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卢卡契：叙事形式与世界的总体性

卢卡契一生对叙事文类（史诗与小说，尤其是小说）都保持着持续的关注，他的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主要成果，也几乎都是关于小说的。他认为：“文艺中真正的社会因素是形式”，[2]叙事形式中有世界观，作家对于世界的基本感受和认知，都内化在作品的叙事形式中了。卢卡契所说的形式，尽管也涉及媒介如语言组织，但主要指的是叙事作品中的表现手法、形象图式、结构外观。他对于叙事作品的政治分析，也基本是从这些角度切入的。

青年时代的卢卡契就对叙事体裁内的精神特征和体裁之间变化的内在原因有浓厚的兴趣，早期的《小说理论》一文中，他用黑格尔（G.W.F. Hegel）等人的“精神科学”观探讨西方文学史上从史诗到小说之间变化的内在原因。在他看来，史诗是完满地体现了精神（心灵）总体性的艺术形式，在古代社会，心灵（绝对精神的个体化）的总体性、现实的总体性与史诗包罗万象的整体性之间处于一种内在天然契合的状态，故而，史诗在那个时代成为最完美的艺术形式。但后来，现实存在的总体性不复存在，心灵的整体性也不复存在，这意味史诗这种体裁形式繁荣的基础不复存在了，其衰落成为必然。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人类心灵还保持着对总体性的记忆和渴望，这种记忆和渴望表现在文学中，就促使了小说的产生。对此他说，“小说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史诗，在这个时代里，生活外延的总体性不再直接地既存，生活的内在性已经变成了一个问题，但这个时代依旧拥有总体性信念”。[3]尽管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不再将绝对精神及其主体化形式（心灵）作为阐释文学艺术发展的内在动力，但仍保留着对于小说精神上具有内在总体性追求的认知。只是这个时期的总体性的内涵，已经不是黑格尔逻辑主义中以绝对精神为本原的精神的总体性和统一性，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总体性。

在这个时期，卢卡契将先前接受的黑格尔的精神总体性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内涵。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观也认为，世界具有总体性，人类历史也具有总体性，这正是卢卡契能将两者结合到一起，创立自己具有总体性特征的历史哲学的基础所在。卢卡奇在被认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奠基意义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就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历史观，他说：“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个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4]他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的作用大大淡化了，而突出了总体性观念的重要性。既然人类历史具有总体性，现实社会生活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当下状态，必定具有内在的总体性，也即是说，它和人类历史发展总体性有内在关联。他认为，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社会不同阶级对待历史总体性的态度和认知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走向没落的统治阶级肯定当下现实状态（也就是肯定自己的现实统治），因而对历史发展的总体性保持拒绝和盲视的立场。他们不愿意也没有能力看清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因为承认总体性就意味着承认自己的阶级必然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他们不愿意的。而面向未来的阶级和社会力量则承认总体性，因为他们有能力看清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方向，并且在这个方向中看到了自己阶级的光明未来。因此，可以从不同阶级对待历史总体性的态度，判断这个阶级尚处于上升革命的阶段还是处于没落反动的阶段。

在这样的历史哲学基础之上产生的美学和文学理论，必然确认如下关键性的认知：

（1）审美现象与文学艺术都要面向现实社会生活，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因此，衡量文学艺术价值高低的根本标准，也就是能否真实地反映客观社会生活；（2）这也意味着，以反映人类现实生活为己任的小说，必定与总体性相关。可以根据小说作品形式是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性判断它的政治性质：能够表现生活和历史总体性的艺术形式，就是积极进步的、革命的艺术形式，不能表现生活和历史总体性的艺术形式，就是反动的、落后的艺术形式；（3）包括叙事形式在内的艺术形式与政治的内在关联是这样逻辑地建立起来的：特定艺术形式（包括特定艺术手法）对建构特定艺术形象图式具有潜在的规定作用，而特定艺术形象图式与作家对社会生活总体认识的世界观相关；而不同阶级具有不同的世界观，这导致特定艺术形式具有特定的政治性。

对于卢卡契上述思想，笔者曾经以卢卡契的重要长篇论文《叙述与描写》为例，对其对现实主义作家与自然主义作家具体作品叙述形式政治分析中潜含的叙事政治学阐释框架和步骤进行过较为深入的论析。通过对该文的深入解读，我们发现，卢卡契对叙事形式政治性问题的阐释过程基本是这样的：从叙事作品特定叙事手法和形式中窥见特定创作原则—从特定创作原则中窥见小说的叙事（形象）图式—从特定叙事图式中窥见特定世界观—从作品表达的特定世界观中窥见特定作家的世界观—从作家特定世界观中窥见他所属的阶级的历史属性（进步与反动、先进与落后）。经过这几步分析，具体文本中特定叙事形式的政治内涵就被揭示出来了。[5]在卢卡契看来，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这样“伟大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他们更依赖叙述的手法，创造的形象图式具有总体性；而像左拉以及其他现代主义小说家更喜欢描写的手法，其小说的形象图式是破碎性的。前者体现了资产阶级处于上升阶段的世界观与进步政治立场，后者则体现了处于退步衰落阶段的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和政治立场。

《叙述与描写》这篇论文的基本思想与卢卡契稍后发表的另一篇论文《现实主义辩》观点完全一致，可说是后者的准备。而正是后者的发表，掀起了那场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长达数年的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优劣的著名论争。

卢卡契对于叙述与描写两种表现手法或美学形式类型政治内涵的这种判断尽管不乏过人洞见和深度，但必然招致多方面的争议。一方面是唯美主义、形式主义作家和理论家会从审美性和技术性维度坚决否认这种分析判断的合适性。他们会认为叙述与描写是叙事艺术自古以来就有的两种基本表现手法，从柏拉图到20世纪英美小说理论家都反复讨论过，在他们那里，艺术的表现手法是艺术技巧层面的因素，并不具有总体世界观和针对特定社会的政治意义。

另一个方面的争议主要发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内部，这更值得我们注意。卢卡契褒扬建基于叙述基础之上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形式而贬低建基于描写基础之上的现代主义艺术形式的基本立场，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引起持续的争论和反对，布洛赫（Ernst Bloch）、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等学者都不认同他的观点。其中，阿多诺的看法值得特别重视。阿多诺也认为艺术形式具有政治性，他说：“形式是改变经验存在的法则，因此，形式代表自由。而经验生活则代表压抑。”[6]因此艺术形式对我们经验世界具有批判、否定、超越的作用。他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对立、冲突、不和谐，因此任何关于这个社会具有总体性、同一性、完整性、无差异性的描绘其实都是一种欺骗性假象，“同一性是不真实的”。[7]是在为这个社会掩饰和辩护。真正具有反抗性（因而也是进步性）的恰恰是卢卡契所不欣赏的那种具有差异性、非同一性、非整体性、零散化和破碎性的现代艺术。在他看来，辩证法强调的是矛盾性，而“矛盾就是非同一性”，[8]“是始终如一的对非同一性的意识。”[9]就是按照这个观念，卢卡契认定有进步性的叙述性形式规范所表达的世界恰恰是不真实的、虚假的，而他所否定的描写性形式规范所表现的世界恰恰是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卢卡契对现代主义艺术“过分强调形式”的指责，阿多诺认为这只确证了他“文化保守人士”的立场。[10]

所以，卢卡契对于叙事形式政治内涵问题的阐释，既有过人洞见，但也存在明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