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狼子野心
“大陆政策”和“满蒙政策”
日本和中国作为东亚的近邻，在很早的时候就有来往，最早可追溯到汉光武帝时期。到唐朝时，两国来往更加频繁。日本经常遣使来唐学习，并由此引发大化改新，日本开始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全面向中国学习。
有些东西可以通过学习来改变，有些东西却没办法改变。中国土地广阔，资源丰富，而日本则地域狭小，资源贫乏，这极大限制了日本的发展。这是自然赋予的条件，是没办法改变的。于是一些日本人的目光开始向外转移，想要扩大日本的领土，增加日本的发展空间。这种想法后来慢慢形成了日本的大陆政策。
大陆政策的雏形，是十六世纪后期丰臣秀吉对朝鲜和中国采取的策略。当时丰臣秀吉打算占领朝鲜和中国，并将都城迁移到中国大陆，以大陆管理整个帝国。那时中国正是明朝时期，国力比日本要强不少，朝鲜则是大明的藩属国。当日本人踏上朝鲜的土地后，大明直接出兵将日本人赶了回去。此后丰臣秀吉病死，日本进入一段两百多年的闭关锁国时期。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明治天皇即位，日本开始改革，才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明治天皇执政初期，便确定了“大陆政策”，要向大陆进行侵略和扩张。侵略方针分为南进和北进两派，支持北进政策的主要是陆军，支持南进政策的主要是海军。北进派主张先侵占朝鲜、中国，然后向北进攻苏联，最后称霸整个亚洲大陆。南进派主张先侵占朝鲜、中国，然后向东南亚扩张，称霸西南太平洋。这两种政策的共同之处，就是要侵占朝鲜和中国，因此侵略中国是其不变的目标。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实力大增，称霸的野心加剧，开始逐渐实施对外扩张的策略。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日本打败大清帝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根据条约，清政府要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虽然后来在德、法、俄三国干涉下，清政府以三千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但日本已对东北三省势在必得，多年来仍处心积虑地想要侵吞东北。这一战让日本得到大量赔款和台湾等战略要地，因此日本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对外侵略的野心也更强了。
1904年，日本和俄国为争夺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利益而爆发战争。虽然清政府声明保持中立，但怎奈战争是在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的，东北人民饱受战乱之苦。战争最终以日本获胜结束，日俄两国于1905年在美国签订《朴茨茅斯和约》，俄国将其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权益让给了日本，同时承认日本在朝鲜享有卓绝的利益。此时日本已经很大程度控制了朝鲜，到1910年，日本完全兼并了朝鲜。
在东北，日本为维护其殖民利益，以保护南满铁路的名义，逼迫清政府同意其在铁路沿线驻军。最初是每五十米驻兵两人，总共六个大队，后来增加到一个师团。俄国占领这个地区时将其定名为“关东州”，日本沿用了这个名字，因此驻扎在这里的部队便被称为关东军。从此日本在东北立足，为后来日本进一步侵略东北提供了条件。
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胜利，让日本获得巨大利益，国力进一步增强，同时其野心也更加膨胀。
1915年，日本向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提出无理的“二十一条”，意图控制山东、南满和蒙古东部的军事、政治、财政等。虽经袁世凯政府的争取，删除了一些条款，但最终签订的《中日民四条约》，还是让日本取得了这三个地区的大部分权益。其中在山东，日本继承了德国的一切权利；在南满，日本得以延长租借地和铁路期限，日本人可以任意居住、往来，经营农工商和租借土地；在蒙古东部，日本人可以与中国人合办农业及附属工业。这样一来，日本在经济层面实现了对满蒙的入侵，接下来就要等待时机进行军事入侵了。
1927年7月25日，日本内阁首相田中义一秘密呈递给昭和天皇一份奏折，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中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这份奏折的核心是，先夺取东北三省及蒙古，这就是所谓的“满蒙政策”，然后再吞食华北，进而占领全中国，以此为跳板，征服世界。
此后，日本军部尤其是关东军中较青壮派军人，更加积极地筹划侵吞东北。当时正值东北军对抗北伐军作战失利，日本欲笼络张作霖，但遭到拒绝。1928年，趁张作霖退回东北，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日本本想趁张作霖之死造成的混乱，出兵占领东北，但张作霖之子张学良联合东北当局稳住了局势。
之后，张学良继承其父执掌东北政权。张学良身负国仇家恨，且面临“东北何去何从”的紧迫问题。经过反复权衡，他最终决定维护国家统一，归顺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摆脱日本的欺凌。但这一决策不仅遭到日本的阻止，东北内部的顽固势力也极力阻挠。最终，张学良冲破重重障碍，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改旗易帜，宣布东北四省（包括热河）归属国民政府。至此，国民政府终于完成了北伐的任务，实现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
“石原构想”
东北易帜打破了日本分裂中国的阴谋，却没有终止其侵吞东北的脚步。
1930年，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日本也深受影响。当时日本政府面临着相当多的困难，比如经费缩减、政府机构改革、军队缩编以及军人退休金的问题等。这些问题让日本内部矛盾重重。日本军方的军国主义思想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的人向政府施压，要求实行对外扩张策略。
日本民间的一些人也认为必须对外扩张，才能解决或缓解日本国内的矛盾。他们觉得最合适的目标便是中国东北，这里距离日本本土近，土地广阔，只要能在这里扎根，便能为日本获取极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很多人移民东北，立志把东北变成日本人的天下。这些人组织成立了“满洲青年联盟”，试图通过舆论来改变日本国内对于满洲问题的认知。
然而此时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的外交政策却是妥协和协调，不主张对外扩张，这种政策被称为“软弱外交”。日本国内的激进派人士对币原外交多有指责。
对于满蒙问题，日本内部的分化很严重，即便是在军方内部，也存在种种分歧。最明显的是日本陆军中央部和驻扎在东北的关东军之间意见不一致。
1931年6月，日本陆军中央部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召集陆军重要人物研究满蒙问题的形势和对策。最后形成了一份《满蒙问题解决方策大纲》，其中规定在未来的一年内要隐忍自重，如果中日双方发生了纠纷，要当作局部问题进行处理。当年8月，日本陆军中央部再次召开会议，研究满蒙问题。这次做出的决议与之前并无太大不同，只是将之前决定的入侵时间1932年，延迟到了1935年。
与此同时关东军参谋部也在对此进行研究，他们却认为满蒙问题必须立即着手解决。关东军之所以如此着急入侵东北，一是因为当年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已经让中日双方产生了足够的对立；二是因为当前世界其他强国都忙于处理国内事务，英国正计划抛弃金本位，美国盛行孤立主义，苏联正谋划建国计划，几大强国均无暇顾及中日冲突；三是因为蒋介石为了“剿共”，抽调了大批东北军入关，导致东北防守空虚。这些原因都让关东军认为入侵东北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关东军方面，主导入侵东北计划的是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九一八事变的计划蓝图，便是石原莞尔绘制的。
石原莞尔从小受到武士道精神熏陶，长大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之后考入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他被派往驻汉口的日军华中派遣队司令部工作，随后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对中国的湖南、四川、上海、南京等地进行考察，搜集了大量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并初步形成了侵略中国大陆的思想。
1928年，石原莞尔担任关东军作战参谋，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阐述入侵中国东北的理论，从而形成了所谓的“石原构想”。这个构想的主要内容就是，一战只是欧洲诸国的决战，并非真正的世界大战，下一次世界大战才会是真正的人类决战，这场决战将会以日本和美国为中心，日本如果要对美国作战，就要立即对中国作战，如果对中国作战，就要先占领满蒙，如此才能恢复日本的繁荣。
1929年7月，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组织了一次“北满参谋旅行”。两人带领关东军参谋们踏遍东北各省，进行实地调查，搜集了相当多的情报。在此过程中，石原莞尔第一次向众参谋阐述了自己的“最终战争论”和“满洲土地无主论”。就连参谋旅行的最高负责人板垣征四郎也认真听取他的讲述。在长春名古屋旅馆，石原莞尔向其他参谋散发了自己撰写的《战争史大观》，其中提出日本唯一的出路就是解决满蒙问题，这将成为日本的根本国策。一路上他还不断阐述自己的理论，他认为要消除当前日本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外扩张，但是大部分日本人还没能理解满蒙问题在战略和经济上的意义。基于这些理论，他制作了一份《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其中提出了解决中国军队、管理东北地区和发展东北经济的具体办法。
板垣征四郎很欣赏他的想法，但是日军参谋本部和陆军部却不支持这样的主张，主要是怕美国和苏联干涉。石原莞尔并不放弃，后来又和板垣征四郎组织了多次参谋旅行，搜集关于东北的情报。他和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等人在满蒙问题方面达成一致，形成了一个地下组织，每次聚会都要讨论如何占领和管理满洲。从1929到1931年的两年时间里，这个以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为核心的组织逐渐制定出了完整的入侵中国东北的计划。
相比于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更注重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他对中国政治人物和民众的心理十分了解，很清楚中国人的弱点在哪里。1931年8月，板垣征四郎在对关东军做战斗动员时说：“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一个自治部落的地区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对民族发展历史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从“大陆政策”到“满蒙政策”再到“石原构想”，最终形成完整的入侵东北的计划，日本入侵中国的思想和理论不断完善，只等时机合适，便要发动侵略战争。
日本为侵略东北所做的军事准备
发动九一八事变前一年，日军已开始为侵略东北做准备。在旅顺、大连的租借地区，日军不断增加兵工厂和仓库的数量和规模；在南满铁路比较大的站点，以建设商用仓库的名义，建设兵营，为增加军事人员做准备；以建立哨所的名义，在铁路沿线的桥梁处设立防御工事，其中设有炮台。在事变临近时，日军的调动十分频繁，武器装备的配备比之前更加充足。为增加士兵斗志，日军在内部不断宣传侵占东三省对日本的好处，以及军人的义务。与此同时，日军还给沈阳附近的日韩侨民发放枪支，组建自卫警团，让侨民在战争爆发后可以保护自身。
为降低东北军的警惕，日军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进行了五十多次演习。到9月份，日军更频繁地进行实弹演习，东北军和百姓们已经习惯了枪炮声。因此当日军炸柳条湖铁路，向北大营发起进攻的时候，沈阳军民想当然地认为日军又在演习了。
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之后，日军加速进行军事上的准备。他们认为进攻沈阳必须有巨炮，于是向陆军中央部申请了两门24厘米口径的榴弹炮，从日本神户用船运到大连港。由于需要保密，因此在布置这两门炮时，日军都穿着中国劳工的衣服作业。当时正是夏天，当地百姓有晚上在外边乘凉的习惯，日军在晚上的作业很难不被发现。于是日军用大箱子把榴弹炮罩起来，谎称是日军高官的灵柩。以修建游泳池的名义，挖了一个直径五米，深一米的坑，作为布置榴弹炮的基础。为了遮蔽施工人员的行动，他们还利用三个晚上的时间做了一个七米高的锌板房。一些好奇的百姓不知道日军在干什么，有时会凑上去看，往往遭到日军的驱赶。中国飞机在上空侦察时，也会被日军用防空武器威胁。为了万无一失，除了炮兵外，日军还教普通陆军士兵如何操作榴弹炮，并在上面做出标记，只要按照标记操作，就能命中目标。等一切都准备好后，日军对外宣称这是阵地高射炮，也就是用来打飞机的。东北军方面感到有些奇怪，于是在附近设了一个观察哨，用来监视日军的行动。
与此同时，东京军事参议官会议通过了“常驻满洲师团设置案”，从日本本土调了一个师团驻扎在南满铁路附属地。南满铁路沿线原本由日军“满铁守备队”负责警卫，其兵力为一个联队，大约相当于一个团。在沿线的各个车站驻扎有中队、分队、小队等，分别相当于连、排、班的编制。铁路上有铁甲车日夜巡逻。租界中驻有日本宪兵和警察，负责维持治安。新的师团进驻后，强占附近民田，加铺铁轨，将原本只是双轨宽度的道基拓展了一丈多。
驻沈阳日军还向东北军提出互相参观学习，并进行联欢活动。其实日军的真实目的是要对东北军驻地进行侦察，为之后开战做准备。但是东北军方面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同意了这次互访活动。东北军方面参加互访的是上尉以上军官，日方是少佐以上军官。日本军官对东北军驻地营房和周围驻地都进行了细致的观察，而当东北军军官参观日军驻地时，却发现到处都贴着“禁入”的字样，大部分地区都不能参观，只能了解大概样貌。东北军并没有因此停止互访。日军则越来越放肆，除了军官以外，还有普通士兵经常以“参观”的名义，组队来北大营闹事。东北军官兵对此都气愤不已，但是上级有不抵抗的命令，旅长王以哲经常告诫下级军官和士兵，不要闹出事来，所以大家只好对日军的各种行为忍气吞声。
1931年8月1日，曾任张作霖顾问的中国通本庄繁代替菱刈隆成为关东军司令。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认为入侵的时机即将到来，于是更加积极地进行军事部署。
8月8日，关东军驻沈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回国，联络军部首脑，游说日本参谋本部对东北出兵。同时，为了给下一步侵略行动制造舆论，关东军在东北继续从各个方面肆意挑衅。
到9月份，关东军方面的部署已基本完成。此时中国内部各派军阀明争暗斗，国民党集中精力对红军进行围剿，政府无暇顾及东北的局势，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认为入侵东北的时机已经成熟。
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九一八事变前几个月，日本在东北极力挑起事端，制造发动事变的借口。
1931年4月，中国人郝永德在日本人的怂恿之下，骗取了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随后私自转租给188名朝鲜人。当时，吉林省政府规定：“凡是雇佣朝鲜人10人以上不满20人者，必须要经过县政府批准；雇佣朝鲜人超过20人，必须经过省政府批准。”所以，郝永德把土地转租给188名朝鲜人的合同是不合法的。
这188名朝鲜人在租用土地之后，为了种植水稻，私自挖掘水渠，截流筑坝。但这一工程损害了下游农民的利益，于是当地农民联合起来告到了省政府。吉林省政府做出批示：“朝侨未经我当局允许，擅入农村，有背公约，令县公署派员同公安警察前往劝止，令朝侨出境。”然而这些朝鲜人背后有日本人撑腰，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不仅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还命令他们必须继续筑坝修渠。这种做法激起了民愤，7月1日，当地200多名农民联合起来，拆除了朝鲜人修筑的水坝。想要找茬的日本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7月2日，日本人派出警察镇压拆除水坝的农民，遭到激烈的反抗。日本人增加了武装警察的数量，保护朝鲜人重新修筑了水坝。
一名朝鲜记者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在报纸上发表在报纸上发表了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的新闻，引起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愤恨。7月3日，日本人在朝鲜挑起了一场惨烈的排华运动。排华运动从仁川开始，随后蔓延到汉城、新义州、平壤等地。其中平壤最为严重，朝鲜人手拿凶器，在大街上见到中国人就杀，还闯到中国人的住处和商店，杀人、抢劫、打砸。据统计，在这次事件中，有1500多名华侨伤亡，损失了大量财产。
排华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有人主张实施报复，以显示中国人民的力量。但是这个主张最终没有获得认可，因为那样只会让朝鲜的无辜民众受害，而日本则可以从中得利，甚至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发动侵略，所以目前只能忍耐。
后来，那名朝鲜记者了解到真相，在报纸上发表了声明，承认自己捏造假新闻。这导致日本人的阴谋败露。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日本人出来道歉并赔偿，中国政府完全有理由追究责任。但是软弱的国民政府却只是派出了一个专员与日本人进行交涉，虽然也提出了一些合理的要求，却没有得到日本人的回应。面对这种情况，政府也没有拿出新的办法，只是继续交涉。直到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政府都没有得到合理的答复。
万宝山事件本是民间普通的用水纠纷，完全可以通过调解妥善解决，日本人却故意扩大矛盾，制造事端。这件事还未平息，又发生了“中村事件”。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大尉中村震太郎，受上级之命，伪装后潜入兴安岭屯垦区从事间谍活动，刺探军情。但是因为行动不够隐秘，中村震太郎和他的同伙被中国屯垦区第三团士兵发现，并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测绘仪器等多种特务活动罪证。调查之后发现，中村震太郎等人确实是间谍，于是第三团团长关玉衡下令将中村震太郎等人枪决。
本来枪毙中村震太郎等人这件事是保密的，日本方面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但是关玉衡有个小妾是日本人，她向朋友透露说自己的丈夫杀了日本人。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关东军耳朵里，于是关东军开始策划如何利用这次事件挑起争端。关东军主张出兵攻占洮索铁路，但是这个建议被币原外相否决，最终还是决定走外交途径解决。
虽然没有用军事手段，但在外交上日本人同样蛮横。中村震太郎的间谍罪人证、物证俱全，受到中国官兵严惩，这是合理合法的。但日本人拒绝认同调查结果，抓住“东北军杀死日本人”这件事情大做文章，强词夺理，污蔑关玉衡团长是因为贪图中村震太郎的钱财而谋财害命。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在与东北军负责人交涉时非常强硬，要求东北当局正式道歉，严惩责任人，还要承诺保证日侨生命财产安全。
7月7日，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到北平与张学良商讨对策。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将关玉衡撤职查办。
日本在交涉中村事件时，不遵照两国的外交程序，不断向东北政府施压，威胁要对华出兵。在日本国内，政府筹集了5万日元的丧葬金，在东京为中村举行隆重的葬礼，大肆宣传中村事件，激起日本人民仇恨中国的情绪。日本政府还将中村事件拍成影片，并在其中介绍了各种东北风俗，引起国民对满蒙的好奇。日本第9师团到处散发传单，传单配有满蒙地图解释日本对满蒙的特权，宣扬满蒙地区关系着日本的国防安全。第12师团在大阪举办满蒙展览，宣扬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等等。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称中村事件是“对日本皇军的进攻”，还称“这是解决满蒙问题的绝好机会”，意图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发动侵略。
之后日本又多次挑起事端，东北形势非常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