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中国国内形势

一 日本侵华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日本的侵华史由来已久。明治维新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和国力快速发展，日本迅速踏上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从1874年出兵台湾起，不断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1]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次年四月，一败涂地的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大大加深。1900年日本伙同列强，组成八国联军出兵华北。次年九月和列强一起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除了从中国再次获得大量赔款，还获得在北京和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的驻兵特权，为日后侵华奠定了基础。1904年2月日本为了争夺中国的东北和朝鲜，又对俄国开战，战后取代俄国获得了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包括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权、长春至旅大铁路及其一切支线和所属一切特权。随后日本又违约在南满铁路线建立关东军，1906年又建立“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即“满铁”），管理矿山、港口、行政区域、文化科研机构及情报组织。关东军和满铁成为日本控制南满的工具。[2]

日本并不满足于对东北的控制，处心积虑与列强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趁德国和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日本出兵占领德国在华租借地青岛，进而控制山东。1915年1月，日本向急于称帝的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独霸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1927年田中义一出任首相，提出向大陆发展是日本的生存之本，制订了侵华的总策略，即以武力侵占东北三省，使其变成向北进攻苏联的跳板、向南进攻中国大陆及东南亚的基地，把整个东亚变成日本的东亚。[3]

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军阀张作霖由华北退回沈阳之际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其子张学良继续统治东北并归顺南京政府。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策划，迅速完成了侵略东北的各种准备。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危机的冲击下，日本社会动荡、国内矛盾加剧，军国主义统治日益强化，右翼政客不断煽动向满蒙扩张，关东军也加紧制订具体作战方案。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大营附近柳条湖东侧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随即伪造现场，嫁祸于中国军队，称其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关东军以此为借口向北大营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军按照预定计划，次日攻陷沈阳，长达十四年的侵华和抗日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之下，东北迅速沦陷。为了逼迫国民党承认日军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减轻来自各国的压力，日本开始谋划在上海制造事端，转移国际注意力。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闸北，发动“一·二八”事变。上海守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的领导下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决心御侮争存。上海民众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组织救护队和义勇军，支援十九路军抗战，重创日军。然而蒋介石拒绝增派援兵，淞沪守军苦战一个月后上海沦陷。5月，南京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允许日军留驻上海，中国军队撤离并不得在上海周围驻防，取缔所有抗日活动，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4]

1933年初，为扩大并巩固伪满洲国的疆界，进而侵略华北，日军对热河、古北口以东的长城一带发动进攻。张学良、何应钦先后指挥20万大军进行抗击，阻止日军进关。1月，日军进攻榆关时，中国守军首次在华北地区违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奋力反击，揭开华北抗战的序幕。5月底，何应钦派军使向日军求和，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中日双方代表在塘沽签订停战协议，国民党政府事实上承认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接受伪满现状。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直接导致长城抗战失败，华北陷入危急。

热河、华北局势恶化时，察哈尔省也面临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国民党将领冯玉祥于1933年5月主持召开了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各方军事首领会议，决定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应战日本，得到各地抗日团体和爱国人士的声援。何应钦数次要求冯玉祥停止军事行动，被冯拒绝。察哈尔抗战历时半年，收复多处失地。然而在蒋介石政府的分化、胁迫、夹攻下，最后以瓦解而告终。

在华北，继“塘沽协定”后，日本侵略者又觊觎华北五省，谋划通过扶植傀儡政权不战而攫取华北。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天羽声明”，公然置国际社会对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谴责于不顾，宣布中国为势力范围，不允许其他国家染指。1935年1月，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会议，决定在华北扶植伪政权。自此，日军不断制造借口挑起事端，先是通过汉奸被杀的“河北事件”向国民政府提出无理要求。6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递交备忘录，7月，何应钦按照南京政府的训令，书面复函照单全收，是为“何梅协定”。至此，“国民党的党、政、军、宪、特一切势力，全部被逐出河北省与平、津两市”，日本不费一兵一卒便实际取得对华北的控制权[5]。继“河北事件”，日方又利用“张北事件”签订“秦土协定”，取得对冀、察两省的控制。

国民党的丧权辱国政策助长了日军的侵略气焰。自1935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开始策划华北自治，通过煽动“饥民”暴动、汉奸“请愿”，策动阎锡山和韩复榘搞华北五省自治，企图使华北沦为第二个东北。国民政府再次对日妥协，于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任委员长，王克敏等十几人为委员。委员会名义上隶属南京政府，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实际上由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势力影响和控制，华北变相完成“自治”，日本侵入中国内地，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1936年5月，日本关东军又成立伪“蒙古军政府”，企图将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8月，伪蒙古军开始进犯绥远。在傅作义的带领下，绥远抗战以胜利告终，掀起抗日运动新高潮。

二 危机中的中共与抗日统一战线的逐渐形成

对日军步步退让的同时，国民党加紧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的围追堵截。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日军加紧侵华准备，中国则陷入全面内战。1928年北伐之后，蒋、冯、阎、李新军阀随即展开混战，南京政府和各派军阀还不断发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南京政府采取的是不抵抗政策，把主要兵力用于围剿红军。从1930年10月到1934年蒋介石对红军发动了五次围剿。前三次红军三战三捷，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1931年7月，蒋介石首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一面再三命令张学良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一面准备发动第四次围剿。1932年7月，蒋介石亲率30万大军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指导下，红军反围剿以失败而告终。在湘鄂西根据地，红军也没有击退蒋介石的十万军队，第四次反围剿失利。自1933年2月起，国民政府调兵遣将对革命根据地分三路出击。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大军亲任总司令，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红军一开始就遭到惨败，一年多的战斗处处被动挨打，于1934年10月被迫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在与蒋介石殊死斗争的同时，中共中央并没有忽视日本步步为营的侵华行径，面对民族危机一直致力于力挽狂澜。

在东北，中共积极参与和领导了抗日游击战争。“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顾各界民众的呼声和谴责，要求东北军放弃抵抗，不战而退。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反对日本抢占东三省，随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救国会组织的义勇军发展迅猛。中共积极组织和引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建立起十余支抗日游击队，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之后，东北的抗日部队与中央失去联系，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导。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6]东北党组织和人民革命军立即响应。1936年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将党在东北领导的所有抗日部队一律改成东北抗日联军，并吸收其他抗日武装参加联合军队，以扩大抗日统一战线。1936年初到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陆续编成十一个军。到1937年上半年，东北抗日联军已达二万余人，成为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

针对华北危机，1933年5月25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中日秘密谈判与国民党出卖平津及华北问题的紧急通知》，号召各级党部组织民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开展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7]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新进攻告民众书》，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进攻苏区，建立全国民众反帝统一战线。[8]紧接着于12日又发出《关于在目前华北紧急形势下各级党的任务的紧急通知》，指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阶段，共产党要担任起领导民众斗争的任务。[9]

同年夏，国民党以重兵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日军也加紧行动，准备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中共中央为宣传和推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7月，派出寻淮洲、粟裕、乐少华领导的红军第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北上向闽浙赣皖的国民党后方挺进，积极向群众宣传抗日主张，之后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同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北上远征。

次年《八一宣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进一步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强调抗日救国是生死存亡关头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彼时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并未获悉宣言的具体内容，但已经开始考虑建立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10月中央红军完成战略转移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以工农红军为主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为日后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奠定基础。南京政府则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调动军队对陕北苏区大举进攻。

针对日本策划的“华北五省自治”，中共中央委员会于11月13日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愿意与“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采取一切方式，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而血战和斗争。[10]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组织成立了北平学联，响应中共的主张。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发表《北平各校通电》，认为“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途”。[11]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欲于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应日本要求实现所谓华北特殊化的消息传来。北平学联党团果断决定发动学生于12月9日走上街头游行请愿，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打倒汉奸，保卫华北，是为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受其影响，全国各地民众纷纷响应。学生举行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工人罢工支援学生斗争，共同抗议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及镇压抗日运动的可耻行径。迅速反应的还有上海的文化界，12日即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指出抗日是中国的唯一出路。27日文化界的爱国人士三百多人召开大会，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大会推举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知名人士组成35人的执行委员。大会再次发表宣言，提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武装民众、共赴国难等八项抗日主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随后加入1936年1月28日成立的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12]5月底，宋庆龄、邹韬奋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支持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全国各地的许多救亡团体加入了联合会。

民族危机的加深、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全国范围内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高涨，促使中共在跟国民政府军队斗争的同时开始转变政策。1935年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从苏联回国到达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以及《八一宣言》的内容。共产国际七大战略策略的转变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明确主张，积极地推动了中共随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制订。11月28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和朱德的名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重申了《八一宣言》的基本内容。[13]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立了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战略方针，执行“抗日联军”的策略，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14]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即着手实现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联合，首先争取在西北“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麾下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到1936年夏，中共中央已成功说服张学良接受中共关于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政治主张，并商定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与十七路军经过半年多的数次谈判，也同样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关系。在中共中央的努力下，张、杨两部之间也开始了日益密切的合作。

华北事变后日本政府的步步紧逼也使得国民党当局逐渐调整政策。一方面改善南京政府与苏联的关系，以期利用苏联牵制日本；另一方面，在以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的方针下，打着抗日的旗帜以苛刻条件与共产党谈判，以达到“溶共”目的。[15]因此，从1935年冬天开始，国民党也陆续派人在不同地点与中共代表秘密接触。1936年3月初，中共中央提出了与国民党谈判的五条意见，即（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16]随后，中共中央在晋西会议上专门讨论与国民党政府谈判问题。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不发布讨蒋令。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提出各党派停止冲突与斗争，联合起来抗日救国，这是中共首次公开将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对象。[17]5月5日发表的《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用“蒋介石氏”取代了“卖国贼蒋介石”。至此，中共的抗日政策已开始转向逼蒋抗日。

共产国际的立场对中共政治策略的转变起到重要的作用。8月8日，从苏联回国的潘汉年向毛泽东、张闻天和周恩来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不同意将反蒋和抗日口号并提的意见。一周之后，执委会书记处又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中指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18]8月25日至27日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认为中日民族矛盾日益突出，讨论了在中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扩大民族统一战线阵营范围的必要性。中共中央也致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倡议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救亡图存。为了使全党了解放弃反蒋口号的必要性，9月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指示，用“逼蒋抗日”的口号取代“抗日反蒋”。[19]

中共中央致力推动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抗日政策的时候，蒋介石却依然把“剿共”作为首要目标。1936年上半年，蒋介石仍聚集重兵企图围剿陕甘根据地。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于甘肃会宁会师。蒋介石调集精锐部队三十余万大军，准备对中央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并亲飞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在对多地完成剿共部署后于12月再度飞往西安督战。张学良对蒋介石劝说数次无效之后，和杨虎城于12日携手扣押蒋介石及其随行要员，并与其他十六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国内外立即引起强烈而复杂的反响。面对国际国内一触即发的紧张形势，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最后从民族大义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中共于19日发表《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指出西安事变的发动是为了抗日救国，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就其影响而言，一方面，事变有可能引发“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继而削弱抗日力量，不利于全国抗战的发动；另一方面，如果事变能够促使蒋介石停止“剿共”内战并把枪口转向日本侵略者，就能够实际建立起抗日救亡的全国统一战线。为了实现后者，中共“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20]22日，宋子文、宋美龄抵达西安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开始谈判，最终达成六项条件。周恩来全权代表中共中央参加了为期两天的谈判，不仅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且在谈判结束后与蒋介石面谈，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

在三方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成为国共二次合作的转折点，全国范围的剿共和军阀的内部混战基本停止，国内形势出现巨大变化。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第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首次提到“抗战”一词。宣言指出“整个民族之利害终将超出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同为国民，休戚相共……存则俱存，亡则俱亡”，对内放弃对中共的武力围剿，代之以“和平统一”原则以“共赴国难”；对外政策方面，“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结束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对日妥协。[21]随后的数月国共双方多次就合作进行谈判，蒋介石试图通过谈判“收编”红军，在此过程中设置重重障碍。中共本着“不失立场不放弃原则的情况下接受对国民党一切可以让步的条件”的原则[22]，积极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国共两党的合作，使得日军再也不可能不战而胜。从1937年5月开始，驻华北日军开始频繁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随时准备发动进攻。驻守平津的二十九军也严阵以待。7月7日夜，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搜查宛平县城，中国守军严词拒绝。日军遂开枪射击并炮轰宛平城，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奋起抵抗。“七七”事变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拉开序幕。蒋介石对日态度开始强硬，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表达了政府的抗战决心，声称要取得最终胜利“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23]到8月上旬，在平、津已沦陷、上海形势也日趋严峻的背景下，国共继续谈判，并于下旬最终达成协议，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国统区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次日发表谈话，指出国共双方团结御侮的必要性，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南方的红军游击队随后于10月整编为新四军。至此，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