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北美汉学界宋诗研究萌芽期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主要通过传教士介绍，译介中国文化典籍是重要方式，其中，也涉及中国诗歌（包括宋诗）的介绍，但总体来看，比较零散，也不够准确。比如最早来华美国传教士之一的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其在1848年出版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一书里提及了宋诗：

唐代，即9—10世纪，是诗和文学的全盛时期，中国文明最辉煌之日，却是欧洲文明最黑暗之时。任一欧洲语言都还没有翻译全唐诗，大约不会有完整的翻译。李太白的诗有30册，苏东坡的有115册。叙事诗所占比例较抒情诗为小。[1]

《总目》的第四部分“集部”，意即杂集，提及的著作主要是诗集，占总数近三分之一。分为五类：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最早的诗人是屈原，具有天赋的楚国大臣，生活年代早于孟子，他的作品《离骚》，意即“驱散忧愁”，已译成德文和法文。由于他的不幸，至今人们仍在五月初五的龙舟节加以纪念。中国更著名的诗人是唐代的李太白、杜甫和宋代的苏东坡，三人构成了诗人的基本特征，他们爱花，爱酒，爱歌唱，同时出色地为政府效劳。[2]

由此观之，卫三畏仅简略提及作为大诗人的苏轼及其诗歌数量与基本特征，并未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与分析。卫三畏对中国诗歌的介绍依据《四库全书总目》，这无疑缺少新意与突破。但卫三畏之后另一位美国北长老会派至中国的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Martin，1827-1916）则对宋诗缺少关注，这位“中国通”在其名著《汉学菁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响力》（The Lore of Cathay，1901）之“中国文学”章却没有论及宋诗，在他所编《中国传说与抒情诗》（Chinese Legends and Lyrics，1912）中也未翻译宋诗。

1917年，美国汉学家保罗·卡鲁斯（Paul Carus）发表《一个中国诗人的人生沉思》（A Chinese Poet's Contemplation of Life）[3]，面对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的轻视，卡鲁斯为中国文学辩护，他对苏轼推崇备至，尤其赞同理雅各视苏轼为“无与伦比的大师”（unrivalled master）。当然，他对苏轼的赞誉在某种程度上有“误读”成分，即当时译者将《赤壁赋》以诗体英译，作者将《赤壁赋》视为一首诗歌，因此，以今日之学术眼光看，这虽然不能视为北美学界真正意义上对宋诗的接受，但或许可以视为欧美学界开始正视包括宋诗在内的中国文学的重要里程碑。

由此可见，萌芽期的北美汉学界的宋诗研究较零星、散漫，尚处于起步阶段，甚至存在某种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