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日本平成年代芥川奖获奖女作家作品研究》是玉英教授多年来潜心研究日本文学的结晶，也是中国学界对日本当代文学尤其是女性文学展开较为全面与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之一。这部著作汇聚平成年代30位芥川奖女作家的获奖作品，以“价值取向”切入平成年代令人瞩目的社会与文学问题，为我们考察平成社会以及日本当代文学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方向。
平成年代始于1989年1月7日，终于2019年4月30日。1999年日本经济新闻社出版的《讲习日本经济入门》首次使用“失去的十年”来形容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经济。2009年，朝日新闻社“变转经济”采访组又出版了一本名为《失去的“二十年”》的著作，首次提出了“失去的二十年”的概念，截至平成年代结束，有人甚至干脆称之为“失去的三十年”。[1]富冈幸一郎在《平成椿说文学论》中将平成年代定位为“废墟”。究竟如何准确和把握日本当代社会即平成日本是摆在日本乃至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面前的时代课题。东京大学教授小熊英二在平成二十五年（2013）组织出版了《平成史》，并于2014年再版，开启了日本学界平成史的深入研究。中国学者刘晓峰提出了“平成日本学”这一概念，开创了中国研究日本平成时代历史的先河：“‘平成日本学’以平成时代的日本为研究对象，是立足于新的断代史视点对于平成日本的综合研究。”[2]平成日本学系列研究是从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等视角，对日本过往30年的重大现实课题进行系统梳理，对“平成年代”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展现日本内外形势及中日关系全景。《日本平成年代芥川奖获奖女作家作品研究》无疑是“平成日本学”这一新的学术平台上不可或缺的代表之作。
为了更清晰地理解平成年代文学的特色与意义，论著首先抓住了平成年代之“变”，对今日之文学在何种历史语境下被创造出来的这一本质性问题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考察。做平成史研究或平成年代的文学研究，众所周知的困难莫过于，“平成”是年号更迭、充满偶然性的“媒体事件”，还是另有深意？由于过于切近与鲜活，“平成年代”可否积淀为“史”，能否对其内在规律加以精准把握？作者可谓知难而上，在绪论部分以及各个章节的具体论述中，始终将平成三十年纳入世界格局的巨变之中，将文学创作与背后的社会历史和权力关系紧密相连，展露工业生产模式转型、“泡沫经济”破灭、政府不断更迭等诸多变迁，反映阪神大地震、地铁沙林事件、“3·11”大地震以及核泄漏事件等天灾人祸，考察社会的高龄化、少子化、伦理道德失衡、传统家庭结构解体等社会问题，剖析其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内在发展逻辑，指出正是日本政治、国家、社会生活这些深刻变化使得平成年代不同于日本以往的任何一个历史时代，为读者进一步阐明了“压力”与“破型”这一平成日本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特征。[3]正是在这一众多平成病症的背景之下，日本国民的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随之发生裂变和转型，这也为日本文学特别是女作家的创作提供了“生存与繁荣的土壤”。因此，玉英教授指出平成文学发展的深层动因在于：“日本文坛包括芥川奖、直木奖在内的各类文学奖项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获奖女作家将自己的文学表达嵌入到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图谱中，内在地将自己置身于‘历史的星空’之中。”
平成三十年，文学创作成就丰富而多元，如何在群星璀璨的作家作品中展开评述并凸显平成文学的特色和代表性？对于研究者而言，这又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引入芥川奖获奖女作家的创作作为研究对象是这本著作的最主要的特色。芥川奖自1935年设立至2021年，共举办165届，先后有176位作家获奖。1958年，担任评审员的佐藤春夫宣告芥川奖的遴选原则：“芥川奖从今往后不再是所谓‘新人登龙门’的奖项，而是一个肯定新晋作家确立了自己文坛地位的奖项。”[4]从此，芥川奖不仅成为选拔与培育纯文学新人作家的重镇，也成为日本现当代纯文学发展的风向标与文学创新的大本营。
“平成文学是由女性作标记的文学。”[5]平成年代共有71位作家获得芥川奖，其中女作家有30人，占比42.3%。如果说平成文学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女作家群体及女性文学的异军突起，那么芥川奖的获奖情况足以证明了这一事实。正是由于芥川奖女作家连续获奖与平成年代的文学创作特色互为表征，所以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玉英教授在选择研究对象时的问题敏锐性。平成年代女作家的频繁获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们为日本文坛输送了新鲜的尤其是富有创新价值的作品，而这一创新性与社会性别问题密切相关。一方面，女性作家的创作与女流文学传统源远流长；另一方面，女作家的创作展现了时代性的新质变化，克服“内向时代”颓废的个人感受，不断在艺术形式上推陈出新，并越来越在个人与国家的文化认同与建构中承担重任。
30位获奖作家，意味着本研究至少关涉30部作品，而且大都是没有中译的作品，也就是说很多研究资料在中国学界都是首发。论著引入了丰富的日本学者的最新的相关研究资料，并对芥川奖的获奖评语一一解读，作为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做了详尽的列表说明。这是对这一课题研究的资料汇编，也为本课题研究夯实了研究基础，同时更有益于日本当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基础性建设。
难能可贵的是，论著也并没有囿于芥川奖获奖的单篇作品。众所周知，芥川奖常常是作家们创作的出发点，她们在之后的文坛上将继续大放异彩，在很多章节的文本细读中，玉英教授将作家其他作品尤其是后续作品也纳入了研究视域，一方面凸显了芥川奖获奖作品的独特性和开创性，另一方面也为我们书写了一部别样的平成文学史。
值得注意的是，论著绝非是资料的泛泛介绍与说明，而是勘测30位女作家的获奖作品文本肌理的内部，通过多种理论视角多方位探查其深层结构所具有的意蕴，并借此发现一些具有规律性和普遍性的东西。玉英教授在第六章“叙事话语与自我建构”中，指出“平成年代获奖女作家们建构了一个集传统、现代、未来于一体的话语体系，她们在自己建构的语言装置中，以日本女性特有的言语方式进行着价值取向的表达与引领”。通过“古语与假名：日本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混搭式’语言组合”以及“多元化叙事方式的探索”等章节，试图从语词运用、意象的隐喻或象征意味中寻找文本依据，让我们既看到作家为了独创性的苦心追求，也能了解日本当代文学的困境与突破。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在语言形式的‘解构’与‘建构’中实现社会转型期价值体系的‘解构’与‘建构’的引导，进而实现了语言建构价值的功能”，论著可谓是抓住了文学审美的圭臬。
因此，玉英教授的平成年代的女性文学研究并不是一般的“文学”研究，而是从社会转型期价值体系建构的问题入手，具有强烈的专题性。30位女性作家的创作，跨越三十年，无论是对共时性而言，还是对历时性而言，恐怕都是一个散在的存在。论著将“价值取向”作为中心线索，“价值取向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关系、矛盾、冲突时所持有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和特定的价值方向”[6]。由此，论著以“价值取向”统摄全文，将研究分为“迷失中的问题呈现、现实中的问题探索、引领中的问题破解”三个层面，使之系统化。同时，通过分析作家作品，以“价值取向”作为深入当代日本社会内部观察的重要视点，“从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权势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长期定位与短期定位五个价值取向维度出发”，将日本当下社会问题与作家的文本世界建立密切关联，将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融会贯通。绪论部分作为总纲，围绕着共通的问题意识、研究逻辑和研究路径等做了整体性的阐释，共通的问题意识将诸多作品相互紧密关联，在各章节中围绕价值取向问题，对文本或作细读剖析，或作纵览性考察，帮助读者体悟和理解文学文本建构的话语体系，并进一步透视当代日本国民国家体制与国民文化精神的潜在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该论著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视域，开拓了平成年代文学的价值，切中了日本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要害，其方法论也具有借鉴性意义。
在与玉英教授的学术交往中，深切感受着她对学术的真诚、热情与执着，期待她的研究之路越发顺畅，勇攀高峰。也期待在该书奠定的基础上，涌现出更多的“平成日本学”的优秀成果。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刘研
[1]张玉来：《平成时代（1989—2019）日本衰退的虚与实》，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3页。
[2]刘晓峰：《平成日本学论》,《日本学刊》2015年第3期，第3页。
[3][日]小熊英二：『平成史』，河出ブックス2014年版，第3—4页。
[4][日]梅田康夫：『芥川赏里话』,『芥川赏的研究』1977年第3期，第8页。
[5][日]三浦雅士：『「平成文学」とは何か』,『新潮』2002年新年特别号，第255页。
[6]祁型雨：《利益表达与整合——教育政策的决策模式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