间，其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西方国家，但生产技术和生活水平的落后程度没有随GDP增长而同步下降。其中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错把经济增长的过程当作追求的目标。为了不再重复这一过程，我们需要澄清一些概念。
GDP并不等于财富，经济增长存在质量差异。GDP计算的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流量”，而我们要得到的是财富。财富是存量，它代表的是现在和将来能给居民带来福利的资源。从投入与产出的关系看GDP，第一种是以较少的自然资源、能源、劳动力投入和环境代价，获得较高的产出；第二种是以较高的投入换得较少的产出；第三种是只有投入没有有效产出。统计出来的GDP，并不能反映是由哪种方式形成的。因此，GDP与创造的财富并不是等比例的。即便是同样的GDP和同样的经济活动量，在财富积累上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一个地区的发展既要看GDP的增长，更要看增长质量。例如，当年被朱镕基痛斥为“豆腐渣工程”的九江大堤，建造这个大堤的投资算GDP，拆除大堤的活动也算GDP，重新修建还算GDP。结果，除了“创造”出一堆建筑垃圾这些“负财富”之外，没有新的财富积累。增长方式落后，就是指目前我们主要依靠第二种投入产出方式，也存在不少的第三种方式。转变增长方式就是要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优化产业结构，转向第一种增长方式。以同样的GDP创造更多的财富，或以较少的GDP创造相同的财富。
GDP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需要GDP，但GDP并不等于经济发展，关键要看增长结构。经济发展追求的是以较少的资源环境代价积累更多的财富，使这一代人享受幸福的同时为下一代人的幸福积累财富，而不能挤压下一代人的生存空间；是形成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结构，使当期的发展为后续的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而不是设置障碍。但是，GDP本身并不能反映土地、资源、能源以及环境等要素投入的数量和投入结构，不能反映资源利用效率，也不能反映产品的质量和可被分享的财富数量，更不能反映财富的分配。搞不好就会出现虽然经济增长了，但结构恶化了的情况，创造的可能是“没有发展的GDP”“没有社会进步的GDP”，是制造了大量“负财富”的GDP，是为以后的发展制造了更多麻烦的GDP。这就与造福人民大众的目标越走越远了。
GDP与增加就业不是简单的正比例关系，增长结构有很大影响。增加就业是一些地方千方百计“保增长”的一种说辞。资本密集的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和液晶显示板、大规模集成电路等高端制造业，对GDP有较大贡献，但创造就业的作用十分有限。例如，现代大型钢铁项目，大约投资1000万元才能创造一个就业岗位。相反，占用资源较少的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创造的GDP较少，但对创造就业岗位有更大贡献。针对目前就业不足、服务业薄弱的状况，应当大力发展创造GDP不多但对增加就业有更大贡献的服务业和中小企业。
GDP不等于社会进步。缺乏安全保障的煤矿创造的是“带血的GDP”；一些没有良好治污措施保障的造纸、化工、冶炼等企业，创造的是“肮脏的GDP”。全社会不仅要为其污染的河流、大气的治理支付巨额成本，而且造成的卫生灾难，后患无穷。如云南滇池周围大量建设宾馆、旅店、度假村，二十多年的产出约为20亿元。但到“十五”规划结束时，国家治理滇池污染的投入已超过40亿元，相当于产出的两倍多。
转变增长方式已经提出多年，我们应当理性地解读GDP，不能把“发展是硬道理”简单化为“GDP是硬道理”。“发展”基于以人为本，有丰富的内涵。发展绝不只是增长的高速度，必须同时注重增长结构和增长质量；发展绝不只是经济范畴，更不能以GDP取代一切。惠及人民大众的发展，必须包含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机会平等和生态环境的改善等，真正满足人民大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发展的十字路口
多年来，我国的投资率在30%以上。面对每年产生的巨大资产增量，我们站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
在工业化、城市化和消费结构升级这样一个重要阶段，如果我们放任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增长延续，不仅增长过程本身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的程度将使全社会无法承受，而且逐年沉淀下来的可能不是财富而是包袱；如果以节能优先、结构优化、环境友好的理念，把资产积累的过程当作技术创新和调整结构的大舞台，我们就可能在转变增长方式上有大的突破。在这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以怎样的理念、实施怎样的政策、如何应对挑战和机遇，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大规模投资不断产生大量的建筑、技术装备等新增耗能资产。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居民人均占有住房、私人交通、家用电器等耗能产品也在迅速增加。一方面，每年大量新增的生产性资产、公益性资产和消费性资产形成过程中的资源和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直接影响当期经济效率和环境；另一方面，这些新增资产自身的耗能水平和排放水平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产生影响。如果不迅速在技术标准、能耗标准和法律框架内制定和实施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政策，降低能耗强度和提高环保水平，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陷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泥潭，在未来几十年被锁定在代价高昂、不可持续的道路上。反之，不断产生的巨大资产增量和耗能产品，又为调整结构和向节约型社会转型提供了空间。
在工业化中期，有旺盛的市场需求和较高投资回报的拉动，钢铁、水泥、汽车等行业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这并不应成为令人担心的事情。值得认真对待的是我们面对的两种情况：一方面拥有大量生产能力，但水平落后；另一方面有大量资金愿意投入。如果这一轮投资仅局限于原有水平的产能扩张，产业结构将进一步恶化，并给今后的发展带来很大的灾难；相反，如果新一轮投资都能形成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生产能力和优质资产，这就为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做了铺垫，当前困扰我们的资源环境问题，就可以在发展中化解。
因此，大规模投资应当实现三个目标：一是满足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二是优化结构，降低消耗，实现结构升级；三是促进创新，推进技术进步。实际上，每年巨大的投资和资产增量是技术进步的大舞台，它提供了难得的技术追赶机会。例如，中国每年都在进行世界最大规模的能源建设。在巨大的新增能源中，我们可以通过大范围技术创新和采用世界先进技术提高能源效率，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结构；可以通过法规约束、政策导向和经济激励，促进大范围采用节能装备；可以通过电网系统的智能化，提高输配电和能源转换效率。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较多地关注满足市场需求，而对投资活动提供的降低消耗、优化结构和创新的机会珍惜不够、推进的力度不够，错过了不少机会。
例如，未来较长一段时期我国仍处于大众汽车消费的增长期。如果我们采取类似美国的政策，鼓励豪华型汽车消费，无论是资源还是环境都无法承受；如果我们能吸收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在居民开始享受汽车文明的时候，就着力培育节能环保型的消费偏好，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技术创新和节能环保方面实现跨越。
我国每年新增约20亿平方米新建筑。目前，在我国新增建筑的房价中，建造成本所占比例不足30%，因此采用国际先进节能标准，从造价上是可以承受的。如果都采用并达到国际先进的建筑能耗标准，那么单位建筑能耗将比存量建筑减少50%以上。
巨额的产业投资使每年新增大量机器、设备、厂房等生产设施等耗能型的固定资产。新增技术装备的效率、环保水平，以及生产出的产品水平将产生长期的影响。
无论是既有的还是新增资源和能源消耗的大头，都集中在能源转换和工业、建筑、交通几大领域。在发展的“十字路口”上，首先要把住新增资产这一关，不再让它们成为高能耗、低效率、重污染的资产，这一点，我们是可以做到的；接下来再处理存量的问题。例如，每一栋老的建筑在大修时必须依法按标准进行节能改造。新的问题不再产生，老的问题解决一个少一个。这是我们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切实可行之路。
追赶型经济与创新型经济
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资源和劳动力的投入和出口市场的拉动，但这种增长方式走到了尽头；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也到了必须转换的临界点。
在经济发展追赶期，主要任务是构筑工业化的基础和保障基本民生需求。这期间的特点：一是重复已工业化国家经历过的过程，有现成的模板可以效仿；二是有同质化的基础性产品和服务的刚性需求可以预测；三是所需要的成熟技术，可以从国际市场多渠道购买；四是这些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涉及国土空间规划，政府有一定的信息优势；五是这些产业和产品的投资规模巨大，规模效应特别明显。这些特点使“政府主导、举国体制、依托国企”的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发挥到极致，使我们较快地越过经济发展的追赶期。
与此同时，投资驱动的不可持续性日益凸显，不仅资源环境的约束已十分强劲，而且人口红利已经从正效应变为负效应。保持经济的长期增长，根本出路在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使单位生产要素有更多产出。这就是技术进步，就是创新驱动。
由于向创新驱动转型相对迟缓，许多产业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在既有产业持续过量投资，产能超常规过剩；二是很多产业逐渐进入前沿，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引进和模仿，继续前进已经找不到方向。但是，多数企业没有以自主创新来弥补技术引进和模仿的缺口，像华为一样挺身以自主创新引路。结果，或陷入过度投资的泥潭不能自拔，或开始远离制造业，转而投向虚拟经济。
投资驱动与创新驱动两者截然不同，增长方式的转换要求发展环境必须改变。为此，需要深刻地理解创新增长的特点。
第一，创新是基于市场导向，由企业家精神推动的增长。创新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政府无法预知未来，不是规划、审批干预的范畴。只能由市场主体分散决策，独立决定自己想做的事。
第二，竞争性市场是创新的平台。市场为创新提供导向、激励和溢价变现的通道，消化试错成本并分散失败的风险。尽管创新可以造就谷歌、苹果、华为、阿里，但更多的创新却以失败告终。可是市场的强激励却会吸引越来越多创业者和投资人甘愿冒失败的风险而倾心于创新。
第三，创新是试错的过程，创新的方向无法准确预判，谁能成功无法预知，只能在大量进入者竞相探索中日渐明朗，并使成功者脱颖而出。因此应鼓励而不是限制新的进入者。
第四，创新意味着“创造性破坏”。革命性的新概念、新技术、新产品会引发新旧替代。它既会加速产业和企业的兴衰，也会加速劳动力的流动，还会加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必须及时以新的标准替代旧的标准，及时更新规制和游戏规则。
第五，中小企业是创新的生力军。大公司试错成本高，本能地追求成功率和稳定性。而中小企业试错成本低、决策机制灵活，承担着新技术、新产品探路者的角色，并为大公司的技术集成提供技术要素。
第六，创新的风险性，使其更加依赖直接融资，而非间接融资。灵活的融资方式是创新的助推器。
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发展环境要从适合投资驱动向更加适应创新驱动的转型。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如果说，经济追赶阶段的增长基本是各个企业增加值总和的话，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则是高效率产业、企业的产生和扩张，抵消低效率产业和企业的萎缩与关闭后的增量。竞争是效率的源泉，它会使高效企业脱颖而出，并加快淘汰落后的企业。正是创新引发的“创造性破坏”，使新的创新不断替代旧的创新，才能保障经济效率的持续提升。例如，苹果移动智能终端的出现，顿时使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等巨型公司从皇冠上坠落，却引发了一场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移动互联信息革命。因此，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就要创造条件鼓励既有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新兴企业的崛起及扩张，同时为曾经辉煌但已落后的企业开启退出通道。其目的是使失去竞争力企业占有的有效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土地等流向高效率的部门，确保全社会资源的平均效率始终处于上升之中。高效生产力产生和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和退出将成为常态。此时，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可流动性至关重要。只有建立“生得顺利，退得顺畅”的产业生态，才能保持经济活力。
当前，投资驱动时期的主导产业及其关联部门的衰退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境外转移是GDP增速下降的直接原因，它的影响还将继续。此时如果不能通过创新不断培育出能发挥引领作用的行业以10%~20%的超高速增长，很难想象被巨大衰退产业稀释后整体增长速度能保持中高速水平。因此，新常态下增长前景最直接的观察窗口和政策的着力点就是经济增长支柱的转换和发展状况。
GDP是创新的滞后变量。通常，一项创新在完成很长一段时间，比如5年或10年后才能体现到GDP上，就是说企业今天的表现取决于几年前埋下的种子。因此无论对政府部门还是对企业的评价不应仅关注当期GDP这样的一个结果变量，更应该关注影响未来竞争力的重要变量，如制度环境的改进、研发投入的变化。
经济增长动力的替代要经历一个过程，在这期间，必须构筑近期经济增长的底线，保障经济发展不“失速”。因此转型期的政策把握至关重要。一方面，要把更多资源投向创新，培育未来增长动力；另一方面，就是为近中期的经济增长提供基础性支撑。这里包括在城镇化、区域均衡发展和基础设施短板等有潜力的方面保持必要的投资强度；在既有产业引进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新技术，实现结构性改造升级；还要释放市场之外的资源和未充分利用资源，如农村建设用地、低空空域开放、公共数据、分布式能源、非常规油气、精准医疗、电动车下乡、养老产业、体育、旅游产业等。
市场机制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这种修复能力来源于萧条期间的市场淘汰、竞争压力下的创新和具有冒险精神、能敏锐把握市场走向的企业家。面对萧条，政府不应反映过度。过度刺激后表面上看经济恢复了，但由于结构的进一步扭曲，紧接着的可能是更大范围、更长时间的萧条，反而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时机。此时，政府应加快转变职能，完善法制的市场环境，保护产权、破除垄断、维护公平竞争；在改善金融环境、强化激励机制、聚集优秀人才等方面积极作为；还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劳动力的流动性和企业退出通道，释放改革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