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前言

西方文学传统的体裁分类法为三分法——史诗、抒情诗、戏剧诗，中国文学传统的体裁分类法则是二分法——韵文与散文。虽然未能出现在中西传统的体裁分类之中，但小说这种文体形式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西文苑中独占一席，疏影暗香。

在中国，“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1]。此处的“小说”并非文体的“小说”，而是“浅陋的言辞”之意。在《汉书》中，班固也论及“小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2]，此处的“小说”已近似文体的“小说”，却并无“现在所谓小说之价值”[3]。班固指出小说家所做之事是记录呈报民间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言。先秦诸子派别中，有儒、道、墨、法、阴阳、纵横、名、杂、农、小说十家影响较大，流传较广，小说家虽然自成一家，却被视为不入流者，故有“九流十家”之说。由此可见，正事归为史，“逸史即变为小说”[4]。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小说日益成为中外作家激浊扬清、寄兴寓情的重要载体，以及普通民众喜闻乐见、情之所钟的阅读对象。而长篇小说更是成为小说中的冠冕，它的创作发表是中西文坛中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长篇小说超过一切其他种类的文学，独赢得社会的垂青：社会把长篇小说看作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从它认识到自己，从而完成了自我认识的伟大过程”[5]，中国与西方均涌现出诸多传世的长篇之作。西方长篇小说于文艺复兴中茁壮发展、在启蒙运动后独占鳌头，“西方长篇小说走向成熟之后，这一崭新的近现代艺术形式，在欧美大陆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几乎成了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化景观”[6]，从18世纪开始，西方的长篇小说便迎来大发展时期，从19世纪30年代起，西方的长篇小说更是开启了辉煌的历程。

中国的长篇小说虽然也有佳作（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但小说在传统文体之中一直处于支流之位。直至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文学体裁分类实现了从古典到现代的彻底蜕变——打破了传统二分法的体裁分类体系，现代四分法体裁分类体系开始流行，小说才真正登堂入室，成为“文学之大主脑”[7]。而在新文学的草创期，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艺术成就却无法与中短篇相提并论，“发端于五四时期的现代长篇小说，并非如短篇和中篇小说那样一开始就涌现出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这样一批显示出极高起点的标杆之作，它不仅出现的时间晚，内容上显得极为浅显，形式上也显得极为简单，作家们缺乏自觉的长篇小说的文体意识，多将长篇作为篇幅长的小说来创作……可以说，五四时期的长篇小说起步迟、起点低、成就平是不争的事实”[8]。随着长篇小说创作水平的日益提高、技艺的日臻成熟，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终成了艺苑之中最为夺目的头魁。

在本书中，笔者选取了张资平、平襟亚、蒋光慈、沙汀、叶灵凤、张天翼、姚雪垠、罗洪、李辉英、周楞伽、程造之、王西彦、碧野、谷斯范、田涛、无名氏的长篇创作进行论述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