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宅思想”与“自我意识”的弱化
“御宅”（Otaku）一词最早见于1981年6月日本女小说家新井素子在《综艺》杂志上发表的随笔《我，旅行去了》，文中用“御宅”一词称呼朋友“弘子酱”，是第二人称说法比较早的用例。1983年中森明夫在《漫画布力克》中分三期连载了《“御宅族”的研究》,“御宅”这个词在漫画迷之间普及。[2]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动漫、科幻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输出和迅速蔓延，“御宅”作为外来语成为欧美等语言中的新词语，连同“御宅”文化引起世界各国广泛关注，形成了全球性的文化现象与后现代社会的一种新的思潮。从最初中森明夫的“御宅歧视”到大塚英志对“新人类文化”的重新认识，这种“思想体系”不断演绎，由最初“处于‘御宅’地位的‘新人类’们是不具有叙述它的语言的”[3]，到已经逐步常态化与正统化，甚至可以认为是当今社会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互联网技术普及的日本，在虚构的现实与现实的现实的重构过程中，“御宅文化”也由最初的弱小，逐渐与“全球化”紧密相连，形成了有机系统。作为亚文化的新样态，以“土著文化”和“地方性知识”为标志的宅族现象——“御宅族”的生活方式、人际交往、身份认同等大多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得以完成，“新的‘世间’取代社会，在假想的现实领域中迈出了第一步”[4]。将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一整套系列“宅思想”贯穿于平成年代始终，进入令和时代仍未消失。
作为日语中的一个新词语，“御宅”语义上表示“您的家”，语用上形成了语义场，承袭了日本“间人”文化、“耻感”文化背景下的人与人的交往方式。首先，在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预设了距离，表示对听话者的尊敬，表明交际双方是互不相交的两条线，都是以客观的眼神凝视着对方，还谈不上他们之间的亲疏关系。其次，20世纪80年代日本社会出现了一批以青少年为主体的动漫画迷，他们之间以“御宅”来互相称呼，表达了“请展示你（御宅）的收藏”的言内语用意义，进而衍生了“御宅”的言外之意，我们之间关系不要太接近，你有你的世界，我有我的领地，不交集、不来往。作为伴随动漫文化和快速发展的现代媒介而出现的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御宅族”不区分年龄段，但以青少年为主体，具有比较相同或相近的心理基础和特定的生活方式，最突出的表现是对动画片、漫画、游戏产品及相关文化的极度痴迷，对正常的学习、工作失去兴趣。通过各种媒介，可以不顾一切地，不惜花费大量时间、金钱收集各种喜好的漫画、动画、动漫角色模型，对于参加或组织与其喜好的动漫相关的活动情有独钟。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虽然对于自己沉迷的事物无所不知，希望把想知道的事情尽量记入脑中，以成为某个流行的“玄人”而自我满足，但对其他事情不会主动去接触，麻木或是漠不关心，对于自己分内应该做的事情也是以“素人”姿态对待。因此，他们完全封闭在自己的世界中，非但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没有意义的，反而每天过着很满足的生活。平成年代女作家们敏锐地抓住这一社会现象，全方位书写了“御宅族”的现实生活，呈现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宅思想”。她们从“御宅族”自我意识的弱化着手，在同一性的迷失、肉体冒险的挫折中剖析这一时代人们的精神世界，在迷向与痛中进行暗示与引领。
一 家庭沦丧后的自我意识弱化[5]
西方现代文明的关键词是“主体的生成”[6]，而“日本人被认为缺乏主体性，没有确立自我”[7]。日本传统文化中，主体缺失被客体化。日本人总是介意他人的眼神，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我，各式各样的他者的眼光与评价经常在自己的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自我意识的不确定性导致日本人在重大情况下，缺少判断力，容易出现犹豫、迷惘的倾向，“这种倾向不是缺乏为了决定所需要的判断力，而是从预想行动的结果中产生了不安，预想不安走在前面，这是日本式的‘预先主义’的一种”[8]。这种自我构造与日本的集团意识、“集团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霍夫斯泰德的调查中，日本属于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国家。而战后日本的价值观却被美国强行改变。1946年1月1日，麦克阿瑟迫使裕仁天皇发表《人间宣言》，宣布自己不是神而是人，自我否定其所拥有的神权，并以立法的形式改革天皇制，新宪法取消了天皇总揽国家一切统治权的权力。“人神互换”后，日本人的精神灵魂被抽空，原有的精神支柱被摧毁，效忠天皇的价值取向同时也被击碎，取而代之的是美国人硬性、巧妙置换、植入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大江健三郎回忆说，《终战诏书》播放当天，他们全村的人，包括小孩，都聚集在村长家及周围，听着收音机里传出来的声音。最先听懂的是村长，他走出屋门，流着眼泪跟村里人说日本完了。就在这时，大江的母亲用极低的声音在他耳边悄悄告诉他：“这只是他完了，你将来可以迎来新的人生。”[9]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生活疾苦，又指不上天皇，怎么办？需要新生，需要解放、觉醒，需要努力建构一种新的价值追求，成为新的奋斗动力。恰是这种努力、奋斗的追求精神，使得战后的日本没有一蹶不振，反而以欧美为样板，为方向，努力奋进。随着群体社会的瓦解、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深入，日本进入个性化社会，各项制度也逐步向个体社会过渡，原有的个人我、集团我、家庭我等集团一体化意识被摧毁。两种本质完全不同的社会更替，迫使日本社会进入痛苦的价值观改造时期，导致平成年代日本人的自我意识弱化与迷失。作为“新人类”的新一代青年人，对经济发展简直漠不关心[10],“他们始终都在玩着差异化的游戏”[11],“御宅族”的典型特征是对某一事物的执着与痴迷，表现出“无足轻重”的无名鼠辈与“是个人物”的自己之间的差异，“这是御宅文化内部的一种差异化运动，是‘御宅族’的阶级斗争”[12]。因此，“宅文化”可以看作日本人文化建构的一种突围。
（一）内在家庭生活的丧失
长期定位与短期定位是霍夫斯泰德考察的价值维度之一，研究显示，日本这项指数较高，表明社会成员注重节俭、人际关系和社会教育，将勤俭、谦虚、忍耐和刚毅看成美德。日本人在经济高度发展时期，非常看重长远效应，家庭在人类文化传承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这种文化价值的长期定位对家庭成员的行为和规范具有显著的影响。但转型期出现的新的文化集团“御宅族”，他们的价值取向的长期定位与短期定位不断调和，影响着当下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价值观的形成，第106届芥川奖的获奖者松村荣子在获奖作品《至高圣所》里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探寻。
松村荣子1961年出生于日本静冈县，毕业于筑波大学比较文化专业。1990年发表的《我是辉夜姬》获得海燕新人文学奖，随后发表的《至高圣所》荣获1991年下半期的芥川文学奖。她的作品还有《人鱼的保险》《茶道少主京都出走》等。松村荣子的《至高圣所》里的主人公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御宅族”的特质，这个特质与各自的家庭背景相关联，作者透过小说尝试着分析内在家庭生活的丧失给这群大学校园内的“御宅族”带来的影响。
《至高圣所》以第一人称叙事，作品的叙事者“我”即青山沙月进入大学后，选择加入了矿物研究会学生社团，对矿物研究深感兴趣，经常在学生宿舍的房间里孜孜不倦地敲打石头进行研究。性格沉静、行为规范的沙月和展现出奇特行为的宿舍室友渡边真穗，从最初的格格不入，到相互了解，渐渐地显露出了某些地方的共同点：真穗对与继父之间微妙关系的感受，沙月对以姐姐为中心的家族结构的变化认知，在各自的现实世界中，同样地感受着孤独与落寞。真穗初中时代丧父，大学入学时丧母，曾经一度陷入沉睡，在睡梦中弥补现实的缺憾，更进一步创作了以古希腊阿斯克勒庇俄斯神殿最深处的梦治疗场“至高圣所”为舞台的戏剧剧本，渴望着自己的戏剧能够公演，用戏剧治疗自己无法满足的内心缺失，平复自己心灵的创伤。沙月生活在以美貌的姐姐为中心的家庭之中，姐姐是家族生活的希望，更是“我”的精神寄托，而姐姐结婚怀孕，自己却全然不知，父母也对其忍让默许使沙月无法接受，深陷于被亲人疏远的孤独之中，沙月彻夜难眠深夜来到图书馆门前，在大理石柱下，在这个臆想中的“至高圣所”的所在，祈盼可以治愈自己心灵的创伤。“作者的小说设计很连贯，创作出一个客观坚固的世界是年轻作家走向成熟的道路。”[13]青春的痛苦与迷茫是每一个人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这里描写的大学住宿生们的生活可能是1980年代的东西，但是这个情景映射出亘古不变的青春姿态”[14]。《至高圣所》对主人公的描写呈现出新创办大学校内新生大学生活的明线索，以及各自家庭的暗含线索。图书馆的正面是作品中非常重要的舞台背景，这是巨大的石头建筑物，是无机质的王国，主人公沙月加入了矿务研究会所小组。“仿造筑波大学，以宽大的群落似的大学空间为背景，描绘了女子学生枯燥的生活感觉和悲痛的心灵，让人感受到小说的新鲜度和感性，这个女子学生之所以被吸引，是因为大片琉璃与大理石柱等拥有‘整齐的轮廓和安定的结晶构造’的矿石世界，对深埋人内心深处的庸俗的血肉关系的背叛，明明感受到自己的痛，却又在拒绝中慢慢地感受，着实捕捉到了现代人类痛苦的意识。”[15]这种痛通过隐形线索“不是抓住大学生活的密闭空间，而是涉及登场人物们之间的家族关系，这可以说是作品的宽度和深度”[16]。作者通过明线隐喻书写暗线，表面上写一群大学生的王国生活，实际上探讨了他们自我意识弱化的家庭缘由。
作品的主人公“我”从高中时开始着迷于青金石等矿物质，进入大学后更加沉迷于对各类矿物质的研究。“我”拥有着大家羡慕的“美满”家庭。“我”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姐姐，她有着美丽的容貌和出色的钢琴表演才能，在学校甚至拥有歌迷俱乐部。“我”爱姐姐甚至超出她对自己的爱，而发电所工作的父亲和操持家务不问世事的母亲也因为邻居们对姐姐的赞美而备感欣喜。“大概我的家人全部都是因为爱她而觉得满足。（中略）总之家庭是和平的。餐桌的四个椅子都有人在，即使是发生世界战争我们也会幸福吧。特别是姐姐的椅子很重要。这是因为我们的幸福从外部得到保证的原因是经常听到对姐姐赞美。我们是爱自己的‘姐姐的父亲’‘姐姐的母亲’‘姐姐的妹妹’。”姐姐的成就与成功就是我们最大的骄傲，“我”也事事以姐姐为先，心甘情愿地为姐姐未来的美好前程让路，甚至在关乎自己未来命运的大学选择上都是优先考虑姐姐的利益，“总觉得姐姐也会接受音乐大学。我要考虑家庭开支，于是考虑升学时没有确定方向。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大学理由是因为万一姐姐有了成为钢琴师的可能，我想全面的支持”。对于“我”而言，姐姐具备了“我”并不具备的才能，她是我的精神偶像，对于我们家庭来说，姐姐成功考取音乐大学，让邻居羡慕就是最大的家庭价值，即便舍弃作为妹妹的“我”的未来也没关系。“我”单纯而无私地崇拜着姐姐，时刻准备着为家庭的利益做出牺牲，因此当姐姐没有考上音乐大学而随便找了一份工作时，“我”极为震惊。“姐姐没有考上音乐大学。于是突然说她不去上大学了。一次考不上大学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会成为钢琴家的，只为了成为钢琴老师毁掉妹妹的前途，上大学是没有意义的。母亲和我，恐怕连父亲也目瞪口呆。这看似是为妹妹着想的发言对我们来说是荒唐的背叛。她随意在邻县找个保养所的工作。她不仅抛弃了父母，甚至连我都抛弃了。”[17]于“我”而言，姐姐没有去音乐大学就想去工作也无所谓，只是以“为了妹妹”为借口，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容许。如果说这是“我”第一次因姐姐的曲解与背叛而感到委屈失落，那么“我”大学暑假回家，听到姐姐结婚怀孕而父母也默许了的消息时，所感受到的就是愤怒了。“那不是我所知道的姐姐，仿佛也不是熟悉的父亲和母亲。感觉像是隔着幕布偷窥别人的家庭一样。我上大学期间，姐姐悄悄地把父母带到一个地方游玩。三人结伙只有我被疏远在外，现在如果对这个婴儿的诞生不满就不能成为他们的伙伴。但是为什么我要卑躬屈膝地向他们献媚呢。”[18]“我”真的受到打击，曾经属于“我”，仅属于“我”的姐姐背叛了“我”，离“我”而去，爸爸妈妈也像是她的同盟，曾属于“我”的家庭坍塌崩溃，“我”在内心世界成了“弃儿”。坚守家庭的“我”失去了精神支柱，“家庭”分崩离析，巨大的失落感使我焦躁不安，从不失眠的我竟然三天无眠，“像真穗戏剧中的国主那样。想睡觉时感受到噩梦带给他的苦恼。”[19]
（二）外在家庭生活的丧失
渡边真穗的登场方式极为特别，第一次出场就是大学报到迟到两周突然出现在宿舍里，并且对一切不闻不问，倒头大睡，从星期二睡到星期五。不仅其外貌与“我”的想象相差甚远，病态的消瘦、黑色的短发，“随意穿着男士大衬衫，别说大小姐了有点像空腹流浪汉的样子，从衬衫的下摆露出木棒般的腿”[20]。其行为更是让沙月极为困惑：搬入宿舍大批的家用电器、化产品，几乎与入舍同时，她开始参加新闻会、志愿者和剧团的活动。刚开始的时候“我”不问，却也逐一把各项活动向“我”汇报，参加多个活动的结果是她的生活超繁忙。真穗使我备感困惑，“我们没有共同点，如果兴趣的方向不同，思考方法就不同，行动方式更是南辕北辙”。同一空间的两个人总是擦肩而过，彼此对对方都没有指责，也毫不关心，甚至彼此都放弃了交流。
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穗的种种格格不入渐渐有了答案：初中时代她的亲生父亲就去世了，刚考上大学准备报道时母亲也离世了，原本温馨的家庭生活荡然无存。之后每周，她都穿上与平时不相符合的裙子并且化妆去见继父。“用心打扮？啊，是这样。这是作为女儿的舞台衣服。”[21]她通过这种方式想去寻觅一个让她安心、温暖的家庭，即使是每周不辞辛苦地从学校回到东京的家，去见毫无血缘关系的继父。
“家庭本质上的机能就是养育孩子，实现家庭成员精神上的安定。”[22]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家庭是建立最亲密人际关系，孕育最浓厚情感的场所。而家庭的缺失是人类最难以承受的痛苦，对于坚强的真穗来说，尽管没有在任何人面前表现出悲伤，却仍然希望找到可以治愈自己的地方。在现实的世界中无法得到，就要在幻想的世界中寻找答案。真穗废寝忘食地创作了自己的剧本，千方百计地渴望自己悉心创作的剧本能够在大学校庆时公演，却遭遇了重重障碍，以失败告终。真穗备受打击，“校庆之后的真穗似乎一如既往地行动着，却好像缺乏生机，不像从前那样巧言善辩，和朋友们交谈时被动草率的态度很明显。可能因为戏剧没能上演很受影响。我非常清楚她到底有多努力。那对她来说不是简单的戏剧而是起到像是精神治疗的作用”。剧本失败，和学长的爱情没有结果，“我”以为她会哭泣，然而真穗却没有哭。所谓泄气不是悲伤叹气，也不是抽出身体的力量，“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失去全部力气。而且这是比悲伤叹气更危险的状态。“每周都回家的真穗，现在生活上张弛有度，倒不如说是为了把精力放在有必要的事情上。但是如果回去也是笑得很勉强，刚刚回来的她脸色也是土色，看起来不健康。”忍受着巨大不幸的真穗“像摔倒似的倒在床上，蒙上被子。就这样大概要睡吧。又是几晚不会醒吧。因为睡觉之外是不能被治愈的”[23]。
（三）寻找精神的寄托之所
“至高圣所”一词来源于古希腊神话故事，它是阿斯克勒庇俄斯治疗患者的地方。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儿子，他怀着拯救全人类的崇高志愿，经常在荒山野林考察动植物，寻求防治疾病的药物，他以医术精深闻名。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神殿也是其治疗的场所，他在这里进行外科疗法和温泉疗法，而在神殿最深处则是实施梦疗的“至高圣所”。在“至高圣所”中，病人在圣廊中睡觉做梦时，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医术就会传送到病人身上为其治病。[24]松村荣子将至高圣所作为其小说的名字，本身寓意就非常明显：现代病疗愈需要一个至高圣所，需要睡梦，需要停下脚步，需要在理想中寻找人生坐标，需要静下心来自我定位。因为睡眠是婴儿最初的生命形态，在母亲的子宫中沉睡时的安全温暖的记忆成为每一个人最初的生命体验，“在梦中有神的告知，睡眠让我好像死了一次又重新恢复健康的身体”[25]。真穗在遭遇每一次重大挫折时选择沉睡正仿佛是回到了母亲的子宫，在漫长的睡眠中获得安全，也获得再次重生、成长的勇气。隐喻了当今社会因缺失来自母亲、母性的安全感而导致自我意识的弱化。
如果真穗所创作的剧本中的“至高圣所”是其内在家庭向往，那么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大学校园中图书馆前的大理石柱围成的“至高圣所”对于“我”来说就是外在的精神寄托。美国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认为，“艺术品就是情感的形式或是能够将内在情感系统地呈现出来供我们认识的形式”[26]。“我”在图书馆门前的大理石柱下有了困意，是因为大理石的质感与青金石一样，是一切都拥有分明的轮廓和稳定的结晶构造的矿石世界。稳定的结晶构造不会改变，犹如“我”心中向往的家庭结构，只有稳定不会发生变故的家庭才能带给我安稳。
在真穗创作的剧本中，患病的国主和对人生烦恼不已的女儿在阿斯克勒庇俄斯神殿前相遇了。国主曾经为了权力不得不抛弃了自己的女儿，现在他拥有了让国家富裕、现世幸福的能力，但每夜都做着与过去有关的奇怪的噩梦。女儿艰难地度过了贫穷艰辛的少女期，好不容易找到了幸福，即将结婚之际，未婚夫却在婚礼前夜去世，女儿对自己的命运无限担忧。他们都想在神殿的至高圣所中得到治愈，然而却被至高圣所拒之门外。开始来求医的两个人都沉浸在各自的悲伤中，彼此并不关联，当他们因被拒绝而绝望，打算离开的时候，没有关联的各自独白终于转化成对话。最终他们领悟到彼此是亲子关系，彼此互为病根，终于他们相互交流、谅解，彼此的噩梦被治愈，迎来了大团圆的结局。
真穗与“我”也恰如其剧本中的父女两人，从彼此互不关联到最终对家庭的向往，奇妙地联系在一起，“不管那是什么样的人，那个人在我眼前做料理的那一刹那，会产生无条件的信赖感是为什么呢？我们总是在挨饿吗？比起说一句华丽的话，在和晚餐风情相适合的餐桌前，我感到我的心一直和真穗互相依偎着。在她醒的那天给她做三明治的夜晚，真穗也是这样依偎着我的心情吧”[27]。亲人般的相互关爱使两颗受伤的少女之心得到慰藉，“爱是人类交流最自然的情感与最原始的情愫，爱是生命起航的起点，是重构自我、重新开始生活的起点”[28]。在与家庭的解离中认识自我，又在对家庭的向往中重新构建自我，不断探索成长之路。
“一个小说表现的现实，即它对现实的幻觉，它使读者产生一种仿佛在阅读生活本身的效果，并不必然是也不主要是在环境上、细节上或日常事务上的现实。”[29]松村荣子展现给我们的是性格迥异的两个人——青山沙月与渡边真穗在同一个宿舍里生活的故事。真穗和“我”在遭受挫折后，努力摆脱困境，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独立的个体应该具有自我的主题精神和价值。在成长的漫漫征途上“就是不断探寻自己。在哀悼自己已然丧失的东西的同时，又增添了对世界新的认知。并由此下定要在现世好好活下去的决心”[30]。过程中免不了伴随着伤痛，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成长的过程中，女性开始构建自我，真正成长为精神有所寄托的独立个体。现实生活如同干燥的矿物质，需要“我左手戴着军用手套，右手握着铁锤”,“敲着、看着、触摸着，也许能模糊地看出来，这不是石英可能是方解石。即使多次看图鉴不摸到实物的话也是没有意义的”[31]。人人都应当是“石头鉴赏公主”，希望现代人“在睡眠外被治愈”，这说明现代社会人的自我意识弱化的原因在于离开现实社会太久了，需要接触现实社会，游离、“宅”、放弃交流都只会导致无尽的自我意识弱化。小说最后给出了答案——“真穗睡眠之外的治疗失败了，不管怎样都要进入神殿的门，必须到至高圣所”。现代社会的至高圣所是图书馆，是大学。“在广场亮光处，岩石背后池塘边缘处坐下。正对面是图书馆，右手边是讲堂，左手边是理学部的楼，脚下是斑岩石的石阶。它们沾上夜里的露水放出更加寒冷的光芒。图书馆圆柱下是曲缓的铺成扇状的石阶。我眺望着青白色的风景很长时间。虽然皮肤像结冰一样寒冷却让人感觉心情舒畅。”[32]
二 身体交换中的自我意识弱化
近代以来，日本社会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男女社会分工模式，按照霍夫斯泰德的调查结论，日本社会男性气质指数达到95，是比较符合现实的。平成时期开始进入个性化社会，女性纷纷从家庭走向职场，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摆脱男性的束缚，是否现实与可行，女作家在不断的探讨中。大道珠贵的《咸味兜风》2002年获得第128届芥川奖。大道珠贵，1966年4月生于福冈县，2000年以小说《裸》获第30届九州艺术节文学奖，完成了作为小说家的出道，2005年又凭借《伤口上的伏特加》获第15届文化村德马戈文学奖。其代表作品有《离经叛道的孩子》《裸》《甲鱼》《忧郁的草莓》《准日本小姐热海》等。大道珠贵多以博多方言进行写作。《咸味兜风》描写了34岁的小镇女子美惠追星失败后，以算计、报恩为目的与老人同居，期望通过身体交换获得利益，获得生存。小说“完整地描写了人和人际关系”，主人公美惠由开始与小镇明星游先生身体交往的倒贴到与老男人九十九交往的盈利的转变，显现了平成年代中期“御宅族”边缘人、社会底层人的自我意识从无目的到有目的弱化的转变。
（一）性表达的主体符号化
“1983年前后是‘御宅族’成立的时期，理由之一是性表达发生了变化。”[33]20世纪80年代，性表达的变化体现为“性表达出现了符号化的现象；性表达的主体开始转移到的女性一方，与此同时，性中的性别出现摇摆；性与自我意识的背离”[34]。美惠与游先生与九十九的性交往有着不同的含义：与游先生的性活动是美惠身体符号的“宅”的内涵显露，满足自己对美，对异性的盲目追求的欲望，在与之性的互动中，确立自己的女性身份，但却失去了自我意识。凡是游先生喜欢做的事情，美惠是没有条件的，具有与其年龄极为不符的盲目与冲动，甚至生活在幻想中，期盼与游先生的第三次乃至第N次的身体交往。“不可能，不可能，尽管心里知道，但却还是不能死心。只要自己有这么个决心，总感到与游先生还会有缘分。”[35]其实美惠一直生活在幻想世界里，因为只有在想象的世界里满足了某种虚荣心，甚至是所谓的对异性的爱，这是精神层面的追求，具有虚幻性，并以此来对抗对嫂子“虎牙妞”的种种不满。而与九十九的身体交往源于生存的需要，九十九有钱，可以满足美惠的物质生活需要，美惠不用再去打零工，可以去看游先生的太宰治“无赖派”以及“樋口一叶戏剧”的演出，求得与游先生见上一面，与九十九的交往过程充满了算计与应付，处处有游先生的影子。游先生、九十九是美惠身体符号所指的两个层面：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对于“御宅族”来说，只要解决了现实世界的生存问题，其他的问题他们并不介意。他们只顾精神世界的虚幻与痴迷，甚至达到了忘我。同样是身体符号的能指形式，但表达的所指具有了双重性，体现了“御宅族”虚幻身份与现实身份的矛盾与冲突。
如果说此时的“御宅族”迷恋于动漫与网络游戏，美惠所居住的海边小镇，还没有那么与时俱进。简陋住处二楼哥嫂夜里的“翻云覆雨”导致了美惠“每天夜里的耳热心跳地痛苦万状”和“精神恍惚”。因此，对地方杂志上刊载的游先生小剧团的小广告产生了兴趣，看到游先生的照片心跳不已，开始了追星的历程。首先进入小剧团当临时工，寻找机会接近男演员，果真如愿以偿，并与游先生发生了两次性的交往。第一次因为“他对我来说，是在云端之上，不，起码是在屋顶之上，是憧憬已久的大明星”，因此，美惠将处女的贞操献给了游先生，尽管在性爱的三十分钟光景里，做爱技巧笨拙，“我果然是不称他意的”，但是，对美惠来说游先生是“我的第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太令我兴奋了，我只想着独自一味地享受着他的恩泽，陶醉在温柔乡中”。美惠是剧团的临时工，作为追星族，跟大明星有染，明知根本不会有什么结果，但还是“认为做得有价值，以后即使没有男人也无关紧要”。美惠在与明星的身体交往中，带有极强的主动性，完事以后，“下人似的殷勤地为游先生将鞋摆好，直至最后都沉醉在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之中”。将自己活生生的身体符号化，实现了自己追星的梦想，只顾过程，不关心结果，自我陶醉在幸福感爆满的世界里。应当说，这种满足是美惠在现实的虚拟世界里发明了自导自演的其他装置，“通过礼仪”试图达到社会化的愿望。“通过礼仪”从此前的“场域”“现实”中摆脱出来，成为一个大人的必经之路。她缺乏一个摆脱的现在或现实，因此，美惠必须恢复现实感，通过身体消费的实验，创造了一个达到目标后的新的自我形象。
第二次与游先生在一起，是在他闹离婚、经济比较落魄之际，他用电话将美惠约到小旅馆见面，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解决吃饭问题，“一看到我他也不打招呼，眼睛只盯着我手里的寿司”。美惠在与游先生完成第二次云雨之欢后，兴奋地觉得自己捡到了什么了不起的宝贝。其实，这次只不过是游先生让美惠填补自己离婚的寂寞空缺而已，根本谈不上身体交换的对等，美惠始终处于单向性的。很快，这位男明星随着身价的提高，不断地更换女友，“那个女孩子不在了，马上就会有别的女孩子补缺，而且一个接一个地连绵不断。当然，那些女孩子也是一个一个地由崇敬到主动献身，最后也都逃不了被一脚踢开的命运”。在美惠预设的现实的虚构世界里，把游先生的身体作为了假想的性爱对象，之所以假想为游先生，是因为“大城市的明星是可望不可即的，游先生是小地方的演员，努力一把也许是有希望的”。美惠将游先生的身体当作一个符号，“近到他的身边，看上一眼，嗅一下他身上的气息就心满意足了”。抱着能与游先生“相爱，哪怕一回，则更是此生足矣”，这样的幻想，离开了自己的故乡，来到了游先生的小剧团打工。与一般的“御宅族”一样，收集了关于游先生“有自己的住所，却经常在剧团同事家、便宜的小旅馆里甚至公园的长椅上过夜”[36]的详细资料，然后付诸行动，虚构世界现实化，经过努力，在剧团后面小路上的一家小旅馆里，将自己的处女之身献给了游先生。游先生的身体就是一个符号，或许之前看到的杂志上是别的什么先生，那么与美惠发生性关系的就是其他的什么先生了。美惠就是要将由哥嫂的做爱声勾起的性欲望付诸行动，将虚拟世界现实化。因此，游先生的身体在美惠的世界被符号化。“如何从偶像身上挖掘身体性的方法问题，为了适应假象现实化的环境，偶像们被强行要求其身体的假象现实化。”[37]美惠为游先生支付小旅馆的费用、寿司费用，如同购买了一本漫画杂志，在消费游先生的身体。如同“御宅族”迷恋自己的喜好一样，美惠喜欢游先生的身体，喜欢他的长相，喜欢他喜欢音乐的样子。关注游先生都与哪些女孩睡了，什么时候离婚，与出演樋口一叶的戏剧女演员结婚等信息。美惠更多的是期待与游先生的身体交往，即便与九十九进行性交时，她都会想起游先生。“世界朝着虚拟世界的方向发展并被重新认识，确切地说，人们按照世界由符号堆积而成的看法来构筑现实世界，就像现实由信息设计而成的一样。”[38]美惠对待游先生的这个身体符号，是虚构世界现实化的实践，如同宫崎勤连环杀人一样，在现实世界中体验、享受幻想世界的精神追求。
美惠与九十九的身体交往则是现实版的符号身体。生活在日本的后现代社会的美惠，虽然在高中时有过被高年级男生猥亵的经历，但没有性生活的经历。高中毕业不想考大学，直接在鱼糕场工作。尽管在游先生小剧场的临时工、百货店的熟食柜台、百货店的牛肉盖浇饭店工作，还是欠下了九十九30万日元外债。为了活下去不得不与又老又丑的九十九同居，通过身体、性的交换，维持生计。只要活着就行，是“御宅族”的现实世界的物质追求。当美惠与九十九同居后，辞掉了百货店的牛肉盖浇饭店的工作，很容易获得她想要的生活。即便已经同意与九十九同居，美惠内心仍然惦记着游先生。“御宅族”的精神追求不会受制于现实社会，他们的喜怒哀乐随着感觉走。34岁的美惠按照日本传统观念，也该真正成家、为人妻为人母了，但追星的美惠很显然不是这样想的。“御宅族”对现实生活要求很低，只要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她们的“自我实现”与“自食其力”是在寻求主体到彻底拒绝主体中完成的。美惠与九十九同住在一个小镇上，认识了三十多年，“交往才短短两年”,“对他的印象却实在是十分淡薄，即使是现在坐在他的车里，看着他的脸，也还是感到非常的生分和陌生。而且不管与他在一起多少次，这种陌生的感觉总不能消失”[39]。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感情的交集，美惠与他在一起时，并非心甘情愿，缺少了像与游先生交往时的主动性。“我们在一起睡过觉，但那算不算男女之间的相爱，我至今没弄明白”[40]，之所以还能保持这种身体的交往，主要是因为九十九是个好人，“给了人帮助也不求什么回报。有事情去找他，他是有求必应”[41]。即使要与九十九在一起生活了，九十九给予了美惠极为宽松“什么也不管不问”[42]的好日子，并将以美惠实名开的账户存折交给了美惠，但“月亮升了起来，我凝视着躺在身边的九十九那张老脸，我知道我在演戏”[43]。原本居住在同一小镇的老少两人，美惠为了生存需求委身于与她父亲年龄相仿的窝囊、善良的男人，只是为了满足生物体存活的需求，而生理需求、精神需求在九十九这里是没有办法得到了。在高度发达的日本社会，或许生物体的存活是第一位的，而生理需求、精神需求是第二位的。美惠在第一需求里灵魂是一个空壳，灵魂早已出窍，她不可能像以前的同学那样，“他们都已经成家立业，成了体格魁梧的父亲，或是操劳家务的母亲”[44]。也不能向扮演樋口一叶的女演员借钱，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是靠借钱维持生计，靠出卖身体、赖账而过上不劳而获的生活。她希望全力以赴地拒绝“成为主体”的压抑，渴望“自己就是自己”，这是典型的当代“御宅族”的生存逻辑。
对于美惠来说，无论是在满足生存需求的九十九那里，还是在满足生理需求、精神需求的游先生那里，主体都是残缺的。随着对其两重性需求的追求，主体意识愈发走向弱化。“对主体世界来说，社会世界的结构与文化的变化，比世代交替的步伐要快。在个体的生命历程当中，社会世界不再是稳定不变的。这对身份认同的模式与主体形式带来深远的影响。”[45]平成年代的日本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由“内心世界”而产生的自我的性的身体意识也被发现，“无论其表达主体是男性还是女性，对性的身体的注视逐渐从作品中消失。性表达本身变得多余，与性相纠缠的主题已不成立，只是作为符号为人们描绘而已”[46]。美惠34岁还在追星，关于作为女性如何以“自然人”的状态生存、生活，美惠其实并不知道。但受到这一时期“宅文化”思想的影响，美惠具有了典型的“宅族”的思维方式。“作为近代终点的1980年代里，我们彻底地延迟了无论男女的‘成熟’，我们生存于由此产生的一种时间差中。从人那里寻求‘主体’的强大的社会力量正相对地弱化。”[47]这也是“御宅文化”与日本文化传统切断的地方。
都市作为符号发生了变化，为适应这个变化，美惠被要求发生“变化”，身体符号化。“1980年代的消费社会时代的重心从作为使用价值的‘物’转移到符号价值支撑的‘物’的方面。”[48]对于游先生、九十九，美惠的身体交往无论是身体本身还是交往行为都变成了一个符号，符号的意义与所指跟能指、符号的主体没有必然的联系，后现代社会，人们更多地关注符号的所指，符号的能指以及符号主体被弱化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当然拥有符号的主体——人的主体意识弱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受“宅思想”影响，人们根本不关注符号的提供主体，更多地关注符号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的最大化，根本不关心符号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相同原理构成，御宅族对虚构世界的过度阐释，他们认为虚构世界是在与现实世界相同的结构中形成的，他们在物语消费过程中，看到作品情节背后存在的与现实相同的整合性以及有序的‘世界’，读出了创作者还没有开始构筑的深层次的东西。”[49]女性的身体、女性本身符号化之后的主体价值被忽略，无论是在女性自身还是他者的思维逻辑中，都迷失了自我与他我，“我是谁”“你是谁”统统被束之高阁。美惠的身体在自我理想与理想的自我之间符号化，如同“战斗美少女”一样，“除了巨大乳房以外，所有主体性缺失”[50]，她在游先生的虚构世界与九十九的现实世界的穿梭中主体性被弱化、被消解。
（二）身体交换与各取所取
“御宅族”迫于社会压力与自我封闭，擅长逃避现实生活。许多令御宅族沉迷的东西实际上都是社会上的流行事物，包括电脑和偶像组合。但真正造就御宅的其实是他在某一领域投入的巨大精力和时间。他们的“狂热”始于视觉。美惠对游先生的迷恋始于地方杂志上对游先生小剧团的画报。首先通过媒介产生幻觉，然后付诸行动。“御宅族”具有很强的自我务实性。美惠在30岁时开始追星游先生，初衷很简单，一方面为脱离高中时自己就不喜欢的“虎牙妞”成了自己的嫂子，不愿与她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为自己提供一个离开家去大一点小镇的理由；另一方面妒忌哥嫂们夜里肆无忌惮的“大呼小叫”，对已经30岁却还是处女身的一种自我逃避，当然，也可能是要避开小镇人们的闲言碎语。“御宅族”最大的一个改变恐怕是为了寻找自我缺失的东西而进行空间的移动，“存在着希望在日常秩序的压力中解放出来的被压抑的愿望”[51]。美惠一人来到比自己家乡稍微大一点的小镇，目的很简单，就是接触游先生，因此也不会因为当游先生小剧团的临时工而计较工资的多少。通过种种努力与游先生建立了联系之后，毫不犹豫、不计较小旅馆费用的支付，就与游先生发生了性关系，将自己的处女贞操献给了他的“偶像”。她所想要的并非出卖身体来换取金钱与物质，她觉得只要能与游先生见面，哪怕是一次的性接触都是她莫大的快乐。这是她来到这个小镇的目的，实现了她追求明星的愿望，这是她生理需求与精神需求的满足。虽然美惠知道游先生有多个女性朋友，但她也不计较，或者说她根本就没有计较的资本，卑微地付出身体与金钱。明知游先生“身上那股纨绔子弟哥的秉性，是永远改不了”；明知“我进不了他们的圈子，但心里则是自己能跟自己说话的”；明知自己被玩弄，却又心安理得。“御宅族”只在乎与关心自己的感受，即使被抛弃也“并不恨他”。美惠完全封闭在自己的世界中，且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没有意义的，每天过着很满足的生活。
游先生与美惠的往来也是各取所取的。所谓的明星，无非通过身体赚取物质利益，利用美惠追星的狂热，一方面消费美惠的身体，另一方面还要算计美惠可怜的钱包，结账时装作系鞋带巧妙地让美惠付小旅馆的房费。甚至“第二次与他在一起时，那天他在浴室里仔细洗了身子，连指甲缝都仔细地洗过，还用毛巾擦了好几次身体。看来他是好久没洗澡了”。原来打电话约美惠来小旅馆，是为了洗澡，为了美惠手里的饭团。美惠心知肚明，但还是很感谢游先生，“上帝又给了我第二次机会，云雨之间，我只感到像捡到了什么宝贝似的”。而对此，游先生无动于衷，与美惠的两次性事，加起来共四十分钟，都是在剧团后面的小旅馆进行的，其目的只是让美惠“替他出一半的旅馆费”。而与美惠的身体之欢，转身就忘了，“那以后游先生便疏远我了。他知道即使疏远了我，我也会去追他的”[52]。仗着自己明星的身份与招牌骗取数位女孩的身体与钱财，利用女孩对他的崇敬、主动献身，满足身体需求与物质需求之后将她们统统一脚踢开。
他们之间的需求虽然都是通过身体交换而实现的，但他们的索取与目的是截然不同的，这对执迷不悟的“御宅族”来说是不公平的。美惠远离家乡卑微地通过做临时工来维持生活，在有限的收入里还要被游先生剥削去，为了追星，为了生理与心理的需求付出了靠向九十九借钱度日的代价；而游先生达到无耻的状态，消费着美惠的精神世界与身体。在利益天平上是不平衡的，但是作为“御宅族”的美惠根本不计较其对等性，或者说作为弱势根本没有资格谈对等。游先生根本不在意美惠对他付出的身体、经费与情感，获取对于他是司空见惯之事，充其量送给美惠亲笔签名的彩色纪念纸，“龙飞凤舞的笔迹，有些怪异，又有些装模作样”[53]。
在这不公平的交易中，美惠与游先生的身体交往是冲动与盲从的，自从来到小镇找游先生那一刻起，就在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顺从与卑微中度过，没有任何的主体意识而言；而美惠与九十九的身体交往同样是被动的，为了偿还欠下的三十万元，为了不劳而获的生存，她选择了一个最经济、最现实的捷径——用身体交换物质，用身体抹平债务。此时身体是主角，主体意识被弱化与抹杀。
（三）身体交换与“扭曲”的人际关系
“‘御宅族’以各式各样的形式从‘保守’中发现了自己存在的场所”[54]，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正在冲破日本的传统。这也可以视作“宅文化”诞生后社会底层人、边缘人的人际关系对日本传统文化中“务实”的显现与明晰化。宅文化背景下，“间人文化”的距离感、耻感被“务实”所超越。如果说战后日本为了追赶欧美，励志图强发展本国经济，在经历了高度发展之后，整个日本出现了疲惫感、满足感，一度懈怠、颓废也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但其后爆发的经济危机，将这种颓废与懈怠蔓延到社会各个阶层，在摧毁不给别人添麻烦、自我努力与拼搏的“阿信精神”“排球女将精神”的同时，催生了身体交换与扭曲的人际关系。这一代人生活在电脑展示的假想的现实世界里，建构了一种扭曲的、追求身体感觉的、最为经济的人际关系，其中一些有关传统的道德、伦理被去势，看似有悖常理，实则又有了后现代意味的某种合理性。这也表现出作者的一种探寻与思考，大道珠贵把这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命题抛给了阅读者。正如大道珠贵所说的那样，“《咸味兜风》的主人公美惠可能有点普通。普通之处在于她活了三十多年，认识到了人为什么在经历了内疚、自卑等之后会变得圆滑，觉得自己变成了能够柔和地包容别人的女性。但是她虽说如此也不会依靠谁和对方走到一起。如果依靠别人可能会轻松，但是会一直觉得空虚，最终走上歧路”[55]。美惠与游先生、九十九身体交换中建构得极为扭曲的人际关系，挑战了日本传统的人际关系底线，建构了具有“御宅族思想”的人际关系图谱。“小说将有钱而其貌不扬的六旬老人的外貌描写和三十多岁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巧妙地啮合在一起，两人上演了算计与纯洁、厚颜与真心的戏剧。”[56]后现代背景下，这种放大了的“对依赖心理的偏爱”[57]，其实已经突破日本传统的“人情”与“义理观”。日本传统意义上的“义理”关系，按照土居健郎的说法是“受恩惠构成‘义理’关系的一个重要契机，人在受恩惠时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负债感，而‘义理’则是借此机缘发展期间相互扶助关系”[58]。我们看一下《咸味兜风》中美惠与九十九、哥哥与嫂子、游先生以及游先生与数位女演员的人际关系。
美惠与九十九的关系是“人情”“义理”的利益化、现实化体现。九十九是“百分之百的好人，给了人帮助也不求什么回报。有事找他，他是有求必应。借给别人钱从不计利息”，同时还不记账。美惠的父亲、哥哥、美惠本人都向九十九借过钱，小到五千、一万日元，大到几十万日元不等。九十九被美惠的父亲称为“好人、任人欺诈、无动于衷的大傻瓜”。但美惠最初对九十九的印象还不错，“他的名字十分响亮，叫作英雄”，也“绝不是什么傻瓜”，却有着人原初的善良、本真，对于钱等物质利益并不那么的在意，很乐于助人，不求回报。“作为一个商人，他当然不具备任何素质”，这个素质就是商人的唯利是图，是算计与欺诈。“九十九”虽然是姓，但也隐喻了作者的期待：作为一个自然人，就应该像九十九那样，不计较、顺其自然，适应环境的改变而保持人性中的本真与善良，虽然九十九其貌不扬，老、丑、窝囊，却反衬出九十九隐藏在背后的美，之所以没给他设定为姓“一百”，原因恐怕就在于此。表面上看，九十九很窝囊，老婆和姘头一起出现在他的面前竟然无动于衷，是一个地道的“无用的人”。[59]大道珠贵十九岁时就阅读了太宰治的《人间失格》，受其影响，产生了“已经不能相信活着的人”的心态。大道珠贵书写了《人间失格》太宰治说的“没用的人”，她确信“人世间不仅有，而且有很多这样的人”[60]。对于美惠来说，九十九是一个表面上没用实际可以解决美惠生存问题最为有用的人。在美惠的情感世界里没有九十九的位置，也谈不上什么爱与不爱，对于美惠来说九十九是局外人。“宅思想”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混淆了，传统意义上人际关系划分的标准与界限，即人与人之间的“情”的比例、因素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某些“实用”与“现实”的成分逐渐增多。由于“宅”与专注于某一种自己喜爱的事物，身体与精神过于集中，往往忽略传统的人际关系处理的原则与底线，变得很实用。这种想法与做法突破了地域、民族的底线，人性的惰性所致变得雷同与均质，无所谓局外人与没有用的人了。网络化、信息化时代，技术+文化解决问题的方式前所未有，有用、无用的界限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结构性与中心化，“御宅族”的这些变化式的互动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着人们对世界的看法。
美惠与游先生是身体交换的关系。这种交换关系背后体现了交换者的交换目的、交换商品的非等价性、交换者的不平等性。这宗交易中，凸显出“御宅族”游走于现实世界、媒介世界与虚拟世界，表达了对爱的渴望、对爱的追求，体现出人际交往的扭曲、错序与不平衡性。所不同的是，美惠的这种追求超越了理性，超越了世俗，大胆而又肆无忌惮，不计后果，不算计物质的得失。“御宅族”其实生活在介于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媒介世界里，既有挣脱现实世界的逃离，又有通过漫画等间接环境的间接体验来认知现实世界，自认为“印象”构成的媒介世界就是社会现实，“御宅族”对事物结果的判断是基于虚拟环境、媒介环境的扩张式认知，具有一定的煽动力。“如二战期间，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的媒介，清一色地宣传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让多少民众心甘情愿地充当了炮灰。”[61]美惠年过三十，但追星热度未减，可以无所顾忌地与游先生进行身体交往，享受着精神追求的快感。这种交往，美惠与游先生是不对等的。美惠享受的是画报宣传的那个男明星的身体，无论怎样付出，她都觉得值得，小旅馆费用、餐费都不在话下，游先生婚内、婚外的女友的轮换都不会改变她对明星崇拜、迷恋的初衷。当遭遇游先生“冷遇”“疏远”“无视”后，无奈选择了九十九，当与九十九性交时还是满眼的“游先生”。但在“游先生”眼里，美惠就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剧组打杂人员，无论得到了什么，都不会动心与负责的。这笔交易中，游先生当然是零投入，也谈不上获多大的利，而美惠投入的则是她的整个精神世界，是她的真爱。但是她的投入是掷地无声，颗粒未收的。搭进去四年的好时光，还搭钱、搭物，做了一个亏本的买卖。心灰意冷、无望之后选择了又老又丑的九十九，在经历了一番坎坷之后又回到现实世界。很明显，女性凭借身体很难改变男性气质的价值取向。或许大道珠贵残忍了点，小说设计让“御宅族”的美惠嫁给了九十九，虽然没有上演一个喜剧的完美结局，但是在这种不平等的交易中，美惠获得了成长、成熟，小说最后关于美惠的心理描写点题，“干一件事，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但首先要干，不干就什么也不明白”[62]，这恐怕也是大道珠贵要告诫读者的真谛：“御宅族”在经历了风雨之后，一定会见到彩虹，要给予他们包容、等待，在社会结构调整、思维方式转变的过程中，人的各种变化都是极为正常的，要学会等待人的成长、社会的成长。让时间改变空间，经得起时光洗刷的努力与奋斗才是人世间的原初的自然人的真实状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