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想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公众安全感知、评价与政府治理的关系问题，进一步探究并明晰公众安全感对政府治理的影响效应至为关键。其中，由于政府治理内涵的宽泛性和所指的模糊性，还需进一步选定其核心对象所指，考虑到政府信任在政府治理结果与过程中的重要功能，以及既有研究对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研究的高度关切，将政府信任确定为研究的结果性目标变量。
而为了更加准确地界定、理解并分析这一问题，就必须考虑到研究的时空背景和现实所指，即是要对所研究问题中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历时回溯和现实聚焦。具体来讲：一是在历时性回溯中把握政治社会变化塑造的整体发展格局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安全感知、政府信任的内涵与外延；二是根据研究的现实环境确定安全感知、政府信任的结构构成和具体所指；三是从规范和实证的双重路径检测并验证两者的关联关系。这三方面的准备是确定系统反映各核心概念基本架构、厘定研究问题进而获得研究结论的关键要素。
下文系统回顾了20世纪中期以后，国际国内社会发生的影响或重塑安全内涵与外延的整体和局部变化。其中，国际范围的回溯与梳理聚焦世界各主要政治行为体在安全方面的认识革新、举措创新和现实结果；国内层面的分析集中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公共安全建设、公众安全需求的安排与部署，介绍了中国公众安全需求的现状，并从价值偏好和文化传统方面详细阐释了其政治意蕴。
一 研究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持续发生转变，全球性军事对抗不复存在，再次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在这一整体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前后，世界政治领域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y）的关注焦点和分析重点为传统军事安全问题所垄断的格局逐渐松动。及至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处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的联系之中。全球范围内安全观念的整体性、事实性变迁，国家层面安全建设方略的演进和各国公民对安全的集体性认知，共同奠定了分析具体安全问题的时代背景。
国际安全环境的整体转向以及各国家和地区安全建设的发展转型，呼吁适应时代精神的新的安全观。其中，为了对安全研究中各类问题进行更好汇总与区分，传统和非传统的二分框架开始被分析者采用。“传统安全问题”是指，军事、外交、政治等方面的问题；而“非传统安全问题”则是指，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型安全领域和安全问题。尽管这一分析框架也存在界限模糊，或有交叉的不足[1]，但较好地适应了安全问题的宏观发展方向和动态演进趋势，日渐得到认可和广泛使用。而在研究的侧重点上，各国家和地区立足现实需要和发展需求，推动安全建设的主导态势从传统安全问题转向非传统安全问题。
为了全面而又有针对性地了解安全的演进历程和历史性发展，下文从国际—国内双重视角、政策—公众两个层面详细展开，主要介绍全球化时代空间变革推动的安全理念创新，国家通过制度建设、政策革新完善安全建设的顶层设计，公众的价值偏好和心理需要三方面内容。具体包括“全球化时代与人的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和“公众的价值偏好及其政治意蕴”；分别聚焦“人的安全”的提出及其内涵，“平安中国”建设的时代要求和具体所指，中国公众对安全的价值取向和情感偏好。
（一）全球化时代与“人的安全”
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世界范围内跨国家（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交流日趋频繁。在此背景下，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世界舞台中承担的职责也相应增长，更加注重在全球视野下关注人类发展。
1994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首次提出“人的安全”概念；指出“人的安全”是人应当拥有免于物质匮乏和身心恐惧的自由，其具体内涵包括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与政治安全七个领域。[2]“人的安全”自提出以来，因概念意涵相对宽泛笼统、与国家安全的关系较为复杂而受到一定质疑，但基本实现了将安全问题向前推进的总体目标。在世界范围内，“人的安全”传递的主旨精神适应了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整体趋势；而各国家和地区也在其治理实践中，通过丰富国家安全的层次性和推动“人的安全”具体化，致力于达成国家安全与国民安全相统一。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人的安全”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共识，各主权国家需在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的复杂治理格局中，着力推动外部安全环境建构和内部安全生长机制，促成内、外安全有机循环、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系统推进国家安全建设和社会安全发展。
具体来讲，外部安全环境建构是指，通过巩固国防以保护国家免遭侵略和战争破坏，发展外交关系以增进国家间团结合作、凝聚和平力量。内部安全生长机制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个人生活层面，社会分配致力于增强公民个体规避、承受和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关注从不平等转向不安全”[3]。二是在社会生产领域中，为满足资本集中、劳动分工、社会要素流通、网络化市场关系建立、运转与维护的现实发展需要，“以安全有序的公共秩序为主导性目标的公共安全体系建设，成为国家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构成”。[4]
值得注意的是，外部安全环境建构与内部生长机制并非完全独立、相互割裂，而是处于互为基础和条件的依存关系当中，荣损相依，两者共同构成国泰民安的现实基础。全球交往空间的建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现并日益获得广泛影响的“人的安全”，客观上使得安全空间由内外分野向内外融合、安全主体更加关注国民需要的方向发展。作为这一演进趋势的结构性后果，满足公众的安全期待并弥合安全发展水平与公众期待的差距，成为各国家（地区）安全发展规划的重要建设内容和关键目标构成。[5]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改革开放以降，中国国家现代化建设步入快轨道，传统社会治理结构和治理制度面临根本性变革。国家现代化转型与社会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社会意识层次复杂化、社会结构断裂和治理制度滞后等发展问题为社会风险积聚提供了发生空间，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面临的显在和潜在风险明显增多。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广泛成功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张力日渐显现，在经济稳定高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显著改善的刺激下，社会各群体的政治变革诉求随之迅速发展，公众需求的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特点和各级政府回应并满足公众需求、提供公共服务的相对有限性成为社会不满情绪增长、社会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
综合全球发展态势和国内发展格局，当代中国实际面临全球社会风险联动性增强、现代性社会风险与社会转型风险叠加、各类挑战和威胁联动效应明显的复杂发展环境[6]，处于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交织的混合风险时代。[7]面对严峻的现实，国家通过优化顶层设计，适时更新安全发展理念和安全建设方略，实现了从重国内轻国外、重国防轻社会、重军事轻民生向国内安全建设为本、国际国内双核并驱的战略转轨。为适应快速变动的国际国内社会新形势，在中国新安全观的基础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革新并完善关于国家安全的战略思路，强调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丰富的内涵所指和结构构成；在首次提出时强调的“11种安全”基础上，进一步增加海外利益安全、生物安全、太空安全、极地安全、深海安全，现共包括16种安全。
表1-1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内涵
“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人民性、总体性、实践性、时代性四个基本特征。[8]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和基石，“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最高价值取向，强调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放在首位，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和“执政为民”治理理念在国家安全领域的集中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提出要重视国民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原生要素”的基础功能，强调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相统一，基于人的安全与社会安全的内在一致性，着力推动“人的安全”与“社会安全”协调发展；国家安全、国民安全与社会安全的辩证统一。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实现、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作为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内我国国家安全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立足整体、面向全局、着眼未来，基于国际社会安全建设的主导趋势和国家安全重心内移的现实需求，坚持以内部安全为根本，促进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协调发展，强调着力优化应对现实安全挑战和潜在安全风险的策略与措施，在国家安全与国民安全二元驱动机制下，团结凝聚方方面面的安全力量，构建适应社会结构复杂性的复合型安全体系，切实有效提升国家安全能力和安全水平。
就在实践中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各国之间的共同安全”。“五个既重视又重视”在方法论意义上指明了系统推进国家安全的行动抓手。其中，发展与安全问题不仅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主旨内容，也是其动力支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妥善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问题做出重要论述。
2014年，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2015年12月，在《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目的。”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和安全辩证统一关系的深刻认识和反复强调表明，妥善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问题在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中具有重要影响。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9]。2018年4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中指出，“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既要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
2020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专门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10]
2021年11月8日，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进行了系统概括，将其由原来的“八个明确”丰富发展为“十个明确”[11]。“十个明确”以更高的战略定位，强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凸显出这一理念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方略中的重要位置和分量。
发展和安全的辩证统一，是渗透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中的根基性理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妥善处理的重大历史任务。深刻把握发展与安全的辩证法是理解现代化发展内在逻辑的重要切入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视与强调，要求理论界和实务界从理论和实践上对为何统筹、如何统筹进行深入系统的探究和分析。即是说，要全面深化对统筹发展和安全何以及如何可能这一问题的理性认知；深刻揭示发展和安全的内在关联关系和实践互动机理，进而洞悉促成两者良性互动的内在规律。
（三）公众的价值偏好及其政治意蕴
社会各构成要素的变化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发展进程，或缓慢或急剧地导向社会变革。研究者们不仅关心经济现代化、政治变革、文化变迁等要素的社会影响及其发生机制，也高度重视前述要素相互交织、以多重组合的方式塑造社会的内在机理。对此，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极富洞见地指出，“经济、文化和政治转型作为具有紧密内在关联的整体，以可被预见的方式改变世界”[12]。他认为，全球化、市场化和现代化不断扩张的现实基础上，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的变化及其差异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一是社会生产方式，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分化；二是社会发展阶段，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分殊；三是社会文化价值观，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分野。
英格尔哈特尤其关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文化变革，并高度重视文化作为一种重要力量影响和塑造社会的关键功能。文化价值观是英格尔哈特的重要研究发现，他在早期研究中就注意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念变化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其后，基于对43个国家和社会的考察，他分析发现，在那些现代性相对不足、仍然处于现代化阶段的国家（地区），公众的主要关切集中于经济发展和安全建设，是一种“生存价值观”（Survival Value）；而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地区），在物质财富得到极大满足的国家、地区和社会群体中，公众更重视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是一种“自我表达价值观”（Self-expression Value）。
他将前述两种价值观认定为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并敏锐地觉察到，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改变正在广泛发生。意识指导并支配行为，价值观变革及其必然导向的行为革命以平和或剧烈的方式要求政府和社会做出回应。有鉴于此，英格尔哈特在肯定价值观变迁本身是社会变化结果性现象的基础上，也高度重视文化价值观影响社会的作用机制，并将其作为揭示国家和地区政治变迁的主要切入点和分析工具。
借鉴这一研究理路和分析范式，下文依据第七次世界价值观调查（WVS）获取的各主要国家、地区的安全模块数据，进行基本的统计分析，力图在国际比较和现状描述的双重视角下，认识、评估中国大陆地区[13]公众的文化价值观。图1-1呈现了48个受访国家和地区公众的价值偏好。其中，安全与自由的选择中得分排名[14]前四的国家序次递减分别为：印度尼西亚（1.95802）、中国（1.933576）、约旦（1.902929）、伊朗（1.901432）。在自由与安全重要性排序问题上，认为安全比自由更重要的中国受访公众占93.36%，认为自由比安全更重要的中国受访公众占6.64%；即是说，中国受访公众的绝大多数坚持认为，安全比自由更重要。
图1-1 各主要国家（地区）安全与自由选择结构汇总
表1-2呈现了中国公众价值观的测评结果。据表可见，在所罗列的各项目标中，公众对将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以确保国家安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以满足物质生活需求作为国家未来十年首要发展目标的认同度最高。同时，维持较好的社会秩序和稳定物价，实现经济稳定发展并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共同构成公众对社会生活的主要期待。这实际表明，当代中国公众具有较强的安全偏好，物质生活需要仍然占据重要地位，物质主义价值观特征显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特征尚不突出。
表1-2 中国公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测评结果
物质主义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集中表达了公众对发展经济和改善物质生活水平的心理需求，也显示出公众对维护、改善和提升公共安全的强烈渴望。进一步地，从文化价值观对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来看，公众的价值偏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政治生活中，并要求执政党和政府积极给予有效回应和满足。
二 研究的问题
后发现代化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是战后国际学界重点关注的研究问题。基于对不同类型新兴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遭遇的问题、困境的分析，亨廷顿指出，各国之间最显著的差别不在其政府组织形式，而在政府实行有效统治的程度；新兴国家经济上的进步并不必然导致政治进步，有些经济高速增长的政治行为体反而陷入政治动荡的危机中。在此基础上，他在经验意义上概括地指出，尽管现代性有助于培育稳定性，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现代化却会引发不稳定。亨廷顿对社会变革与政治秩序之间微妙、复杂的互动机制和关联关系的深入探究，为理解政治稳定的实现机制提供了有益启迪。[15]
作为典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尽管当前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但持续保持着社会政治稳定和秩序。中国社会政治稳定不仅体现为有效规避了政局动荡、社会骚乱和政治衰败，而且表现为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府信任低迷、政府信任持续流失的大环境下，中国公众的政府信任长期稳居高位。[16]经济社会长期高速发展的“中国奇迹”和有效规避转型危机、维护政治稳定发展格局的“中国之谜”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关注。显然，深入分析和持续探究我国经济社会增长与政治秩序稳定共生关系的实现机制，对于解析中国之治的实践逻辑、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在揭示“中国之谜”的学术探索和研究分析中，海外和国内学者各自从其研究视角出发，构建不同的分析框架和解释路径，就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快速变革和政治秩序稳定的共生关系和关联机制展开分析和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国际社会的发展经验和中国社会调查结果共同表明，当代中国公众的心态正在随社会环境的整体变迁渐进持续地发生转变。这就使得进一步拓展文化视角下政治社会稳定的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较大实现可能。在此基础上，我们择定文化主义的分析路径，着力从公众的文化价值偏好和社会心理需要出发，求证优化政府—公民关系和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实践机制。
基于这一思路，结合前述国际国内客观环境的变迁与特征，观照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中国公众中的主导性和中国公众对安全的群体偏好，本研究聚焦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的关联机制。为了确认这一研究设计的可行性与可靠性，我们试图从宏观和具体两方面共同确认中国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的坐标定位。具体是指，基于第七波世界价值观调查（WVS7）各国家和地区安全模块和信任模块的测评数据，将受访公众的居住地安全、就业安全、子代教育安全、战争和恐怖袭击风险进行加总代表其社会安全感知，将受访公众对警察、法院、中央政府、政党、行政机关和选举机关的信任加总代表其政府信任。在对信任和居住地安全进行逆序处理后，通过加总求和的方式获取各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信任和社会安全评价得分，并据此绘制48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社会安全感、政治信任分布（见图1-2）。当公众的社会安全感、政府信任得分高于2时，表明公众对社会安全和政府信任持肯定态度。
图1-2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社会安全感与政治信任分布
由图可见，中国公众的居住地安全感、社会安全感和政府信任主观评价都处于较高水平。即是说中国公众呈现出安全偏好强烈、社会安全感较高和政府信任度高的特点。这表明，假如公众的安全感能够影响和转化为政府信任，中国则提供了检验其发生机制的契机与环境。因此，本研究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新的逻辑框架，根据面向中国居民的抽样调查数据，以数理实证分析方法检测和验证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的关联关系，探索其关联机制，为理解中国政府信任长期稳居高位提供新思路和新视角。展开来讲，本研究关切的核心问题即：在中国情境下，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相关关系的具体表现是什么？这一相关关系是否可被确认为因果关系？公众安全感作用于政府信任的过程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如何发挥其作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