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介子推、介山地理方位与介休的关系

首先，历史时期对于寒食节风俗、介子推事迹以及与介山、介休的关系等诸多问题，都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认知过程，存在明显的时代差异。重现与分析、理解这一认知过程，对于我们今天的讨论十分重要。即使像顾炎武这样的大学者，出于资料等多重因素限制，其关于这些问题的论点并不十分确切，而后继的研究者也没有对于这段认知历史进行客观的、分时段的细致分析。简单地否定或认同，都无法解决问题。笔者发现，对于介子推事迹与介山、介休之间的关系的认知，与寒食节风俗的传播历程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寒食节风俗的演变与推广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当时研究者的思考与观点。自东汉以来，多数研究者（特别是地理学家）逐渐倾向于将介子推所归隐的介山，定位于今天介休、灵石、沁源三县市交界之地的绵山，而对于这种难以逆转的倾向，顾炎武等学者似乎有些故意忽略了，缺乏必要的尊重与考量。

文自《左传》开始，介子推的事迹广为流传，为世人所熟知。《左传》的相关记述，是介子推事迹最原始的依据。据《春秋左传注疏》卷十四载云：

（僖公二十四年，即晋文公元年，公元前636年）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注：介推，文公微臣。之，语助……）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 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 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 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注：蒙，欺也。）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注：怨言，谓上下相蒙，难与处。）……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注：既不求之，且欲令推达言于文公）……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 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 与女偕隐。”（注：偕，俱也。）……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注：旌，表也。西河界休县南有地名绵上。）[12]

文中的注文，为西晋学者杜预所撰，即通常所称“杜注”。应该注意的是，在《左传》的这段原始文献中，只提到“绵上”与“绵上之田”，并没有提到“介山”。杜预所云“绵上”在“西河界休县”，即指当时西河国界休县，同样也没有注释“介山”之所在。

据笔者检索，最早将介子推故事与“介山”联系起来的典籍，是《楚辞》。如《九章·惜往日》云：“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为之禁兮，报大德之优游。”[13]司马迁所撰《史记·晋世家》是关于介子推事迹的另一部重要文献，对于《左传》所记介子推归隐事迹只是略加补充。其中，司马迁采纳了《楚辞》关于“介山”的内容。如《史记·晋世家》记云：

……（晋文公）使人召之（即介子推），则亡，遂求所在，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以记吾过，且旌善人”。[14]

不过，我们还是发现，在时隔数百年之后，司马迁确实在《史记》里对《左传》相关记述内容进行了新的补充与阐释，如从“绵上”变为“绵上山中”，从“绵上之田”又变为“介推田”，而“绵上山中”最终也被改称为“介山”，从此，“介山”就与介子推联系起来。而正是这个由《楚辞》作者与司马迁提出的“介山”，启发了顾炎武等学者的灵感，并将“介山”方位的考订作为关联研究的重点。正如《日知录》所述，无法否认，西汉时期，确实在河东郡汾阴县已有一个相当著名的“介山”，位于今天的山西省万荣县境内。如《汉书》卷六《武帝纪》载云：

（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夏四月，诏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应。其赦汾阴、安邑殊死以下。”[15]

西汉时期，位于河东汾阴县的后土祠，号称天下“三大祠”之一，是汉朝官方最为重要的祭祀场所之一，具有崇高的地位，汉朝君臣经常在这里举行祭祀仪式。而同在汾阴县境内的“介山”，也由此得到了朝廷的关注与尊崇。[16]《汉书》注引文颖曰：“介山在河东皮氏县（治今山西河津县西）东南，其山特立，周七十里，高三十里。”与此相印证，《汉书·扬雄传》也特别提到了后土祠祭祀活动与“介山”：“（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风……”[17]颜师古在此注云：“介山在汾阴东北。”之后，扬雄在《河东赋》中不仅描述了介山的景色，而且还特别提到了晋文公与介子推的故事，由此暗示介山与介子推事迹的直接关联：“……于是灵舆安步，周流容与，以览虖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于龙门……”[18]据此可知，汉武帝时期，河东地区已有一个名闻天下的“介山”，而且不少士人已认定与介子推故事有关，即介子推归隐之处。

与此相印证，《汉书·地理志》载“河东郡”下有“汾阴县”，注文曰：“介山在南。”[19]西汉的汾阴县，即战国时期的汾阴邑，治于今天山西万荣县西南古城。而同在《汉书·地理志》中，“太原郡”下的“界休县”下却没有“介山”的记载，也就是说，当时在今天的介休市境内并没有所谓“介山”，自然也就没有与介子推及寒食节相关的线索了。实际上，我们检索《史记》《汉书》这两部关于西汉历史最重要的史籍资料时，没有发现与任何“寒食节”的直接证据，虽然不能断定寒食节风俗在西汉时期根本还没有出现，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实在当时寒食节风俗的影响还十分有限，所以并没有引起司马迁、班固等这些史家的关注。

然而，从东汉时期开始，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寒食节”不仅已成为并州及太原郡地区的一个重要风俗节日，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学者们对于“介山”方位的认定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如最早记录介子推与寒食节起源关联的著作之一，当属东汉人桓谭所著《新论》：“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疾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子推故也。王者宜应改易。”[21]又如传为桓谭或蔡邕所作的《琴操》一书，同样提出介子推（即介子绥）与寒食节的直接关联：“介子绥割其腓股，以啖重耳。重耳复国，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绥遂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22]不过，最有说服力的记载，当属《后汉书·周举传》所载内容：

……举稍迁并州刺史。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岁多死者。举既到州，乃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23]

据此可知，很显然，时至东汉时期，作为寒食节标识的“禁火”“冷食”的风尚，已在并州及太原一郡相沿成俗，得到人们高度的推崇与信从。而据《续汉书·郡国志》所载，当时太原郡下辖有16城（同“县”）：晋阳、界休、榆次、中都、于离、兹氏、狼孟、邬、盂、平陶、京陵、阳曲、大陵、祁、虑虒、阳邑。其中，界休与邬县，均在今天介休市境内，可以肯定，今天的介休市境在当时处于寒食风俗区之内。

通常认为，最早确定“绵上”在今天介休市境内的古代大学者，为西晋杜预。其实，这并不准确。更准确的是，最早提供直接根据的是晋人司马彪所著《续汉书·郡国志》。将介子推与介休相联系的关键，并不是“介山”，而是“绵上之地”。据《续汉书·郡国志》记载，当时汾阴县隶属于河东郡，下有注文曰：“有介山。”[24]而界休县隶属于太原郡，下有注文曰：“有界山，有绵上聚，有千亩聚。”[25]这个“绵上聚”才是杜预推论的直接来源，或可以说这也代表了晋代学者们的普遍观点。杜预等晋代学者的观点，显然是对汉代扬雄等汉代人士观点的反驳。

与此相印证，晋朝人陆翙所作《邺中记》记云：“并州俗：冬至后百五日，为介子推断火，冷食三日，作干粥，今之糗是也。”不仅明确指定民间正是以介子推之故施行断火、寒食之举，也同样十分明确地限定了并州之地是当时寒食风俗核心区。[27]

寒食节风俗在早期推广过程中曾经屡遭挫折，不止一次地受到官方的明令“禁断”，即强行禁止。如魏武帝曹操所颁布的《禁绝火令》（又称为《明罚令》）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百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且北方冱寒之地，老少羸弱，将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28]

这里，我们明显感到从东汉到三国时期，寒食节风俗区范围已经得到很大扩展，从原来的太原一郡，扩展到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四郡之地，从今天地域范围来看，是从原来的晋中地区（即太原一郡），扩展到雁北、忻州、晋西吕梁、晋东南等多个地区了。虽然时至十六国以及南北朝时期，寒食节风俗的影响已经进一步扩大，但是，不得不承认，寒食风俗区的核心地，依然是所谓“绵（山）、介（休）之间”。如《晋书·石勒载记》又记载了一段关于寒食节兴废的经典事件：

暴风大雨，震电建德殿端门、襄国市西门，杀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鸡子，平地三尺，洿下丈余，行人、禽兽死者万数，历太原、乐平、武乡、赵郡、广平、巨鹿千余里，树木摧折，禾稼荡然。勒正服于东堂，以问徐光曰：“历代已来，有斯灾几也?”光对曰：“周、汉、魏、晋皆有之，虽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为变，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乡之神也，历代所尊，或者以为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为之亏，况群神怨憾，而不怒动上帝乎! 纵不能令天下同尔，介山左右，晋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书曰：“寒食既并州之旧风，朕生其俗，不能异也。前者外议以子推诸侯之臣，王者不应为忌，故从其议。傥或由之而致斯灾乎! 子推虽朕乡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乱也，尚书其促检旧典，定议以闻。”有司奏以子推历代攸尊，请普复寒食，更为植嘉树，立祠堂，给户奉祀。勒黄门郎韦驳曰：“案《春秋》，藏冰失道，阴气发泄为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复何所致? 此自阴阳乖错所为耳。且子推贤者，曷为暴害如此! 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虽为冰室，惧所藏之冰不在固阴冱寒之地，多皆山川之侧，气泄为雹也。以子推忠贤，令绵、介之间奉之为允，于天下则不通矣。”勒从之。于是，迁冰室于重阴凝寒之所，并州复寒食如初。[29]

这则记载，在寒食节文化传播的历史上至关重要，值得引起特别重视。当时山西、河北等地发生雷电、暴雨等重大自然灾害，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及财物损失。中国古人笃信“天人感应”理论，徐光等人即将灾害缘由归咎于石勒施行“禁寒食”之举措。不过，在这场关于寒食节的争论中，我们最关注的仍然是寒食节影响的范围。如当时的雷暴灾害，正是始于“西河介山”。依徐光的观点，这个“介山”明确为“晋文之所封”，肯定已不是位于河东汾阴的“介山”了，而应是今天介休市南面的“界山（介山）”。又如徐光所云“介推，帝乡之神也”。据记载，石勒为“上党武乡羯人也”[30]。这个“武乡”，治于今天山西晋中榆社县西北，同处于“绵、介之间”，即在绵山周边地区。如石勒也承认：“寒食既并州之旧风，朕生其俗，不能异也。”足见此种风俗在并州地区普及由来已久。石勒君臣最终确定奉行寒食节的地域为“并州”。根据《晋书·地理志》所载，当时“并州”下辖6个郡国，即太原国、上党郡、西河国、乐平郡、雁门郡、新兴郡。这也与曹操《禁绝火令》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是一致的。事实上，两次禁断的结果，更加确认了并州之地为寒食节风俗的核心区域。因此，可以说，也就是最晚至西晋时期，一个新的“介山”才开始出现了，所处之并州以及“绵介之地”，被公认为奉行寒食节风俗的核心之地。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汾阴“介山”所在之河东郡，并不在“并州”地域范围之内，也就是不在寒食节风俗区之内。

北魏时期，寒食节风俗的推行也不顺利，也曾经被明令“禁断”，即以法令形式予以取消。如延兴四年（474年）二月，“辛未，禁断寒食”[31]。然而，据《魏书·高祖纪》记载，至太和二十年（496年）二月，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癸丑，诏介山之邑，听为寒食，自余禁断。”[32]也就是说，“介山之邑”成为奉行寒食节风俗的“硕果仅存”之地。所谓“介山之邑”，即指毗邻绵山的数个郡县之地，如太原、上党、西河等，明显比此前的并州的范围更为缩小了。

也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介山”的认定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早认同杜预的观点并加以辩护的著名学者，是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郦道元在名著《水经注》里较为全面地分析了介子推与介山的关系，并同意杜预的意见，进一步推断出“介山”为“绵山”所改，地在西河界休无疑的观点。在《水经注》卷六“汾水篇”中“又南，过平陶县东，文水从西来流注之”条下云：

汾水又南，与石桐水合，即绵水也。水出界休县之绵山，北流经石桐寺西，即介子推之祠也。昔子推逃晋文公之赏，而隐于绵上之山也。晋文公求之不得，乃封绵为介子推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因名斯山为介山。故袁山松《郡国志》曰：介休县有介山，有绵上聚、子推庙。[33]

郦道元所见袁山松（或误为袁崧）《郡国志》今已佚，与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内容稍有不同，但都有“介山”与“绵上聚”，其佐证价值非同一般。又同篇中“又西，过皮氏县南”条下云：

汾水西径鄈丘北，故汉氏之方泽也。贾逵云：汉法：三年祭地汾阴方泽。泽中有方丘，故谓之方泽，丘即鄈丘也。许慎《说文》称，从邑，癸声。河东临汾地名矣，在介山北，山即汾山也。文颖曰：介山在河东皮氏县东南。其山特立，周七十里，高三十里。颖言在皮氏县东南则可，高三十里，乃非也。今准此山，可高十余里。山上有神庙，庙侧有灵泉，祈祭之日，周而不耗。世亦谓之子推祠。扬雄《河东赋》曰：灵舆安步，周流容与，以览于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于龙门。《晋太康记》及《地道记》与《永初记》，并言子推所逃，隐于是山，即实非也。余按介推所隐者，绵山也。文公环而封之，为介推田，号其山为介山。杜预曰：在西河界休县者，是也。[34]

郦道元的认定是相当谨慎的，不仅根据文献以及前人的观点，而且他还进行了实地考察与观测。如郦氏“今准此山，可高十余里”，进而还否定了文颖的说法。虽然当时不仅有扬雄之《河东赋》《晋太康记》《地道记》《永初记》等著述的印证，而且当时在汾阴介山上已建有神庙，即介子推祠，并受到人们的供奉等种种依据，但是，郦道元依然对此处定位进行了否定，同时肯定杜预的观点。与《水经注》的观点相呼应，北朝著名农书——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卷九同样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佐证：

煮醴酪：昔介子推怨晋文公赏从亡之劳不及己，乃隐于介休县绵山中。其门人怜之，悬书于公门。文公寤而求之，不获，乃以火焚山。推遂抱树而死。文公以绵上之地封之，以旌善人。于今介山林木，遥望尽黑，如火烧状；又有抱树之形。世世祠祀，颇有神验。百姓哀之，忌日为之断火，煮醴而食之，名曰“寒食”，盖清明节前一日是也。中国流行，遂为常俗。然麦粥自可御暑，不必要在寒食，世有能此粥者，聊复录耳。[35]

尽管寒食节文化发展命运多舛，但是，贾思勰所云“中国流行，遂为常俗”，最具说服力，古文献中的“中国”，主要指中原地区，令我们深切感受到寒食节风俗所拥有的强大生命力，在多次“禁断”之后，大有“逆势而上”的潜力。至此，无论如何，寒食节已从“并州”一地的风俗，变为在“中国”范围内流行的风尚了。

从唐代开始，寒食节得到官方重视，并开始向全国进行推广，成为一种王朝官方认可且推崇的全国性节日了。寒食节也从太原区域性的风俗推展到了全国[36]。笔者曾经反复强调，今天山西省在历史时期的区位价值，到了唐代达到了最高峰[37]。而与此背景相呼应，从唐代开始，寒食节文化得到官方的大力倡导与推行。如开元二十年（732年）：“五月癸卯，寒食上墓，宜编入《五礼》，永为恒式。”[38]又如：“天宝十载（751年）三月敕：《礼》标纳火之禁，《语》有钻燧之文。所以燮理寒燠，节宣气候，自今以后，寒食并禁火三日。”[39]而据后世学者考订，一些寒食节节日仪式内容都是从唐代开始成型的，如：“唐开元敕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寖以成俗，宜许上墓，同拜扫礼。”[40]唐代河东籍文学家柳宗元曾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谈到当时所见寒食上墓的情形：

近世礼重拜扫，今已阙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则北向长号，以首顿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马医夏畦之鬼，无不受子孙追养者……[41]

明代学者张宣也曾总结道：

寒食节上墓，其制亦未见于古。独郑正则《祠享仪》曰：孔子、许望墓，以时祭祀，未尝明言以寒食节，则四时皆可上墓矣。《五代史·帝纪》云：寒食野祭，焚纸钱，亦止言野祭，又未尝明言上墓。唯唐开元敕上墓以寒食日，同拜扫礼，此后世寒食上墓之所由起也。[42]

与此同时，位于今天晋中地区的绵山地位也得到了全面的提升与认可。如唐代著名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图志》仅记载了位于介休市南部的介山（即绵山），并最早将“介山”与介休的命名联系起来。如在汾州“介休县”下：“本秦、汉之旧邑，在介山西，因名之。”“介山，在县西南二十里。”又在“灵石县”下也注云：“介山，在县东四十二里。”[43]值得关注的是，同在这部著名地理总志中，由汾阴县所改之“宝鼎县”与“万泉县”下甚至没有记录原在汾阴县境内的“介山”。这一疏忽或改变，颇令人费解。我们只能说，当时河东“介山”的地位已大幅陨落，甚至到了可有可无的地步了。

与李吉甫的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不同，北宋时期最有影响的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的作者乐史十分清楚地了解山西境内有两座“介山”，但是，他同样明确支持杜预及郦道元等人的观点，十分肯定地认定介子推隐居之地——介山，是在今天介休市、灵石县及沁源县一带，而不在河东地区。如《太平寰宇记》卷四一“汾州介休县”下记云：

介山，一名横岭，地名绵上。《左传》：“晋侯赏从亡者，介子推不言禄，禄亦不及，遂与母偕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杜注：“西河介休县南有地名绵上。”此山即绵上田之故地，汉以为县。《郡国志》云：“介山上有子推冢，并祠存。”[44]

乐史的解释是最为清楚的，再一次明确了“绵上”与“介山”之间的关系。同时，我们看到，从宋代开始，河东之“介山”，更多地被称为“孤山”（今天通常称为“孤峰山”）。如《太平寰宇记》卷四六“万泉县”下云：

介山，一名孤山，在县南一里。《晋太康地记》曰：“晋文公臣介之推从文公逃难，返国，赏不及，怨而匿此山。文公求之，推不出，乃封三百里之地，又号为介山。”今按介之推所隐，乃绵山也。文公封之，以为介推田，因号其山为介山。杜注曰：“在西河介休县。”言在此，非也。[45]

自此之后，直至明清时代的一些重要地理志书中，也大都将介子推所归隐的“介山”，定位于今天介休等市县交界之地的绵山。如《大明一统志》卷二〇“平阳府下”：“介山，在灵石县东三十里。《左传》：晋公子重耳出奔，及还国，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遂隐此山，因名。一名介美山。”同样，我们也在该书同卷内发现了“孤山”的记载：“孤山，在万泉县城南，孤峙，不接他山，上有法云槛泉寺，亦名介山。其南即猗氏县境。”[46]同样也不再提及其与介子推事迹之间的关系。又同书卷二一“汾州府”下：“介山，在介休县东南二十里，地名绵上，亦名横岭。晋文公赏从亡者，介子推不言禄，禄亦不及，遂与母偕隐此山而死。文公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47]撰著者的取舍与观点是显而易见的。

又如乾隆《大清一统志》“蒲州府万泉县”下的记述，不过是汇集了以往学者们的著述，但是，可以看出，其撰著者同样明确赞同郦道元等人的观点。

介山，在万泉县东十五里。《汉书·地理志》“汾阴县”：“介山在南。”又《武帝纪》：“太初二年夏四月，诏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应。’”又《扬雄传》：“成帝横大河，凑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师古曰：“介山在汾阴县东北。”《水经注》：“介山即汾山也。其山特立，周七十里，高十余里，山上有神庙，庙侧有灵泉，世亦谓之子推祠。”《晋太康地记》及《地道记》与《永初记》并言介子推隐于是山，实非也。余按：介推所隐，绵山也，文公环而封之，为介推田，号其山为介山。杜预曰：“在西河介休县者是也。”《寰宇记》：“介山，在万泉县南一里。”[48]

面对无法回避的两个“介山”的问题，雍正《山西通志》的撰著者就其合理性进行了一番更详细的解释，以进一步证明位于介休与灵石之间的“介山”更具合理性：

《祝志》：介山，又名介美山，在介休县东南三十五里，以介子推隐此，故名。有庙在焉。《汉郡国志》：万泉县南十五里亦有介山，俗传以推隐得名。旧《通志》两存其说。按晋侯赏从亡者，介子推不言禄，禄亦弗及，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田，而旌其善。介休县旧名绵山，绵上即介休东南山也。南跨灵石，西跨沁源，盘踞深厚，是以求而弗获。若万泉者虽近于绛，周围仅十里，未必不获。盖其屹然孤立，故名为介，后遂傅会以为推隐之处。《蒲州志》已破其误。又曰：绵山在灵石县，有介子推墓，与沁水、介休相连，即介山也。[49]

雍正《山西通志》的作者真正道出了一些河东“介山”被逐渐冷落与淡忘的客观原因。河东介山，今天通常称为“孤峰山”，据现代研究者实地考察，这是一座与其他山脉不相连接的孤立的山峰，海拔高度为1410米左右。然而，又据现代研究者考察，孤峰山“周长60里，山高300米”，即相对高度却只有数百米而已[50]。清代学者更指其“周围仅十里”。其顶峰距离万泉古城（今万荣县万泉镇）只有约5公里的距离。而灵石、介休与沁源之间的绵山本身是太岳山系（霍山）的组成部分，其最高峰海拔2405米，两山没有多少可比性。人们很难想象介子推会选择像孤峰山这样一个孤立的山头上开始归隐生活，而晋文公手下的人员又无法在这样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发现介子推母子的行踪[51]。

笔者在翻检顾炎武著述之时，也发现一些有趣之处。如在顾氏所编《肇域志》中，同样引述了不少文献，而这些文献有关“介山”与介子推的观点恰恰与顾氏本人的观点相对立：

“介休县”下：天峻山，在县东南十五里。[介山，在县东南二十五里，接灵石界。介子推所隐]（原文误移于后，特前移——笔者注）以介子推隐此，故名。有庙在焉。《汉郡国志》：万泉县十五里亦有介山，俗传以介子推得名。……介休县旧名绵山，绵上即介休东南山也。南跨灵石，西跨沁源，盘踞深厚，是以（晋文公）求而弗得。若万泉，虽近于绛，周围仅十里，未必不获。盖其特然孤立，故名为介，后遂附会，以为推隐之处耳。[53]

又“平定州”下：绵山，在州东九十里娘子关，一名紫金山，泽发水出焉。介子推避文公处。中有介子庙、妬女祠。愚按《通志》：介山，在介休县东南二十五里，以介子推隐此，故名，有庙在焉。《汉郡国志》：万泉县一十五里亦有介山，俗传以推隐得名。旧《通志》两存其说。考绵山即介休东南山也。南跨灵石，西跨沁源，盘踞深厚，延亘极远，是以求而弗得。若万泉虽近于绛，周围仅十里，未必不获，疑出附会。[54]

同样出于顾氏之手，而观点却有很大不同。无疑是因为《肇域志》大多是抄撮旧方志资料而成，有幸保存了旧方志撰著者的考证观点，并不代表顾炎武同意这些观点。顾氏后在《日知录》中才对介子推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分析与反驳，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绵上之地”在今山西沁源县北之绵（棉）上村（又称为介山村）。根据笔者的实地考察，绵上之地，实为绵山南坡的一块相当开阔的黄山塬之地，距今沁源县治35公里[55]。历史时期绵上村曾经多次成为绵上县治所之地，迄今留有城隍庙遗址，相传介子推墓也在同一塬上的伏贵村所属郑沟村里。笔者以为：据史籍“以绵上为之田”以及“环绵上山中而封之”等记载，加之地理方位及形势判断，“绵上之地”应处于当年介子推行踪的南部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