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道德之天”天道观的形成

周的始祖是从小被遗弃的孤儿，故名叫“弃”，他出生于稷山（今山西省稷山县），因善于农耕而成为一代农神，称后稷。周部落以农耕为本，在岐周故地逐渐繁衍成长。《诗·鲁颂·閟宫》言：“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说明周太王时期就开始准备灭商。经过四代人的接续准备，公元前1044年2月武王发动牧野之战，经过一天战斗便攻破殷商国都。武王灭商后，依然采取殷商“人牲”祭神等旧制，将殷商俘虏集体断手断足献祭上帝，用纣王的首级和两个妃子进行燎祭（即焚烧法杀人牲）。[21]孟子对这段历史表示怀疑，他说：“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不至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这种“血流漂杵”的做法太不符合武王作为圣王的形象，所以他不信。但历史就是如此。灭商后的第二年武王去世，在纣王之子武庚的唆使下，负责监视殷地的文王之子管叔、蔡叔、霍叔发生叛乱，史称“三监之乱”，周王朝面临严峻的形势。周公受命东征，不仅平定了这次叛乱而且深入原殷商旧地徐、奄、薄姑等方国，大大扩展了周的势力范围。经过这一事件，周人意识到，要实现长治久安，必须建立一套新的官方的“意识形态”来解决周代商的合法性等问题。

周人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重新定义“天”。殷人的“天”是由“祖宗神”和“上帝神”合一的神灵所支配，专门庇佑商王及其万代子孙，如果不改变对“天”的认识，周人的统治就是违背天的意志，没有了“合法性”。因此，周人要降低神灵的地位，转而用道德——人的德性高低作为获得天认可或者被抛弃的根本依据。郭沫若说：“敬德这的确是周人所独有的思想。……在卜辞和殷人的彝铭中没有德字，而在周代的彝铭中都明白地有德字表现着。”[22]周人还创造一个观念，天下万民都是天的子孙——天民，所谓“天生万民”。《尚书·召诰》中明确表示，周代殷是因为“皇天上帝，改厥元子”。所谓“元子”就是长子的意思，就是说皇天上帝已经把“长子”的地位转由文王来承担，成为管理万民的新的天子。周人的“天”已经成为“道德之天”，已经不是能够庇护殷商的“神灵之天”，它将根据人的德性高低来决定“天命”归属，商纣王因为残暴而辜负天的期望，最终被剥夺“天命”。

周公东征期间给殷商遗民和诸侯的几篇诰示中多次强调，纣王因失德而被天命抛弃，文王则因德性承受了天命，灭商不仅不是犯上作乱，而是履行上天交给的使命。由此产生中国道统中“替天行道”的思想。周公在《多方》《多士》篇反复对殷地的百姓说：不是我周人要灭你，实在是你们最后一位商王纣违背天命，上天降下灾殃，正如商汤当年按照天命诛灭夏桀一样。周公的理论解决了周代商的“合法性”问题，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即“天命靡常”。今天得到了天命，明天还能保持吗?让周人感到惶恐的是：我们周人有幸得到天命，但天命无情，怎能保证不会失去?于是，周公进一步提出：文王、武王遵照天道的要求，“以德配天”而获得了天命垂青，后世子孙要永保福禄，只有如先祖文、武一样，完善自己的德性，战战兢兢实现上天的使命。要以天下万民为念，不贪图安逸、不骄奢淫逸、不胡作非为，做到敬德保民。

相传灭商后的第二年，武王与商朝旧臣箕子有一段对话，探讨治国理政的道理。箕子说，听说从前上帝把治水失败的鲧流放后，赐给禹洪范九种大法，于是治理国家的法理就确定了。分别为：一安排好五行；二敬用五件事；三处理八种政务；四运用五类记时办法；五建立君王的规则；六展示三种德行；七用占卜决定疑事；八注意上天征兆；九用五福六极治理百姓。这段记载在《尚书·洪范》的对话中，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极大。据李学勤考证确认，《洪范》确为西周作品。[23]因此，箕子的意见既可看作殷商后人的历史教训总结，也可以看作西周时期的治国思想。但后一种可能性更大。解读这篇文献，可以得出以下几个观点。一是人间事务要大于对神灵祭祀。“洪范”通篇不提如何祭祀、如何取悦神以获得天命降福，而是如何尽人事，如何安民利民，说明“民心”比“天命”更重要。皇天六亲不认，惟有德行才可配天；民心反复无常，惟有惠民才是根本。[24]随着周初礼乐制度完成和神权统治结束，西周社会开始从“神本主义”向“民本主义”过渡，华夏文明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与神权本位的神权社会分道扬镳。二是提出了王道和君仪、君德的思想。其中“王道荡荡”“王道平平”“王道正直”“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更是为后人所反复提及。提出要有“正直”“刚强”“亲柔”三种品德。三是提出认识天命的办法。周翦商创造以弱胜强战争奇迹的同时，也带来如何顺应天命、不负天命的困惑。从“天命有常”到“天命靡常”，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围绕天命可以把握还是不能把握的争论，成为中国道统自始至终的一个重大问题。能把握也好、不能把握也罢，总是绕不开如何认识天命这个问题。“洪范”提出了认识天命的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通过占卜的龟壳、蓍草显现天命的迹象；第二个办法，从天象的变化、君王的言行中显现天命的征兆。这两种办法在以后三千年中国社会同时存在。随着理性思维的增强，秦汉以后统治阶层不再采用占卜的方式议决国事，但这种习气向民间蔓延，成为长期占据中国百姓的下意识。而从各种征兆中读出天命，直到清末一直为统治阶层所信奉。据说武王伐纣时，有火焰降到武王屋顶后化作一只鸟；刘邦做皇帝时，五大行星一字排列出现在天空；明永乐十二年（1414），外邦送来长颈鹿为贡品，翰林院编修沈度竟激动地写下颂词，“臣闻圣人有仁德，通乎幽明，则麒麟出”，原来是把长颈鹿当作麒麟；《清史稿》更是祥瑞迭出，雍正三年（1725）、乾隆二十六年（1761）、嘉庆四年（1799）、道光元年（1821）四次出现五星连珠；袁世凯复辟帝制，有江西官员电告称“有了祥瑞，石龙现身”，北京周边闹蝗灾，却有官员称蝗虫头上有“王”字。[25]祥瑞成为历代政权合法性、政权稳固的象征。四是提出治理百姓的两大法宝——赏、罚二柄。用长寿、富足、康宁、崇德、善终这五福鼓励，同时用凶险、疾病、忧愁、贫穷、恶行、羸弱这六极警戒。实际就是人类历史上屡试不爽的“胡萝卜加大棒”。《洪范》的形成，预示着指引中国三千多年的治国理政核心思想开始初创定型，也反映了周人天道观已经形成。这种“道德之天”的天道思想，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内容。

第一，在人和神的关系上，主张人更重要，神只是为人服务。周人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或“敬而不用”，或“敬而不重”的态度，以及“用时再敬”的实用主义态度。随国是西周镇守南方的重要邦国，有“神农之后，随之大贤”之称的大夫季梁，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民众才是神的主人，所以圣王首先考虑民众利益，再去考虑神。由周文王弟弟建立的虢国，其国君曾向神献祭，求神赏赐土地，东周内史就评论说，虢国国君一味听命于神，因此“虢必灭亡矣”（《左传》庄公三十二年）。郑国是春秋初年的强国，子产针对一场是否通过祭神来避免火灾的争论中明确提出“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坚持天人相分，不主张祭神。

第二，周人创造出新的历史观，开始用人的德性高低评价与叙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开始用以德配天、受命于天来叙述历代先王的事迹。殷商时期，“文”“武”“王”等字没有“道德”含义，但在西周以后被打上“道德”的烙印，开始具有崇高德性。“王”与“圣”连用成为“圣王”，专门指历史上那些以天下苍生为念，能克制个人私念、勤勉为民的首领。对百姓，强调用“德教”化育，圣王以自己的德性成为万民的表率，要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要别人不做的自己先不做，并以此化育万民，使民风醇厚，有礼、有耻、有格。天道与人道相通，天意就是民意，符合民意就符合天意，天命只降落在有这种德性的圣王头上，否则就会降下灾殃，重新选择能承继这一使命的圣人。这些思想成为主宰古代中国的政治理想。西周后期由于厉王、幽王的统治不得人心，社会风气也随之变化，一股怨天、尤人的“变雅”“变风”思潮在《诗经》中出现，人们开始诅咒昊天不公，体现出对人事的不满和对天的不满结合在一起。殷商被彻底征服后，周公特别强调用殷人的风俗治理殷商遗民，作为殷商后裔的宋国依然保留人殉、人祭的野蛮风俗。被后世称赞有仁者风范的宋襄公，其实并不仁义，他把不愿参加盟会的鄫国国君杀了祭天。[26]作为殷人后裔的秦国，在秦穆公死后竟杀了177人殉葬，很多是秦国的栋梁之材，其中有屡立战功的子舆氏三兄弟。[27]一首《黄鸟》道尽秦人千古哀怨[28]，但哀之又不鉴之，始皇帝又继承殷人的遗风，死后大规模杀殉。这三起事件的结果，宋襄公春秋霸主的美梦破灭，秦国在秦穆公后一度衰落，幸而有商君改革焕发生机，但始皇帝的残忍却终究难逃秋后算账。不过，在强大的西周王朝管治下，“神灵之天”作为一种思想遗产虽根深蒂固，但已经退到非主流之位，殷人所信奉的能主宰风雨、收成、战争、凶吉的祖宗神和上帝神，失去了往日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