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分化与整合：精准治理的社会学基础
一 精准治理作为一种新社会理论
我们今天所讲的精准治理，是人类社会史上的一种新社会理论，它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讲的社会控制理论既有联系也有不同。总体上看，社会治理在现代社会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它主要涉及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平衡，是在调试理性和情感的双重过程中实现自由与秩序的适当平衡。[1]具体而言，社会治理是随着城邦制与封建制的瓦解，社会的兴起而兴起的，即是说，社会治理乃是随着“古代性”的消解，“现代性”的生发而成为必需。[2]在这生灭之间，各种问题产生了，比如私有财产制、不平等剥削、贫困化、阶级斗争、异化、原子化等。早期对现代社会关注的理论家，无不是忧心忡忡，又振臂高呼。最早是马基雅维里，他在《君王论》一书中看到了人能力的提升，但这样的人只是外表上强大，而随时可能覆灭。所以在他之后，霍布斯、洛克、卢梭都假设了“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想找到新秩序的可能之路。
当然，他们各自的路径和内涵颇有不同。马基雅维里在《论李维》中强调，既然现代人的能力不可限量，要避免国家的覆灭以及保存自身安危，那就以行动掌握命运，强调要效仿古人，建立新邦。不过，马基雅维里的局限性在于，他要建立的新邦仍是陈旧的雅典或古罗马形式，现代人显然没法安置。马氏之后的英国社会理论家霍布斯，在他的《利维坦》一书中提出了石破天惊的看法，假设“自然状态”的人处于朝不保夕状态，即一种可怕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为保存人自己，那就诉诸理性，人人把手中的权力交给一个公共的强大的名为“利维坦”的怪兽，在利维坦下签订永久的和平盟约。但是，霍布斯也有局限性，因为怪兽可能并不理性，理性的人怎能把自己交给不理性的怪兽呢？霍布斯之后，英国社会理论家的洛克、法国社会理论家卢梭不仅承继了“自然状态”“社会契约论”的假设，还有了新的进步，开始把秩序的焦点集中在“财产权”上，从而区分了“自然权利”和“社会权利”、“自然人”和“社会人”、“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的差别，从而为社会的演化论、社会的自体生成论打开了方便之门。
当现代历史车轮迈过法国大革命之后，现代社会秩序不仅没有完全稳定下来，反而更加动荡不安。社会学的三大家（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马克斯·韦伯）不约而同地对现代社会秩序的动力机制展开了全面追问。马克思区分了古代生产和现代生产的本质差别，认为古代的生产是为切身需要而生产，而现代生产（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是异化自身的生产。现代生产有三重规定：1.“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2.“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3.“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对人来说，它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最后使“人同人相异化”。[3]如果从生产者与劳动成果、生产者与生产行为过程、生产者与他人的关系开始，进入到对作为外化劳动的私有财产的批判和扬弃，就可以“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4]因此，“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5]所以，对现代社会的一切批判分析都必须回到最物质的、最具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上来，“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私有财产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6]显然，马克思看到现代社会的秩序问题不可能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里解决。
马克斯·韦伯和埃米尔·涂尔干虽然稍晚于马克思，但对现代社会秩序混乱的感受并不亚于马克思，并且同时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韦伯所在的德国是俾斯麦之后的德国，处在民族国家上升时期，并力争“德意志高于一切”，韦伯在这种高速行驶的德国文化氛围中可以说是焦虑不已，他看到晚期现代资本主义的人与社会已经丧失了信念和责任，“一切都枯萎了”。对于现代社会秩序的重建，韦伯多少显得无能为力，他只能要求世人有伦理上的操守：“只凭企盼与等待，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我们应走另一条路；我们要去做我们的工作，承担应付‘眼下的要求’（Forderung des Tages），不论是在人间的事务方面，抑是在成全神之召命的志业（Beruf）方面”。[7]相比马克思和韦伯，涂尔干似乎有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秩序的全方位构想，他从社会分工出发论证工业化时代的凝聚法是有机团结。事实上，对于工业化时代社会分工的功能，身处现代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英国社会理论家亚当·斯密早在涂尔干之前就有很细密地思考。斯密对社会分工更多是从功利主义效率原则来看的，分工是否能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体制下自然达成社会团结，斯密可谓有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斯密觉得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另一方面，斯密现实中观察到市场竞争的残酷性。所以，斯密孜孜不倦地花费三十年时间来完善他的《道德情操论》。可见，在斯密那里，关于分工能否自然带来社会团结的问题是悬而未决的。而后的涂尔干正是要论证现代社会分工自带凝聚团结的潜能，从《社会分工论》到《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再到《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都显现了他对此问题一贯的努力。然而，涂尔干在其独生子于一战战死的悲痛中过早离世，他也未曾想到一战之后竟然还有更大规模的二战，更未曾预料到在工具理性发达的今天，我们会陷入各种风险之中。究其根本，那是涂尔干的理论还是属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理论。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到了信息化网络时代，治理问题经米歇尔·福柯的清晰讲述，我们意识到社会治理问题的普遍性，尤其是随着卢曼、贝克、吉登斯、卡斯特尔等人对风险社会、复杂性、身份认同的讨论，更加加深了我们对社会控制问题的关注。显然，社会控制在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风险社会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社会控制在前现代更多是一种统治的问题，在现代更多是自治的问题，而在风险时代则发展成精准治理的问题。
风险的不确定性、偶发性、全球性、均沾性，会导致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等等不良后果，比如市场崩溃、货币贬值、巨额浪费、环境污染、法律权威丧失等。[8]所以，惟有精准治理才能防范和挽回，精准治理能够精细、准确的回应问题和提供服务。精准治理体现在一个“熟”字上，它要求情况熟、方法熟、人情熟、手段熟、信息熟、资源熟，不熟就没法治理，因此，精准治理要求城市乡村结合、中心边缘结合、内部外部结合、虚虚实实结合、线上线下结合、官方民间结合、层层级级结合。
二 精准治理作为一种新行为方式
在信息化网络时代，人的个体化生存方式变得史无前例地显著，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化”模式，[9]个体化和风险社会结合在一起，个体变得异常不稳定。个体化是一种现代历史现象，比如文艺复兴（布克哈特）、中世纪宗教（埃利亚斯）、清教徒教派兴起（韦伯）、封建制度瓦解（马克思）、职业团体（涂尔干）等社会历史现象均有个体化的影子。个体化与控制集中是现代性的一体两面，因此，个体化本身就意味着社会治理，同时也意味着社会治理会随着个体化内涵的变化而变化。
那在信息化、网络化、工业化、前现代、现代、后现代都叠加在一起时代里，我们的个体化内涵是怎么样的呢？和前现代的农业时代相比，以及和现代的工业化时代相比，人口规模在信息化网络时代里是否还有那么重要？我们每个人的“生涯”和“生活境况”发生了什么样的制度化转变？这些问题其实是根本性的，因为个体逐渐从传统纽带、社会形式脱离出来，家庭关系、阶级关系的作用越来越被消费时尚、社会政策、市场景气影响，也就是说，个体自身无法掌控自己，越来越受时空性的生活境况条件的影响，人如浮萍的情绪感受恰恰表现了信息化网络时代的非因果行为方式，极大地冲击社会治理的方式。比如，我们惯于生活在We-chat、Facebook、网络视频、网络劳动市场、网络购物，网络电视中，它们将会模糊人们对父母、家庭、学校教育、国家的边界认知。很多新现象出现了，比如人们更多生活在互联网村、电视村里，劳动市场决定一切，孩子不知父母生活，家庭分裂趋势增加。另外，如果人们没有被引导就业或给与补偿，那些习惯于寻求国家制度照顾和支撑的个体和家庭将会积累不满，从而会对各级政府带来很大压力。
正如贝克所言，我们信息化互联网时代出现了一种非常矛盾的基本特征：
个体化的生涯（individualized biographies），一方面关联着自我形塑，另一方面已彻底无限开放。按照系统理论视角显现出分离的每件事都成为个体化生涯的整合要素之一，比如家庭与计薪劳工、教育与就业，行政与交通系统，消费，教学法等的。[10]
也就是说，信息化网络时代的社会治理必须有一个基于个体化考量的一般框架（见表1）。这个框架大致涉及三个维度：一是针对脱离传统社会关系形式的新形式，比如新社会组织；二是针对安全感的新价值，比如重塑价值；三是针对新社会形式的整合行动，比如重新植入关系。
表1 基于个体化生存的新社会治理框架
基于这一框架，我们在九龙街道看到了一些应对社会治理挑战的努力。比如，建立起了一种深入到社会末梢的网格制，从而在根本上搭建起了跨科层制和网格制的新社会治理构架，再有，坚持“红色治理”传统，更加明确了党组织是社会的核心的理念，形成了党建全面引领各项事业的方向，从价值和关系两个层面让党的组织力量重新植入。还有就是把所有的工作进行分类整合，根据市场、安全、就业、福利做出及时反应，把新社会的压力化解于日常生活，还有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建立以及老旧小区的改造，这些尝试在一定程度上都属于创建新的社会形式的行动。
三 精准治理参与社会的分化与整合
目前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不断涌现新社会形式的社会，出现了各种新职业和新工作，比如非营利慈善社会工作者、私人雇主及合伙人、网店商人、独立零售户、房地产开发商、租赁组织、掮客经纪人、物流企业及雇工、金融从业者、证券分析师、第三方评估师、企划咨询、广告业者、电竞游戏业者、旅行社、健身房、养生健康从业者、电子传媒平台、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网校教育等，这些就业人群已经蔚为大观，相比传统的体制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制外人群。[11]这些职业和人群从研究、技术、科学、微电子技术、基因技术和信息媒介的合作与应用中产生，他们也许已然代表了未来社会的可能景象。[12]
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体制内外的差异（分化）构成了社会治理（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的基本前提。比如体制外人群相比体制内人群具有更为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或社会不公平感，构成了一种持续的社会治理压力，特别是当经济下滑导致的就业难和市场萎缩时，政治灵活行动的空间就会被压缩。另外，由于处于转型期，体制内外差异有别还导致了政府成为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公共成本的托底人，这也明显构成了社会治理压力的来源。
在基层社会中，如何梳理这些压力源并对这些压力进行化解呢？我们从九龙街道社会治理创新里看到就是把日渐分化的基层社会各群体进行网络整合，把商户（商品交易、市场数据分析、金融银行、认证评估、中介房地产、演艺人士等）、退休党员干部（律师、会计师、经纪人）、转业军人、网商、闲散人员（志愿者、网格员）、物业管理方、新乡贤（社会组织、社工、社团、行业协会和工会组织）等融入进社区党建联席会、五级党建、九龙红哨、党员邮政站、网格支部、五长制（街长、路长、巷长、楼长、店长）、九龙社工中心、自治金、社区共同体等组织或制度中。显然，如果认为新时期社会治理的目标主要是社会整合，那么我们在九龙街道看到的一些做法，正是在努力吸纳组织关联度较弱的各类体制外人群，由此，促成他们和中心体制之间的制度化关联。
四 精准治理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导向作用
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我国逐渐摸索出了一条普遍性的路径，那就是“精准治理”的方略及其方法。“精准治理”的方法主要体现在党和国家的反贫困事业中，因为只有精准才能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从2012年的阜平讲话，到2013年提出的精准扶贫理念，再到2021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把精准方法上升为了“精准方略”、“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13]，可以说，通过我国的减贫治理事业的检验，“精准治理”方略业已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重要理论成果之一，具有极强的普遍性和示范性。
九龙街道在“精准治理”理论的指引下，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一方面，有助于实现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型。九龙街道于2020年成立，基本实现了城市化，但仍有一百多户没有实现完全转籍，这百人团的存在表明了我们社会城市化进程的艰难性和复杂性。不过，同时也昭示了“精准治理”在面对这些转型问题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有助于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九龙街道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从2012年后开始启动的，也就是说，它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开展的红色治理、网格治理、专业服务治理，从乡镇时代就开始建设，这些新的举措是对单位制、科层制、项目制的实质性超越。尤其是红色治理和网格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最为明显、最为重要。红色治理重新确立了基层党组织与社会的联系，让党组织立基于社会之中。网格治理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单位制、项目制和科层制，在一定意义上建立了起从微观到宏观之间的链接，将权威性力量、合法性支配、人情味服务、社会性共识、秩序性整合、效率性反应等机制集合在了一起，[14]是对“项目治国”之后国家治理的网格制形态的鲜活呈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我们正在迈向网格治国。
五 研究方法
1.案例研究法
根据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维度，确定典型基层社区治理案例。基于案例现场进入的可获得性、代表性等原则，选取重庆市九龙坡区镇街社会治理案例，聚焦红色治理资源、网格制、第三方参与、防疫社会资本治理，深入分析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与结构、复合关系、行动取向、内在机理、试错纠偏和适应调整等治理策略。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推进对基层社会治理机制、运作过程与内在逻辑的科学理解，运用扎根性的个案研究方法深度分析基层社会治理中不同治理主体的认知误区和冲突根源，阐明促进基层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科学方法。
2.行动研究法
通过行动研究，与田野调查点相关部门管理者建立合作沟通关系，以基层镇街社会治理情景为中心，共同定义亟待解决的合作议题，收集和组织相关的知识和数据，分析基层镇街社会治理环境信息并设计解决方案。推进基层镇街管理部门间合作治理知识信息传递和整合，进而使基层社会治理治理行动成为可能。
3.扎根研究法
建立宏观与微观的连接，中层理论因此成为本研究的兴趣点，所以，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探索该问题。在田野调查中通过参与观察资料发现影响某一问题的几类因素，并探寻变量间因果关系，形成相关概念和类属，归纳、总结和建构理论框架的原则，从而构建起中层理论。研究者从大量质性数据资料中提炼出信息化背景下及大转型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因素，构建起更为科学的理论解释框架。
六 学术创新与价值
本书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独特且有新意。基于治理的历史维度（红色治理历史资源传统、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全面引领作用）、治理的网络维度（基层网络信息化的崛起深刻改变着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治理的制度维度（网格制以其超越性和整合性创造着新的治理格局）和治理的社会维度（跨政府、市场、社会边界的多元协同）等，构建中国基层社会精准治理理论分析框架。
研究选题独特且有新意，从已有理论研究中，提炼出基层社会精准治理的知识基础和关键命题，并实证研究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性变革，这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体现了从市域社会治理转向镇街级社会治理研究的学术新前沿。
1.理论价值。
镇街域基层社会治理的历史变迁过程和实践运行过程蕴含着新的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控制理论，从而有助于催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重构和模式创新。并且，这一研究所包含的基层社会转型和发展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深度思考，特别是其中所蕴涵的国家治理网格制形态议题值得中国社会学界进一步深入和拓展。本书立足国情，将社会控制理论运用于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的实证研究与理论探索，推进对中国镇街层级社会治理过程的知识创新和科学理解，为新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乃至构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学科话语体系、学术体系注入新质素。
2.实践价值。
本书注重实证案例研究，通过对镇街级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历史基础、制度逻辑与运行过程的研究，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为解决社会性、复杂性的基层治理难题提供新范式与新方法。通过镇街级社会治理创新之管见，以小见大，归纳总结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之道与可复制性经验，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全面引领、精准治理、社会参与提供知识创新与政策建议。
七 存在问题和需要改进之处
首先，由于本书是对一个基层个案的深度解剖，属于一种探索性研究，因此本成果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并非具有普遍性，各部分可能会存在逻辑关系不够紧密，聚焦点不够明显等问题。受资源、地点、时间等条件的现实性约束，本书暂不能进行跨省跨区域的研究，而在选择典型案例上又可能存在有效性和可信度问题，因此，本成果的研究结论面临能否被普遍推广的挑战。其次，本书虽然研究基层社会治理的历史资源、网格制形态、社会参与、防疫社会资本、民情迁移等，但对网格制形态还没有开展普遍性的深入研究，对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协同作用有所忽略；对于怎样建设党委、政府与社会力量互联、互补、互动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网络还很不够。最后，定性研究作为一项对特殊社会现象的解释工具，在资料分析和综合分析的过程中，涉及到研究者的研究能力和主观价值判断，普遍性的评价指标或分析维度尚待深化，因此本成果研究结论面临能否被实践检验的挑战。这些问题只能有待未来解决。
（撰稿人：何健）
[1] 张旅平、赵立玮：《自由与秩序：西方社会管理思想的演进》，《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
[2] George E.McCarthy，Classical Horizons：the origins of sociology in ancient Greece，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
[3] [德]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54、57、59页。
[4] [德]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5] [德]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2-63页。
[6] [德]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7] [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Ⅰ：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
[8]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9]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
[10] Ulrich Beck，Risk Society：Towards a New Modernity，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1992，p.136.
[11] 张静、董彦峰：《组织分化、政治整合与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文化纵横》2018年第4期。
[12]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页。
[13]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30页。
[14] [美]爱德华·希尔斯：《中心与边缘：宏观社会学论集》，甘会斌、余昕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