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基本理论
当前文学地理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陶礼天[1]
近年来，不少学者认为随着城市化的提速发展，城市文学研究将成为文学研究的主流，而乡村文学研究似乎要退居其次，可能事实会是这样或已经如此。不过，我以为我们的新农村建设也将日新月异，新乡村文学也会日益繁荣。无论是现代化的城市文学还是新的乡村文学，都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对象。
最近读到《新京报书评周刊》的一篇文章，是关于作家马鸣谦刚出版的著作《唐诗洛阳记——千年古都的文学史话》的评介[2]。其中，我比较赞同这样一句话：“曾在洛阳住过的诗人，几乎构成了整个唐代文学史。”（原文的标题）虽然这句话从学术研究的眼光看，也不无夸饰之情，并不完全符合唐代“文学事实”。马鸣谦提到“文学地理”的概念，提到他读过中文译本《伦敦文学地图》《巴黎文学地图》《唐诗的风土》《唐诗岁时记》等，但好像没有关注到我们文学研究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盛况，至少这篇具有报道性质的文章中没有提及。我还发现一些不专门研究文学地理学的学者，对文学地理学还是有些误解或存疑的态度；同时，我以为我们一些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者，包括外国学者，对文学地理学诸多重大问题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理解，当然这是很正常的事；另外，我们在具体的研究之中，也存在一些平面化的现象。
我这里扼要谈谈当前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我想用“加强”“深化”“开展”“推进”这四个动词，谈谈如下四个问题（重点讲讲第一个问题）。
第一，要加强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依据即“人地关系”的研究，尤其是从文学地理学的视域注重创作主体（作家）的研究，因为文学是人学。时光飞逝，大约三十年前，我们在初步思考如何建构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与批评体系的时候，从人文地理学特别是其分支学科文化地理学的学科依据出发，确立了“人地关系”原理，也是把文学地理学建设成为一门学科的理论依据。这里所谓学科，主要是指把文学地理学建构成为一门科学的系统的文学研究的学问。我们当时认识到，有了“人地关系”这条科学原理作为理论基础，文学地理学就能够建成，就能够为研究者所接受，就不会是伪科学，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其后直至今天，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蓬勃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地理学的“人地关系”又有其特殊性，我们应该加强理论与批评实践的探索，更好地予以阐释。
希望大家都来进一步探讨一下文学地理学的人地关系论问题。无论是这里的“人”还是“地”都要向深度开掘。从“人”的角度说，那就是要牢牢把握文学是人学这一“文学事实”，才不至于把文学地理学的“文学”等同于“地理文学”，不能满足于把论文写得犹如旅游指南，或者把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停留在对文学作品中自然的与人文的景观（风景）说明的水平上。显然，文学地理学研究要包括文学作品的地理知识研究，尽管文学知识学也是一门文学研究的专门之学。文学作品的地理知识自然应该包括地点、景观、气候、动植物等，就中国古代诗歌而言，这种研究当然重要，因为这是“诗家之景”（司空图语）。文学地理学的人地关系论，就文学创作过程与作品诠释而言，应该注重审美关系的深入探讨。我们就此可以分析其审美意象、审美经验、审美心理、诗歌情景交融的境界等，但还要进一步思考，如何由此突进文学是人学的研究之中去。我们这里说的文学是人学，是从最一般意义上说的，主要就是指文学是人（作家）的创作，是表达人（人类）的社会生活、人的思想情感和对存在意义的思考等。中国古代儒家诗学讲“诗言志”“诗缘情”“吟咏情性”等，从文学是人学的基本立场出发，才能予以深切理解。凡是以人和社会为研究对象者，概而言之，都可以说是人学，是社会学，而文学、哲学、伦理学等，亦被称为人文学科，但显然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或者社会学科不一样，读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我们无法了解那个时代人们具体是怎么恋爱的，如何劳作的，但通过《诗经》就会把我们带进那个时代的人们生活之中，所以说文学史是人类的精神史、心灵史，同时也是社会生活史。我在这里就是说几句大白话，不是严密的理论界定，如果要科学地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还是很不容易的事。总之，我的意思是说，文学地理学研究，要注意文学是人学的意义，要注意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向度，去开掘深度的人的思想性灵的研究，注意与文学社会学的研究相结合，不能平面化乃至平庸化。
文学地理学的人地关系论，显然具有其独特的与人文地理学的人地关系论有所不同之处，在其“人”与“地”的相互关系中，就其审美过程、创作过程而言，恰恰是“存在即是被感知”（借用英国贝格莱主教的名言）的过程，恰恰是一种王阳明看花的心理认知活动，所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3]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情语”可以扩展到“人学”的广阔内涵上去理解。无论是“写实”的文学还是“理想”的文学（借用王国维的说法），其表现在作品中的地理，就会带有作家主体的认知与情感，常常是蕴含着诗性的、想象的内涵与意义，是一种审美的表现。《文心雕龙·辨骚》篇赞云：“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采烟（云）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其《物色》篇赞云：“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4]如果我们忽略了创作主体的思想世界、性灵深处的探究，我们就很难理解《离骚》这部伟大的作品，也难以切实地把握“文学空间”的意义，不能满足于刘勰所批评的“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那就只能是很浅层次的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唐代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宋代吴仁杰《离骚草木疏》等这样的著作，汉代郑玄《诗谱》、宋代王应麟《诗地理考》等，其所研究的问题与内容，也是文学地理学要研究的内容，但这些著作还不能等同文学地理学，尽管其中包含有重要的文学地理批评思想。
第二，要深化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批评体系的研究。我非常赞同曾大兴教授多次说过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以及关于中国文学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主要是产生于我们中国的本土，尽管我们也借鉴了一些西方学者特别是西方的文化地理学和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资源。何以如此说呢？据我的了解，我们所说的文学地理学，与他们所说的文学地理学有诸多不同。不仅在于他们并没有特别强调并研究文学地理学的人地关系原理，还在于他们把文学地理学更偏向于理解为“地理诗学”，把文学地理学的批评理解为具有地理书写内容或元素的“地理批评”。例如，英国的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说：“文学地理学应该被认为是文学与地理的融合，而不是一面单独的透视或镜子折射或反映的外部世界。同样，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地理景观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揭示了一个包含地理意义、地理经历和地理知识的广泛领域。”[5]在我们看来，这种解释虽力图全面但仍然存在一些逻辑上的问题，因为较为忽略创作主体的审美活动的分析概括。再如，法国的米歇尔·柯罗，他的《文学地理学》新著已有中译本[6]，他在《文学地理学、地理批评与地理诗学》一文中，“提议把对空间的文学再现的分析称作‘地理批评’”，而且说：这才“属于在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地理学需要承担的任务”。因而，按照他的这一思路，自然就逻辑地得出这是“通向一种地理诗学”[7]。我以为，他们这种理论分析确实属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但似乎不能涵盖全部的文学地理学的内容，因为这实际上是偏向于把文学地理学等同于“地理文学”（特别是创作论）的研究，而“地理文学”显然只是文学地理学要研究的其中一类。
第三，要开展文体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诗歌、散文、小说、影视文学等，在具体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上，有诸多的独特性，是否也可以分为叙事的、抒情的与戏剧的文学三大类别进行分别研究。今天正在繁荣兴盛的网络文学，也值得从文学地理学的视域予以诠释。
第四，要推进文学空间研究。文学地理学的文学空间研究，包括“在文学中的空间”和“空间中的文学”研究，而更重要的是文学作品所创作的整个的“艺术世界”及其体现出的精神境界的研究。特别要注意的是文学的“空间描写”，不等于文学空间，法国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似乎探讨的主要是文学的空间书写问题，并由此探究“内心视觉”“灵魂的现象学”意义[8]。这与法国另一位思想家莫里斯·布朗肖所著的《文学空间》一书所言[9]，有一定贯通之处。这与我们所说的文学空间都有所区别。
今天，在我看来，文学理论研究的最大发展，就是文学空间理论和文学空间批评的整体性介入，它已经形成了文学研究的新的理论与批评范式，而文学地理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实际就是一种文学空间理论与批评。因为文学空间，离不开人的地理空间经验的表现。
2022年11月19日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12届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发表时略有删节）
[1] 陶礼天，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 文章的作者为张进。该文载《新京报书评周刊》2022年9月22日。
[3] （明）王守仁：《传习录校释》，萧无陂校释，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59页。
[4]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8、695页。
[5]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
[6] [法]米歇尔·柯罗：《文学地理学》，袁莉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
[7] 文载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编《文化与诗学》2014年第2辑（总第19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29—248页。
[8] [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9] [法]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顾嘉琛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