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自20世纪30年代《苏曼殊全集》[1]《集外集》[2]出版开始，近现代作家作品辑佚工作成为文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尤其是21世纪以来，研究者整理出版了百余部近现代作家的全集，为近现代文学研究打下了扎实的文献基础。然而，因文献存在方式的特殊性，加之近现代报刊业异常繁荣，作者笔名使用泛滥，导致“全集不全”、集外佚文大量存在，这些造成辑佚者难以突破的瓶颈。文献梳理、考证、文本释读是文献辑佚的三门基本功课，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池，就可能产生“伪佚文”，为后续研究者带来麻烦。谨言慎行地做好文献梳理、考证、文本释读工作，才会减少失误，偶尔也会有插柳之获。如笔者本为做《欧阳予倩集》去寻找史料，在文献梳理中发现欧阳予倩署名“柳青”的文章，进而又发现多人以“柳青”之名在报刊上发文，为弄清事实，翻阅报刊查阅署名柳青的文章，通过进一步考证与文本释读，得出当前所见柳青集外佚文中，只有两篇属实，还意外发现两篇佚文。

当前，近现代文学领域作家的作品辑佚已成为常态化的研究工作，辑佚大家辈出，所获成果众多。面对文献史料，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知：辑佚的目的是补充并完善文本，通过考证的方法使之走进历史真实，还原历史镜像。然近现代文学存在形式的特殊性，要求在辑佚过程中必须带有“问题意识”——先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即为寻找佚文而辑佚。而那种带着为解决问题的使命去发现、辑佚，往往会被功利性意识带偏，最终导致辑佚工作的失误，甚至失败。同时，部分学者在辑佚过程中，重论轻考，即先依据二手资料进行文献排比，只要在掌握的线索范围内，经过简单的论证，就得出结论，然后转入史料阐述环节，着重于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文学史观等角度来阐释佚文的价值。花费大量的时间查找、研究阐述的理论建构，使之趋于完美，打造一个新大陆。楼高万丈，毁于根基。考证作为辑佚的方法，是建筑高楼的基础，忽略了这一环节，必将引来塌方。

一

做近现代作家作品辑佚工作，首要进行的是文献梳理。首先对作家生平事略进行梳理，包括笔名、履历、交游等；其次对其出版（发表）作品的出版地、出版社、报刊主笔、报刊性质等进行了解；最后对当时社会环境、文学动态等进行考察。

做近现代作家作品辑佚工作，最忌讳的是先入为主，然后去找旁证资料来阐述主观判断的正确性，通过自圆其说的阐释，得出自我认定的结论。这种论证方式，一旦有确凿的新资料出现，必然不攻自破，成为谬论。同时，要认真对待原始资料的梳理、校勘，仔细甄别后裔的回忆、整理者的研究等二手资料，避免张冠李戴。仅依靠或借助工具书、外证来证明，即便史料丰赡，论言字字珠玑，也无助于解决问题。在近现代作家的笔名问题上，工具书并不是权威，尚有大量的遗漏、错讹存在。如李叔同的笔名，《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记载有287个，《弘一大师全集》涉及300个，而笔者找到343个。陈玉堂等将“东斋”作李根源的书斋名，[3]其实是李根源老师孙光庭的书斋名。同时，笔名具有随意性和多元化的特征，给文献辑佚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一时很难分清著作权问题。“只有柳青一个人用此笔名”[4]并不能成为确认署名“柳青”的作品即为柳青（刘蕴华）所著的依据。所以，必须先做好外围工作，文献梳理通透了，便会拨开迷雾见真知。

二

考证，亦称考据，是以实事求是、言之有据为特点的治学方法，是文史研究者在治学，尤其是文献辑佚中必做的功课。做文献考证工作，不能受主观意识的干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需要我们在“还原历史客观真实”这个目的追求上，回应文学史叙事的核心问题，既含有作家思想意识发展轨迹问题，也包含着社会、政治、民族发展的问题意识。报刊文献给我们留下的万花筒一样的史料宝库，需要我们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原则去寻找历史真实与客观存在。

近现代文学作品的辑佚，需要大胆地怀疑，谨慎地考证，还应具有批判意识。辑佚是一项耗时、费力的研究工作，需要辑佚者花费大量的时间爬梳报刊书海。虽有目的但无确定性，即确定找某位作家的作品，但翻阅报刊却没有目的，或只能确定一个大致范围，在某个时间段的某些杂志可能发表过作品。在繁重的阅读中很多时候是劳而无功的，所以一旦发现佚文，那种喜悦如久行荒漠见绿洲，此时最重要的是，要沉淀下喜悦，带着怀疑的态度进行理智的审思。

有学者发文说苏曼殊写过论《金瓶梅》的文章，引起郭长海先生的怀疑，[5]通过查证，原来引用者在引证阿英文献时，没仔细阅读，看见“曼殊”二字，就想当然地归到苏曼殊名下，殊不知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也曾自署“曼殊”。若没有夏晓虹、郭长海先生的怀疑与扎实的考辨之功，误解估计还要延续下去。

在辑佚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意识，还应遵循科学性、逻辑性，建立严格的考据辨伪体系。在作家自己的历史叙事中，受外在或内在因素影响，可能会隐晦或遮掩某些事实，研究者须用科学的判定思维来还原作家经历过的历史面貌。“史学家的职责在于根据资料来叙述历史。‘他们以所知的史实，而不是以自己的评价来表述历史’。”[6]“史识”与历史真实环境下的史料只有在整体观照下，才能完成问题意识下的求证及表述，还原作家的生平史实。

受政治、经济、文化及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受作家本人或后人的影响，很多近现代作家全集不全或史料失真，为后来辑佚、辨伪留下诸多问题。辑佚的目的是通过文本文献的整理来还原作家的原生态，进而构建作家作品在大文学史观下的价值。辑佚既是辑佚者阅读量化下的史识考量，也是其学术规范的校验。辑佚者需要熟知当下，将所关注的作家研究透彻，还要密切追踪学界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去检索作家生活时代的史料，没有海量的文献阅读积累，是难以发现佚文的。尤其是学界研究热点、已出全集作家的辑佚，堪同大海捞针。如《中国行进》的发现，是多位学者历经三十余年探佚的结晶，足见其艰辛。对作家作品的辑佚，更需要辑佚者具备前瞻的视野，对文学史及作家作品的熟识，最重要的是具有批判的精神与学术规范的涵养。正如此，在学者经过谨慎细微的辑佚，才完成《捞针集：陈子善书话》《考文叙事录》等杰作。反观《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的失误，并非著者“历史感的缺失”，而是因史料有限疏于考证所致，这也是大多数辑佚者出现失误的根源所在。当下，在国家层面的资助、扶持下，研究者免除出版的后顾之忧。同时，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减少了大江南北搜寻资料的旅途劳累，这些便利条件使当前辑佚工作出现“热”的趋势，而上述问题的存在则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冷”思考。文献梳理、考证先行，阐释其后，在科学、严谨的大文学观、史学观下来完善辑佚工作，进而推动近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

[1] 苏曼殊著，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北新书局1928年版。

[2] 鲁迅著，杨霁云编：《集外集》，群众图书公司1935年版。

[3] 参见陈玉堂《辛亥革命时期部分人物别名录》，《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5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4页；蔡鸿源主编《民国人物别名索引》，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7页。

[4] 王鹏程：《柳青在延安整风时为什么受到怀疑？》，《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4期。

[5] 郭长海：《苏曼殊写过论〈金瓶梅〉的文章吗？》，《天津师大学报》1983年第4期。

[6] [法]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