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杨庆存
杨树增、马士远教授合作完成的一部厚重的学术著作《儒学与中国古代散文》付梓，即将面世，欣喜庆贺之余，油然而生敬意！
树增教授是品德和学问都让人十分钦佩的著名学者。他在学界敬重师长、关爱学友、乐于助人而与世无争、不计得失，于学业孜孜矻矻、精心著述、扎实严谨而淡泊名利、笔耕不辍。记得20 世纪80年代初，树增师从宋代文学名家刘乃昌教授攻读硕士时，即在权威刊物《中华文史论丛》发表了《汪元量祖籍、生平和行实考辨》，引起校内轰动、学界关注；其后师从一代国学大师和著名文学史家杨公骥先生攻读博士时，又以专著《史记艺术研究》赢得学人赞誉。此后，中国古代散文便成为树增教授学术研究的重心，成果相继迭出，诸如专著《先秦诸子散文》《论语导读》《中国历史文学》（先秦两汉）《史记艺术研究》《汉代文化特色及形成》等。其与赵明、赵敏俐教授等人合著的《先秦大文学史》《两汉大文学史》等，承担撰写的部分也以散文为主。上述著作都体现出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深刻的思想见解。树增教授每有新著问世，必予惠寄，让我得以先睹为快。这本即将呈送到读者面前的《儒学与中国古代散文》，历经十几年艰辛，精心撰写，反复修改，形成这部皇皇巨著。其题目气势之磅礴宏大，结构之谨严明晰，内容之厚重深刻，文献之丰富扎实，以及新视角、大思路、宽视野，无不让我眼前一亮，深受教益和启发。
选题极富原创性，民族特色鲜明是这部著作的突出特征。
众所周知，散文与诗歌，是中国古代文学历史最为悠久的两大基本体裁样式，前者主事主理，后者侧重抒情，二者相辅相成，并行发展，共同构成中华民族文化、文学发展的两条主线。目前传世的海量诗文作品，都是中华民族历史实践的智慧结晶和文明发展的真实反映，由此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重要思想资源和艺术瑰宝。与诗歌相比，散文有更多的“实用”基因与“适用”元素，社会性更强，中国古代散文与时代发展和社会现实密切结合的程度也更高，因此具备更多的“化育”功能。同时，散文的体裁表现形式自由灵活，思想内容的表达不受限制，所以不仅得到文人雅士的普遍青睐，而且得到历朝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魏文帝曹丕有“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之称誉，宋代文化巨擘黄庭坚也有“文章为国器”（《山谷别集卷十四·答陈敏善书》）之赞美。反观中国历史，散文的确一直是古代文化殿堂的正统，高居独尊数千年。
与散文一统独尊的性质相类似，儒家学说则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也是直接影响中国历史发展数千年的主流文化。这种主流文化不仅必然地在散文作品中有着充分体现，而且也直接影响着散文发展的形态衍变。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倡导的“恢宏至道”“文以载道”“经世致用”，以及出现的“文、道”之争、“骈、散”之争、“时文、古文”之争等，其核心就是对儒家学说弘扬方式的选择与实际效果的强调。研究儒家学说与古代散文的关系，探索文学发展、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不仅是一个全新的视野和独特的视角，而且抓住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核心与关键，突出了中国古代散文的民族特色。
然而，由于中国古代散文内容的无所不包和形式的自由开放，不仅作品数量汗牛充栋，而且体裁样式繁富芜杂，风格流派更是五彩缤纷，从而造成了很大的研究难度。诸如中国古代散文的属性、研究范围的界定等，无不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由是，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往往令人望而却步，知难而退，研究具体作品或个体作家者众，而大跨度、深层次的中观、宏观层面研究涉足者少。即便是在中国古代和近代，学人们也大都停留在即兴式、碎片化的评点层面上，没有出现通史性的专门著述，这在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六百余万字十巨册《历代文话》中清晰可见。20 世纪30年代陈柱的《中国散文史》，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古代散文发展的专著，具有开创性、奠基性意义，但仅有十万字，只是粗线条描述。时隔半个世纪，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册）面世，至20 世纪末，上、中、下三巨册150多万字全部出齐，体大思精，气势恢宏。20 世纪90年代初，谢楚发《中国散文简史》（20 万字）问世。此外，还有多部成于众手的散文史著作，如漆绪邦主编的《中国散文通史》等。进入21 世纪以来出版的多部断代散文史、分体散文史，对于开拓和繁荣中国古代散文研究都各自做出了贡献，但是，这又属于另一层面问题。
树增教授从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主体——儒学对散文的影响切入，系统梳理儒学与中国古代散文融为一体的发展嬗变，揭示儒学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过程中的支撑作用与巨大影响，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散文，深入发掘儒学与散文相辅相成的密切关联，从儒家学说的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角度，揭示中国古代散文的内涵、特征及规律，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散文史研究体系，不仅具有原创性和开拓性意义，而且抓住和突出了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内容丰厚，系统扎实，见解深刻是这部学术专著的又一重要特点。
是书遵循“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校雠通义》）古训，以时为序结构全书，突出内容的创新发展与内涵变化，体现着很强的历时性、系统性、传承性和创新性特点。著作内容始于“饱含儒家仁爱基因的中国远古神话传说”，而收绾于“涌动着实学思潮的清前期散文”。其间以儒家学说传承创新与散文发展变化为核心，深入论述了上古三代时期以《书经》为代表的经典散文、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散文、经学笼罩下的汉代散文、儒释道交融下的魏晋南北朝散文、隋唐五代儒家道统的复兴与古文的兴起、理学影响下的宋元明散文等。同时，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原创性的新见解、新结论。
树增教授认为，儒学以“仁”为核心，最高人生追求是泛爱众而济天下，主张作家担负起历史的使命和社会责任，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并用文学的形式来抒写济世救民、治国平天下的志向，讴歌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事业，提出补偏救弊的方略，批评当轴者的失政与不公，表达怜悯民生苦难，抒发忧国忧民之情。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散文创作关注社会，贴近生活，直面人生，表现出可贵的现实批判精神，形成了我国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宋王朝重视儒学的社会功能，并吸收佛、道两家思想，从宇宙本原的宏大视角来建构体系，最终形成更富有思辨性与哲理性的新儒学——理学，对中国社会影响至深至远，对散文创作的影响也同样如此。而辽王朝以佛教为主，以道教为辅，以儒学为用，散文作品中表现出浓厚的佛理禅说，虽然缺乏文采，但也表现出北方民族特有的直率朴实，形成叙事简约率直、写景萧瑟苍茫、风格刚健爽朗的特点。
树增教授还认为，“从散文的最初形态神话开始，至鸦片战争之际的小品文、时文、骈文等古代散文结束，其儒家仁德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散文是最早的文学形式之一，而非仅是诗歌形式，从散文产生起，就蕴含着儒家仁爱的基因”“甲骨钟鼎之辞不能代表文本散文水平，能代表当时文本散文水平的是‘六经’”，这些都是言前人所未言。而更多的新结论，则体现在通过展示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历史“实事”，求得了长期被忽略的一些重大的“真”与“是”，如中国古代散文如何造就了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人格和仁爱大众、兼济天下的人生价值观；如何促进中国历史上数次居于世界前列的太平盛世的出现；如何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等等，这些方面都有创新性的结论。
树增教授还特别指出，中国古代散文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强调人与人之间和谐，国与国之间和睦，人与自然之间协调。这恰是建立和谐社会、稳定社会秩序、和平共处建设现代化国家所需要的精神指导，也是治疗当前在商品经济体制中一些人只顾个人物质追求，而精神信仰空虚、漠视社会及他人利益等弊病的良药。中华民族每一个人都需要洁净、高尚、美好的精神家园，中国古代优秀散文可以塑造完美的人格，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增长人们的聪明才智，增强民族的自信心与自豪感。认真地发掘其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使其转化为当代需要的精神资源，是当前学界的重要责任。同时，让世界了解中国古代散文，是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将中国古代散文进行准确的阐释并介绍给各国人民，也是学者责无旁贷的任务。所有这些见解，不仅体现着树增教授的学术功底、学术胆识和学术境界，也反映着树增教授的人类意识、国家观念与世界视野。
任何学术研究都是一个求真、求是、求善、求美的历史过程，都是一个认识不断推进、逐渐接近真理、发现客观规律的过程，一本著作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任何一位学者的学识与智慧必然都是有限的。树增教授的《儒学与中国古代散文》虽然具有重要开拓与创新，对深入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散文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著作依然存在有待深入和完善的空间。比如以儒学为根基的中国古代散文对东亚汉文化圈的积极影响，在政治制度、人才培养、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之类，似可再充实。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传统说法，也可以参考司马迁《史记》“倡扬儒术”的说法，选择更为严谨和更能反映历史真实的表达。
《诗经·小雅·伐木》有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周易·乾》亦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无论大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彼此间的友好交流是形成朝气蓬勃和谐局面的重要原因。鸾凤和鸣，嘤嘤成韵，固然优美动听，意趣盎然，而以文会友、切磋学问，更是建立友谊、推进学术的生动表现。树增教授嘱我写序的重要原因之一，大概是由于我的学术研究重心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散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的文章，全是清一色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心得体会和认识，师从王水照先生攻读博士时的学位论文《宋代散文研究》还荣获教育部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所有这些，都非常自然地多了一些与树增教授思想交流和学术交流的共同语言。当然，相互地深入了解、信任和真诚深厚的友谊，则是嘱我写序的坚实基础。
树增教授于我，既是学长、兄长，又是好友、挚友。20 世纪80年代初，我们同在刘乃昌教授指导下读书问学，从那时起，树增学长就一直给我多方面关心和帮助，甚至积极影响着我对人生道路和事业发展的选择，逐渐结下终生不渝的深厚友谊。也是从那时起，了解到他恪尽孝道的品格，又为给孩子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而不畏艰辛。近十余年来，他一直在精心照料病中夫人的同时，潜心治学，硕果累累，令人不得不敬佩。2011年8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发起并主办纪念杨公骥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暨中国古代文学学术研讨会，树增教授的纪念发言，令人动容。他与杨公骥女儿杨若木花费两年多时间撰写的 40 多万字的《文史全才——杨公骥》，表达了他对恩师的怀念。所有这些，均可见出树增教授不仅对儒家学说有着深刻的领悟，对中国散文有着独到的认识，而且也是一位儒学思想的弘扬者和践行者。他敦厚善良，胸襟阔大，在外是同侪晚学的益友良师，在家则既是孝子慈父，又是模范丈夫。其实，我们平时联系并不频繁，却心心相印。现在细味《儒学与中国古代散文》这部不仅具有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通史性，而且富于研究视角和思想内容独特性的学术巨著，刘乃昌先生学风的扎实严谨和杨公骥先生学术的气魄胆识，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与弘扬。
2016年10月22日
拟于上海徐汇南洋广元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