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先秦两汉文献的子产记述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然而，史料的来源和性质不同，其价值也不尽相同。对此，中国古代史家做出过许多精辟分析。如唐代刘知几将“为史之道”分为“书事记言”和“勒成删定”两个类别：

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于隽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1]

清代章学诚将历史记述划分为“记注”和“撰述”，强调“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2]。《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者进而指出，历史书写存在“考证”和“撰述”的区分，“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莫简于《春秋》，莫详于《左传》”[3]。因此，研究子产及其时代的历史，不仅需要对古代历史记述中的“书事记言”“记注”和“考证”类史料进行鉴别，还要对“勒成删定”及“撰述”过程中折射出的历史真相进行必要的探究。

子产研究的史料主要来自传世文献，其来源主要有三：一是《左传》，篇幅占比最大，记载也比较连贯；二是《史记》，有一定篇幅，但也主要见于《郑世家》，信息总量不大，记述也不甚连贯，有些还与《左传》有所出入；三是先秦两汉时期的众多诸子文献，其中单部文献的记述一般只是片言只语，但涉及子书数量众多，记述形式多种多样。这些来源不同、表现各异的记述，共同构成了子产研究的史料基础，对认识子产及其时代的历史各有特定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