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由复古走向性灵——吏隐心态下的晚明诗歌

嘉靖之后的隆庆皇帝朱载垕仁慈宽厚，嘉靖朝形成的皇权与臣权之间的斗争有所缓和，而缓和的时局也使各种思想有所抬头。然而内忧外患的时局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夏言、严嵩等几任辅臣的惨剧依然在士人们心头萦绕，大臣内部的党争依然激烈。万历初年首辅张居正为进行改革而推进的强权政治，要求思想高度统一，对一切不适应改革实施的“异端”思想采取了清除措施，隆庆以来有所舒缓的诗人们又绷紧了敏感的神经。张居正雷厉风行的改革无疑有利于延续支离破碎的大明王朝，甚至在各领域出现了中兴局面。然而遗憾的是张居正病逝后，明王朝的当权者没有将改革延续下去，而是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对改革派进行了血腥清算。万历十二年，张居正遭遇了当权者残酷的抄家，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国家机器的有力控制者，最终连其家人都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张居正专权后留下的权力空白，在其死后引起了各种政治势力的殊死搏杀，这包括皇帝与内阁之间、阁臣之间、内阁与其他大臣之间的权力争斗。各种势力之间展开的斗智斗勇虽然在表面上形成了某种权力均衡，但这种无休止斗争形成的权力均衡，客观上导致了万历皇帝厌恶政事与不理朝政的恶果，皇权旁落又引起宦官与后宫势力的抬头。至此，宦官掌权、后宫乱政与文臣党争成为明王朝最终走向覆亡的慢性毒药。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万历皇帝不理朝政造成的政治混乱与激烈党争，却正好刺激了张居正十年专权下的疲软士风，晚明各种思潮如开闸泄洪一般奔涌而出。讲论心学不再受到限制，王学空前流行。阳明心学的传播与转变一定程度上抚慰了诗人们受伤的心灵；泰州学派的崛起，李贽思想的传播，催生了一批批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同的狂狷者。但是晚明几任首辅血淋淋的结局，以及政绩卓著的张居正死后的悲惨境遇却始终萦绕在诗人们的心头，成为诗人们挥之不去的梦魇。因此，一方面，传统儒士的政治理想依然占据着他们的心灵，这使他们有着积极的参政理想；另一方面，残酷腐败的现实往往使他们心灰意冷、无所适从。可怜的晚明诗人们在那个可悲的时代，在出仕与致仕间犹豫徘徊、备受煎熬。他们既不愿割舍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又不得不抱着明哲保身的处世心态。复杂的诗人心态导致晚明诗坛论诗诸说纷纭，例如徐渭的“本色论”、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主情说”、屠隆的“适性说”、袁宏道的“性灵说”、江盈科的“元神活泼说”、陶望龄的“偏至独造说”等。本章主要探讨“吏隐”心态下的诗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