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山西宗族研究已成学界热点

近年来，随着宗族研究的深入、研究领域的扩展，北方地区的宗族问题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不少学者为其摇旗呐喊，其学术领域不单是历史学，还包括人类学学者。如常建华在《近十年明清宗族研究综述》中讲到“北方宗族研究长期缺乏，甚至有人认为北方没有宗族，近年来随着宗族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关注北方宗族问题，北方宗族研究已成气候”。[2]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者兰林友在《论华北宗族的典型特征》一文中指出，“为了清晰地透视华北村落的宗族/家族现实结构，以及与村落政治、国家的关系，有必要对华北的村落宗族特征进行探讨”。[3]就连华南学派的主要代表科大卫也发出了《告别华南》的宣言，他讲道：“我感觉到不能一辈子只研究华南，我的出发点是去了解中国社会。研究华南是其中的必经之路，但不是终点。”“我们需要跑到不同的地方，看看通论是否可以经得起考验。需要到华北去，看看在参与国家比华南更长历史的例子是否也合乎这个论点的推测。”[4]各位学者不仅将宗族研究的关注点转到华北，而且也做出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其研究的出发点都带有比较性，都有意无意地将华北宗族与华南对比。如兰林友对比南北宗族的差异，提出了“华北宗族是一种不完备的残缺宗族”这一论断，显然是将华南宗族作为标准来讨论的。

目力所及，当前学界对山西宗族的研究，均存在这样的特征。赵世瑜及其学生邓庆平、韩朝建、王绍欣等，近年来也开始关注山西宗族。在《社会动荡与地方士绅——以明末清初的山西阳城陈氏为例》一文中，赵世瑜考察了山西阳城的陈氏士绅宗族，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时期所发挥维系基层社会稳定的作用。[5]韩朝建在《“忠闾”：元明时期代州鹿蹄涧杨氏的宗族建构》[6]文章中，以金元时期的汉人世侯——杨氏宗族为例，分析了杨氏族人按照当时的标准礼仪来建设宗族，得到了官府的承认与表彰，由此使杨氏在当地社会获得较高的影响力。邓庆平的《名宦、宗族与地方权威的塑造——以山西寿阳祁氏为中心》，考察了寿阳祁氏宗族如何在地方社会建立权威，以及如何保存这种优势并利用当地的社会资源。[7]王绍欣在《祖先记忆与明清户族——以山西闻喜为个案的分析》中，指出闻喜户族与明代立户入籍政策和赋役里甲制度的关系，表明闻喜户族具有与长江流域的户族大致相同的特点。[8]这些论文大多收入赵世瑜主编的《大河上下：10世纪以来的北方城乡与民众生活》一书中。不难发现，上述研究尽管在努力呈现山西宗族自身的特色和功能，却仍然未能脱离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范式，依然侧重于从功能论的角度探讨宗族的建构，以及宗族在地方社会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山西宗族作为黄土高原宗族的一种区域类型，究竟在形成和发展变迁逻辑上有着怎样的内在特性，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发掘。

常建华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华北宗族的研究，看到了与华南宗族的区别与联系，在认同华南学派成就的同时，另辟蹊径，总结宗族研究的特点与经验，提出了：明代宗族组织普及是因为“宗族乡约化”的观点。[9]明代嘉靖后期，国家在地方大力推行乡约，地方官员试图将宗族与乡约结合，在族内宣讲圣谕，按圣谕建祠，以乡约化的形式来组织宗族，达到管理族人、稳定地方社会秩序的目的。[10]在对山西洪洞韩氏、刘氏、晋氏三宗族的研究中[11]，常建华利用其“宗族乡约化”理论，分析了以科举仕宦而强盛的士大夫宗族，在地方官推行乡约教化的契机下，按照乡约组织宗族，使宗族以乡约化的形式组织起来，进而创建宗族，约束族人。常建华的学生王霞蔚，与其师一脉相承，在《明清时期的山西代州冯氏——以〈代州冯氏族谱〉为中心》[12]中，讲述了以商业和科举兴家的冯氏，在创建宗族的同时，注重乡约与族规的结合，树立了良好的家风，冯氏在当地社会中颇具影响力。

此外，近年来日本学者饭山知保对元代汉人世侯及其家族历史的研究也颇引人注目。他利用13世纪后半叶到14世纪中叶集中出现的“先茔碑”，探讨了金元时期北方家族继承系谱与建立碑刻的关系，指出建碑具有与编纂家谱一样的社会功能，应利用先茔碑进一步探讨北方“宗族”的概念、组织特点及其与社会结构的互动[13]。这样的研究，不仅将华北宗族的研究时段从明清向前推进到了金元时代，而且提醒学界应高度重视金元时代对于华北宗族发展演变具有的特殊意义。

通过上述简要梳理，不难看到，对于华北地区的宗族，学者们各有其研究特色，这对于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借鉴之处。然而，当我们将宗族从方法、视角、史料等层面剥离出来，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反思和对话时，研究者却面临的一个共同的困惑：中国范围内的宗族研究究竟具有怎样的内涵与特质？是否能够形成一个共识并以之为基础，进一步整合力量和资源，推动汉人宗族研究走向新的高度呢？对此问题，学者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