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余论
社会调查的最根本意义是如何着手认识社会，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它与传统治学方法不同。社会调查要从数量众多的普通人民的琐碎生活中，发现规律，它在中国的运用和推广，意味着向传统思维方式及生活习惯的挑战。而社会调查的特殊性致使国人目光向下，关注平民生活，以“到民间去”为志向，由此实现了社会的改造。对中国这样一个长年注重“精英文化”的国家而言，实地调查的意义非同小可。它不仅在于描述某些社会现象，获得一些具体的统计数字来认识社会事实，社会调查更重要的贡献在于它触及了在整个思想观念上如何着手认识、解决中国的问题。
由上述多个社会调查报告可知，这是首批以科学的方法实地观察、分析中国社会生活所获得的开创性成果。二三十年代燕大社会学系已经开展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创建了中国社会学史上众多的“第一”。调查内容从社会风俗、家族组织，到行会制度、城市居民生活，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采用的调查方法，有访谈法、问卷法、统计图表、生活费研究、社区功能分析等，都是当时西方社会学界所通行的方法。
社会调查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是“以有系统的方法从根本上来革命”，“是要实现以科学的程序改造未来的社会，是为建设新中国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为中国民族找出路的前部先锋”。[38]在这些有志于用新知识、新方法来改造和服务社会的民众心目中，传统那根深蒂固的“唯书惟上”的知识观，已经逐渐被注重物理实证和社会实践的观念所代替。他们逐渐认定社会理论来源于实地考察与研究，也强调社会调查对社会理论的修正和提升意义。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的重要作用就在于让人们对中国社会有了去认识的兴趣以及继续研究的基础。[39]
由于社会调查所具有本质特性，社会学学者们从一开始就把眼光放在了社会底层，即使是为了了解社会现象的纯粹学术调查，也不会选择对社会精英阶层进行调查，而是把目光锁定在社会的普通阶层。“调查工作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必须要着眼于社会的实际的改造。”[40]而这些调查的资料成为我们今天研究近代社会史的最佳依赖者和最大来源之一。
[1] 陶孟和：《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孟和文存》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5年版，第49页。
[2] 吴文藻：《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1935年撰写），《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页。
[3] 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胜利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5页。
[4] 许仕廉：《中国社会学运动的目标经过和范围》，《社会学刊》第2卷第2期，1931年3月，第4页。
[5] 严复：《原强》，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组编《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近代之部），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59页。
[6] 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7] 晚清年间的社会调查，可参考李章鹏《清末中国现代社会调查肇兴刍论》，《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
[8] 阿瑟·孟，1904年在取得耶鲁大学学士后，作为传教士来华。1907年，他为救一位朋友，在广西溺水身亡。为了纪念他，圣约翰大学将一幢学生宿舍楼取名为“思孟堂”。
[9] 许仕廉：《中国社会学运动的目标经过和范围》，《社会学刊》第2卷第2期，1931年3月，第6页。
[10] 杨毓骢：《中国社会学的四个时期》，《社会学刊》第2卷第3期，1931年4月，第21页。
[11] 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胜利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224页。
[12] 普林斯顿—北京中心是普林斯顿大学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组织，1906年受基督教北美协会委托在北京发起成立，后将重点放在燕京大学，1930年改为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
[13] Clifton J.Philips，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and Its Role in China Mission，1886-1920，John Fairbank edited，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105.
[14] 张玮瑛等：《燕京大学史稿》，人民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338页。
[15] 王立诚：《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107页。
[16] 郑杭生、李迎春：《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17] 徐宝谦：《北京社会实进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中华基督教协进会1916年版，第96页。
[18] Yung-chen Chiang，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26-31.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上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郑杭生、李迎春：《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19] 《新社会》创建于1919年11月1日，到1920年5月25日被警察局查封，仅存在了六个多月。
[20] 李景汉：《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社会学界》第9卷，1936年，第80页。
[21] Peking：A Survey，New York：George H.Doran & Co.出版，全书共538页，有大量照片和统计图表。1940年，福武直将其译为日文，由日本生活社出版，共512页，照片26张，题名《北京的支那家族生活》。
[22] 傅愫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十年》，《咸宁师院学报》1990年第3期，第42页。
[23] 邢文军：《中译本引言》，载甘博著、陈愉秉等译《北京的社会调查》，中国书店2010年版，第9页。
[24] 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胜利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211页；傅愫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十年》，《咸宁师院学报》1990年第3期，第42页。
[25] 孙本文：《研究社会问题的基础》，《社会科学季刊》（国立北京大学）第1卷第4期，第680页，1923年8月15日。
[26] 吴文藻：《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52页。
[27] 吴文藻：《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52页。
[28] 许仕廉：《燕大社会学系教育方针商榷》，《燕大周刊》第104、105期，1926年11月19日、12月6日；《建设时期中教授社会学的方针及步骤》，《社会学界》第3卷，1929年9月；《对于社会学教程的研究》，《社会学杂志》第2卷第4号，1925年4月。
[29] 张玮瑛等编：《燕京大学史稿》，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页；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30] 李景汉：《实地社会调查方法》，北平星云堂书店1933年版。
[31] 王贺宸：《燕大在清河的乡建试验工作》，《社会学界》第9卷，1936年8月。
[32] Dwight W.Edwards，Yenching University，New York：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1959，p.286.
[33] 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34] 王贺宸：《燕大在清河的乡建实验工作》，《社会学界》1936年第9期；许仕廉：《一个市镇调查的尝试》，《社会学界》1931年第5期；许仕廉：《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1933—1934年年度报告》，《社会学界》1934年第8期。
[35] 许仕廉：《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与推广工作》，《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9—1930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30年版，第135页。
[36] 许仕廉：《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与推广工作》，《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9—1930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30年版。
[37] 苗俊长：《中国乡村建设鸟瞰》，《乡村改造》1937年第1期，第17页。
[38] 李景汉：《社会调查在今日中国之需要》，《清华周刊》第38卷第7、8期合刊，1932年11月21日。
[39] 费孝通：《中国社会学的成长》，《燕大文史资料》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页。
[40] 晏阳初：《序》，载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