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闻善思，脱俗求真——追忆蔡鸿生先生
2000年1月5日，刚刚结束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面试返回北京，遵林悟殊老师建议，我到风入松书店购买了蔡鸿生先生的《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限于知识基础，我对书中所讨论的漠北草原穹庐文明与中亚绿洲城邦文明的互动关系领会不多，但已被作者笔下的哈巴狗源流、狮在华夏等有趣的议题和睿智诙谐的语言所深深吸引，于是便憧憬着早日毕业去康乐园读书了。第一次见蔡老师是2000年8月13日，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提前一个月来到学校，在永芳堂二楼西南角林老师的办公室里，蔡老师介绍了历史系资料室的藏书特点，以及中外关系史学习的注意事项，特别强调了外文的学习及中外互证的重要性。我还记得蔡老师介绍资料室收藏有5卷本德文版李希霍芬的《中国》，那是五六十年代周连宽先生购自上海书店的旧书，我翻阅时已经虫蠹得厉害。考虑到我对中亚粟特有兴趣，往后的日子里蔡老师不止一次提到资料室全套的《苏联考古学》和《古史通讯》。可惜时至今日，我对苏联粟特考古成果的借鉴还只是依靠1971年莱顿出版的弗鲁姆金《苏联考古学》英文版，1981年别列尼茨基《粟特艺术》德文版，以及1990年代以后马尔沙克、施科达等学者在美国《亚洲研究所所刊》等发表的英文论文。我们是蔡先生的隔代弟子，是徒孙辈。也许是沾了学术隔辈亲的光，我们几个从入学之后，无论是学习、生活，还是日后的工作，都得到了蔡老师无微不至的指导、鼓励。
入学之后，针对我们史学基础差的问题，蔡老师专门开设了多次讲座，主要围绕历史研究的学理与方法展开，帮助我们提高个人的史学思维，培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2005学年，蔡老师又专门设计“中外关系史名文研读”及“华裔学者汉学文选”两门研讨课，甄选了王国维、陈垣、陈寅恪、向达、冯承钧、季羡林等前贤有关中外关系史的名文十一篇，柳存仁、杨联陞、何炳棣、鲁桂珍等海外著名华裔学者汉学名文六篇让我们研读。在整一年的读书学习中，蔡老师强调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还要与传统接轨，强调在巨人的肩膀上攀登才能看得比巨人还要远，强调读书有得的关键在于覃思妙想。还记得我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能入不能出，如同萨特所说“在我身上集结着千百个死者”，蔡老师提醒我要多加注意祆教东传过程中的空间差异和时代差异，在总结既往研究的基础上要有自己的心得，就是强调了“史”加“思”,“史”和“论”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熟悉蔡老师的人都惊叹于他的博学善思，他常援引艺术领域的例子来解释学术问题。如他指出傅抱石画女子眉毛和眼睛的超常规距离，盖叫天演武松打虎“打虎抬头”，梅兰芳演如何装扮尼姑思凡，这些违反生活真实的创作，都是出于艺术的需要，提醒我们如何区分古代和现代生活之不同。他也谈到了袁枚《随园食单》，用饮食的火候来比喻学术的火候，启发书房如何通厨房。他从莱辛《拉奥孔》讲到钱锺书的《读拉奥孔》，用艺术上惊艳的一刻来印证学术研究脱俗的真谛。在蔡老师的讲席上，我还听过他讲梁羽生、董桥，他特别推崇张岱《西湖梦寻》的语言。林老师总说蔡老师治学“博学善思、脱俗求真”，蔡老师也总是给我们强调义宁之学不是记诵之学，而是解释之学。他指出陈寅恪先生做学问的最高标准是“博学、精思”，是量与质的统一，要边学边思，做到统一才对。
随着1999年虞弘墓、2000年安伽墓、2003年史君墓的出土，中古胡汉关系，特别是粟特文化及其在中古社会的遗存越来越受到中外学界的关注。而蔡老师关注粟特文化已达一甲子，主要论文于1998年结集成《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出版，此后他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粟特研究的思考。正是因为如此，蔡老师关于粟特研究，得出了指导性的意见，提出有关九姓胡的研究应该上移、三夷教研究应下移的建议。2008年以来福建霞浦等地发现了一批民间科仪文书抄本，晚至清末民初，却蕴含着唐宋以来外来宗教在华传播的丰富信息，引起学界广为关注讨论，益证明蔡老师的学术眼光。
针对2004年召开的“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讨论会及2005年出版的同名论文集，蔡老师充分肯定了会议中外结合、历史与考古结合、研讨会与展览会相结合等几个突出特点，但也不无遗憾地指出三位重要的俄罗斯学者没有参会，他们是研究文书的里夫什茨、研究钱币的斯米尔诺娃和研究壁画的马尔沙克。到2014年第二届粟特会议在宁夏召开时，中国学者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离蔡老师“变资料优势为学术优势”的期待越来越近了。有关粟特研究的现状，蔡老师专门提出要明确几条界限，即粟特不等于九姓胡，祆教不等于琐罗亚斯德教，胡姓不等于胡人，住户不等于聚落。他特别提出粟特研究的学术取向问题，指出不宜简单把中国文献与考古发现的一些内容叫做“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而应注意它们经过中国文化洗礼后的华化形态。蔡老师特别提请我们注意前辈学者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和冯承钧《唐代华化蕃胡考》的学术取向。直到今天，当我在学习和讨论中古时期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问题时，都时刻谨记蔡老师的教诲。
毕业之后为工作、家庭所累，见到蔡老师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仍坚持教师节或新年结伴去蔡老师家的习惯。有时因事回康乐园，也期待能在永芳堂偶遇蔡老师，就像读书时那六年一样。听蔡老师聊起学界掌故，聊到对时下世风、学风的褒贬，都能令我们不时浮躁的内心归于平静。金耀基致董桥的信札中提到：“有历史的通道，就不会漂浮；有时代的气息，则知道你站在哪里了！”这正是我听蔡老师聊天的感受。2018年6月2日，赴图宾根大学访学之前，蔡老师专门让林老师转告要和我通电话，肯定是怕大热天我跑去康乐园太麻烦。电话中蔡老师叮嘱我宋代海外贸易的研究，重点要关注《宋会要辑稿》《天庆观碑记》等资料及蕃坊和蕃姓人家等题目。由于这次访学的目的地是德国，他也专门提醒我注意慕尼黑大学普塔克教授和波恩大学廉亚明教授的研究成果。8月赴德时，我只随身带了金耀基《海德堡语丝》（这也是蔡老师推荐的）和蔡老师的《广州海事录》。后来到闵道安教授家里做客，当我谈及对唐宋时代南海贸易的兴趣时，闵老师专门从书房中拿出萧婷、廉亚明的著作让我参考，我这才如释重负，终于接近完成蔡老师交代的任务了。
最后一次见蔡老师是2020年12月6日，我刚刚参加完11月初敦煌举行的学术研讨会，奉荣新江教授之命转呈他的新著《从学与追念》。临到蔡老师家的前一天，林老师专门准备了一大包食品让我带去，有潮汕零食花生糖、奶粉等。这次蔡老师谈兴很浓，讲了一个多小时，重点谈到了穆格山粟特文婚约的问题。他说1960年就注意到里夫什茨发表的研究论文，时隔一甲子，对婚约的特点及其所反映的九姓胡婚姻关系和社会关系又有了新的思考，这些都是我前所未闻的。当我提起里夫什茨2008年又出版了粟特文书的新俄译本，2015年有了英译本；关于粟特文婚约，时在芝加哥的俄裔学者雅库波维奇也有专门研究时，蔡老师还专门叮嘱我下次来时帮他复制一份。两年前，也就是2018年7月，我专门去了一趟香港，转交蔡老师新出的《广州海事录》给泰国华侨王侨生先生。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当蔡老师的小邮差了。翻开廿年的点滴记忆，耳边不禁响起蔡老师古韵浩渺的潮音：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漠北穹庐、中亚城邦、烟波荡漾的南海：蔡老师一步一步走进了一处宁静的地方，“我是一个平凡的学人，只有平凡的学记”，蔡老师经常说。
蔡老师关于古波斯、粟特文明及其与中华文明的互动，不乏真知灼见，也鞭策着我在这一学术园地努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