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寻找传统——中国女性文学史书写的发展历程

一 命名意识：于混沌处走来

（一）20世纪初男性书写的女性文学史

受到社会解放思潮的影响，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个研究女性文学史的高峰，产生了一批富有建设意义的著作。1916年谢无量撰写了《中国妇女文学史》（上海中华书局，以下简称“谢史”），这是第一部中国妇女文学方面的专史，也是我国妇女文学史的“开山之作”。“谢史”考察的内容从人类社会诞生之初起延续至明朝末年，以时代为顺序排列，文学史线索梳理与作品介绍相结合，勾勒出中国妇女文学“史”的脉络。20世纪前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科学化进程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学者的“文学史”意识、学术理念及其研究实践都相对薄弱，谢无量能够率先注意并提出“妇女文学”概念，第一次从“史”的角度整理和叙述，这本身就体现了著者非同寻常的学术远见和开拓精神。然而，由于诸种原因，该书几乎是著者在无可凭依的空白状况下进行的基础建设，故其更像是一部“资料长编”而非研究专著。著者所取“‘妇女文学’，与‘妇言’或‘妇人文字’几乎等同，将所有出自妇女之手的文字性制作皆视作妇女文学”[1]。因此，“谢史”所谓“妇女文学”，已经大大超越如今通常意义上的文学范畴。

由于“谢史”的推动，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国兴起了女性文学史书写与研究的热潮。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中华书局1927年版）是继谢无量先生的《中国妇女文学史》之后，专门论述清代妇女文学的断代史。该书概述了清代妇女文学的盛衰状况，评价了该时期活跃于文坛的几十位女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给清代妇女文学以宏观的展示。该书时间上承接“谢史”，在立意、内容上都深受“谢史”的影响，称得上第一部中国妇女文学的断代史。1932年9月，梁乙真的《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以下简称“梁史”）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这是一部真正的中国妇女文学通史，不仅贯通周代至清朝，而且更表现出“史”的品质。“梁史”上起周代，下至清末，对《清代妇女文学史》进行“补苴阙漏，故所叙诸人诗史，亦不与前书尽同”[2]。该书风格与“谢史”大致相近，兼具文学史与文学读本的特点，且“侧重于平民的及无名作家之作品”[3]。“梁史”所独具的现代学术气质与风范、科学的方法与治学精神，为该著带来了极高的学术品位和声誉。

1930年11月，谭正璧的《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1934年第3版时有增补，易名为《中国女性文学史》，以下简称“谭史”）称得上是第一部白话中国妇女文学史。作者在“绪论”中以崭新的视角和观念对女性与文学的关系作了深刻的阐释，以优美流畅的文笔，展现了文学妇女生活的方方面面，是“过去女性努力于文学之总探讨”[4]。作者有意识地为女性文学著书立传，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进步。“谭史”的特点是“不题为‘妇女文学史’而称‘女性文学史’。虽然在著者当时的意识里，‘女性’和‘妇女’可能并无严格的分别，书中也未作辨析和界定，但这毕竟是中国第一部以‘女性’为书名的文学史”[5]。

（二）20世纪初男性书写的成就及地位

20世纪早期女性文学史的研究者已经有意识地运用性别视角来分析文学现象，这些男性学者受到整个社会解放思潮的浸染，尤其受到西方男女平权思想的影响，意识到女性在社会上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以及文学史书写中女性地位的残缺，倡导男女平权思想，把女性放在传统文化语境中进行思考，尝试建构中国女性文学史体系，因此，这几部著作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男女平权的性别意识。“女性没有创造力，女性甚至没有灵魂”是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的歧视，谢无量在序言中就反对这种观点：“天地之间，一阴一阳。生人之道，一男一女。上世男女同等，中世贵男贱女，近世又倡男女平权。上世男女同等者，自然之法也。中世贵男贱女者，势力之所致也。近世复倡男女平权者，公理之日明也……男女终有趋于平等之一日，断可知也。”[6]并赞赏“美利坚女子，尤为自由”，这些言论具有鲜明的男女平权意识。在《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中，梁乙真虽然没有明确表达男女平权的语言，但其为妇女的悲惨境遇鸣不平的宗旨是贯穿始终的。譬如，谢无量评《诗经》多援用刘向的观点，没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梁乙真则处处以刘向为批驳对象，发表自己的两性平等见解。比起谢无量来，谭正璧尤其强调生活与文学之间的联系，两性平等意识更加鲜明自觉。

早期的文学史著者表现出为女性及女性文学正名的努力。谭正璧在《中国女性文学史·初稿自序》中说：“所谓女性文学史，实为过去女性努力于文学之总探讨，兼于此寓过去女性生活之概况，以资研究女性问题者之参考；成绩之良窳不问焉。故女性文学史者，女性生活史之一部分也。但历来人人均知女性生活之殊异于男性，独对于文学乃歧视，颇令人不解其故。”[7]这段关于女性文学史的定义明确了女性文学史的三方面意义：首先，女性文学史是对女性文学创作的总结。这就意味着女性不仅在审美创造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而且这努力的成果足够一部文学史的容量。这一断言的价值就在于它有力地回击了女性没有自己文学史的无知妄说。其次，女性文学寓于女性生活的历史，它是女性生活史和精神成长史。最后，人类文化史的偏见是只承认两性在生活上的殊异性，而对女性文学却视而不见。这种歧视不但轻视女性文学的存在价值，而且抹杀两性文学的差异性、个性。谭正璧等人的研究揭示了深刻的道理，那就是：构筑女性文学史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必须借用性别批评视角才能触及女性诗学的本质；建构女性文学史的意义就是要消除性别歧视，承认女性审美创造的历史，并透过文学这一媒介去探究并解决妇女问题。“谭史”的个性特色甚为鲜明，最令人关注的是不称“妇女文学史”而称“女性文学史”。在回答当时人们常常提到而至今仍经常有人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单单为女子编写文学史而不单独为男子编文学史时，他回答道：“女性地位之窳弱，自古云然。社会学家知其意，乃有研究女性问题之创，解放之声，亦随之以起。夫女性而成问题，女性之不幸也；为男性者，当本‘同为人类，悲乐与共’之旨而扶掖之，赞勉之。今乃不此之务，反从而嗤之；若昔张若谷氏编杂志《女作家》，或讥其何不另编《男作家》而只取悦女性。呜呼，有见本书而讽以何不另编男性文学史者乎！我将以此觇国人对于女性问题所抱之真态度，更以估海内学者知识程度之轩轾如何也！”[8]女性的问题成历史的问题，已经不单单是女性之不幸，也是男性之不幸，全人类之不幸。这种“同为人类，悲乐与共”的悲悯意识，“扶掖之，赞勉之”的人文关怀在他的整个文学史书写中表现得异常鲜明。在历史上，即使妇女创作出了文学作品，正如不少女性主义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男性文学史倾向于将妇女的作品诉诸遗忘，“谭史”对此都进行了揭示，譬如在论及唐代女诗人时，作者指出：“本来一切的历史是属于男子的，文学史是历史之一，所以难得有几个女性被称引。历史既属于男性，在历史上也很少女性可以找见；因此我们在叙述唐代女诗人的时候，除了几个著名的略可考得她们的身世，只凭了一二残剩的作品而保留她们的名字。此外，因遗文全佚而连名姓都不传的，不知尚有多少！男性中心社会的罪恶，于此可见其一斑了。”[9]像如此犀利地批判男尊女卑意识，积极为妇女文学唱赞歌的言辞，书中随处可见。

这三本著作将女性作家生活及作品独立于中国文学史这部大书之外，拓宽了妇女文学的研究范围，使得整体的中国妇女文学史初具规模，在该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可贵的是三部文学史的创作都以男女平权的理想为基础，为女性所遭受的不平待遇鸣不平，“男女平权”可以说是他们共同的追求。这些著作提倡的“男女平权”思想已经将女性与文学的关系、女性作家审美经验的独特性、女性文本的审美特质以及女性文学对主流文学的历史贡献等问题都做了富有建设性的阐发，书中所体现的鲜明性别意识即使在今天也有其积极意义。正如林树明总结的，三本著作在以下方面值得重视：一是肯定了妇女在文学产生及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二是揭示了妇女创作的艰难性，探讨了女性文学的特点。三是这三本女性文学史，特别是“梁史”与“谭史”，对女性作品本身也有不少全新的理解。如对于有名的女作者其评价皆高于前人，对于不十分有名的作者也重新给予高度评价。[10]20世纪前期具有女性文学史性质的著作还有辉群女士编的《女性与文学》（启智书局1928年版）、胡云翼先生的《中国妇女与文学》（初版于20世纪30年代）、黄英的《中国现代女作家》（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版）、草野的《现代中国女作家》（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版）、贺玉波的《中国现代女作家》（现代书局1932年版）、黄人影所编《当代中国女作家论》（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版）、陶秋英的《中国妇女与文学》（上海北新书局1933年版）等著作，这些著作掀开了女性文学史研究新的一页。[11]相比之下，西方女性主义者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在文学领域里发起了重建女性文学史的呼声。中国早期女性文学史的书写与研究应该有其世界地位。

（三）20世纪初男性书写的缺陷

性别视角的引入对文学史的书写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书写者的性别观念和立场策略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文学史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内涵。在精神生活和文化生产中，两性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导致的文化上的偏见必然会渗透在文本之中。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是以男性文化为中心的，社会上确立了诸如“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等性别差异思想观念体系，忽视女性具有非凡的创造力和独特的审美个性。男性书写的文学史不可避免地带有性别偏见，因而难以描述出女性文学发展的真实图景，也难以对女性文学的创作做出较为公正的评判。20世纪初问世的女性文学史都是男性学者所著，对于中国女性文学史的建构具有开创意义，但也表现出其不足，几部著作中男性作者不自觉地表现出对女性的歧视态度。“谢史”虽肯定《诗经》中多有妇女作品，但评诗时却多援用刘向的传统解释，从儒家“女学”的角度解诗，说那些女作者“皆能守礼且有爱国之志”[12]，对春秋时妇女杂文学的理解也是如此。“谢史”还不加辨析地大量收录了班昭的具有浓厚封建意味的《女诫》。从女性文学史的书写角度看，谢无量可看作宣扬两性平等思想的一位先锋，同时也可视为封建传统文化的顽固守护者，他在1918年出版的《中国大文学史》中不自觉地表现出大男子主义立场，他的“大文学史”其实质是“大男子”之文学史，不但《中国妇女文学史》中出现的如蔡琰（其父蔡邕则设专节评述）等许多女作者在“大文学史”中销声匿迹，即便是像李清照那样知名的作者在他的文学史中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几句，其作品也未引录。

经“五四”后女性主义思想洗礼的“谭史”“梁史”虽比“谢史”多了不少男女平等意识，但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譬如，在评述李冶时，两本著作都收录了她五六岁时的诗作，以表明其日后必为“失行妇人”。“五六岁时，作《咏蔷薇》诗，有‘经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时，她的父亲看见了，大恚道：‘此女聪黠非常，恐为失行妇人。’后为女道士，与文士交游，性情浪漫，好作雅谑。”[13]关于薛涛儿时所作的“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这句诗，“谭史”也作了相同的处理，这都表现出对女性的歧视以及宿命论思想。批评主体的性别中心主义根深蒂固，导致了女性文学现象被男权中心话语误读、改写、遮蔽，如这些著作对女作者的介绍，大都要提及其容貌，不同程度地把女性作者理想化、物化了，表现出“代妇女言”者的隔膜，这在“谭史”中尤为明显。第二章第二节《卓文君》中一段描写，著者充分运用情节描绘、气氛渲染、虚构想象、语言修饰等手法，绘声绘色：“此时主人的女儿文君正在屏后偷觑贵客。她年才十七，出嫁未久，即丧其夫，回到母家居住。正是灿灼的芳时，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肤肌柔滑如脂，生性放诞风流。好梦初寒，浓情始歇，何况又是春天，怎怪她要牵动情怀，自伤影只呢？”[14]这样的叙述，有小说似的情节，散文似的笔致，文情并茂，引人入胜，从而使得该书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便于阅读接受，也更易于普及。但在这里，由于时代所限，“谭史”无法摆脱传统父权文化的熏染，卓文君的形象可以说是著者本人的想象，也可以说是“幻象”，这种幻象具有一定的理想化的审美意味，这个女性的代名词，在史家的笔下成了读者（男性和女性，尤其是男性）欲望化的对象，这种把女性物化的文学性描写，正是当今女性主义者所要批判的。

事实证明，这时期以妇女文学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在促使人们关注妇女历史地位、生活状况、文学贡献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可贵的。然而，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这些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明显的缺陷：由于作者尚未建立起先进、科学的世界观，也缺乏系统、明确的现代文学理论做指导，在认识和评价古代妇女文学作品时，思想意识上不免流露出比较浓厚的封建色彩，缺乏对传统观念的批判精神（如“谢史”对班昭《女诫》的肯定），在对某些文学现象的认识上又表现出思想方法的简单化和片面性（如“谭史”对娼妓文学的简单否定）。从根本上说，其观念上仍未跳出传统的“表彰才女”和士大夫审美趣味的窠臼。再有，这些著作大多是古典文学领域部分女性作家作品的编年史，虽然是用“史”的线索贯穿着作家作品研究，但是以作品的收集整理为主，史论结合、综合为一体的方法运用尚显不足，对于文学史上的文学现象的评判往往带有较鲜明的感性色彩，更未上升为一种清晰而自觉的提出问题并做出理性判断。

二 理论自觉下的兼容与颠覆：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文学史书写

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本土妇女研究以及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入，导致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它是对30年代女性文学研究传统的继承，同时也是突破与超越。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乐铄的《迟到的潮流——新时期妇女创作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刘思谦的《“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徐坤的《双调夜行船——90年代的女性写作》（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著作相继问世，以上著作的作者都把目光放在现代或当代女性作家作品的论述上，梳理出中国现当代女性创作的历史脉络，某种程度上具备文学史的性质，但不能算作完全意义上的文学史，该时期真正具有女性文学史性质的著作要算姚玉光的《中国女性文学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和盛英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姚玉光的《中国女性文学史》（以下简称“姚史”）上起先秦，延续到清末，是新时期以来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产生强烈影响下产生的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史。姚玉光在论述创作文学史的目的时说自己“无意于追步女权主义后尘，更不是同现行的文学史对抗，而是对以往忽视女性文学史的现状表示忧虑，希图重新审视男性文化支配下的中国文学史，以便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做出合乎实际的解释，并进而对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男尊女卑观念和行为，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算，为妇女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尽一点绵薄之力”[15]。该书对“谢史”“梁史”“谭史”都有很多的继承，并且将女性文学的独特性概括为伤感意识、充分的个性化、刻画绵密细致、通俗易懂等四个特征，全书侧重于历史—美学的批评手法，结合女作家的时代背景进行文本分析鉴赏，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由盛英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以下简称“盛史”）建立在20世纪整体文学观的宏观视域内，是迄今为止现当代女性文学史时限最长、历史跨度最大的一部巨著。该书收录了从1900年到1994年中国内地和台港地区约150位现当代女作家作品并进行重点论述，是在西方女性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女性主义思潮兴起、女性主义理论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依据中国女性文学自身的特点，又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而书写的具有鲜明政治倾向性的女性文学史。

上述两部女性文学史把女性文学创作放在中国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中考察，力图在正宗文学史和传统批评的视野之外找到一条女性文学发展的主线，探索女性创作的特殊性，使得中国女性文学史的整体轮廓显现出来。在方法上，著者持有一种对传统既反抗又兼容的批评立场，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采取保留的借鉴态度，传统批评特别是社会、历史、美学的批评因被注入新质——性别的立场和角度——而显得更有张力。相对而言，“姚史”还是以传统批评方法为主，对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方法吸收很少，而“盛史”坚守鲜明的女性主义的批评立场同时接纳了其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视角，从而尽可能地避免了价值判断上的偏颇。

三 多彩的旋律：21世纪初女性文学史书写的蓬勃发展

有了20世纪后期女性文学研究的积累，21世纪初女性文学史研究出现了井喷式发展，这一时期成果丰硕，出现了一批厚重之作。邓红梅的《女性词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作为21世纪出版的第一部女性文学史著作预示着女性文学史书写的一个新时期的到来。该时期的女性文学史著作以断代史、地域史成就特别突出，断代史以近代、现代女性文学研究为主，这些著作勾勒出了清代以及清以后的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轨迹。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立意于对中国女性文学主题演变轨迹的探索，作者认为“女性文学主题的演变轨迹，某种意义上可以成为认识中国女性文学近百年发展历程的一个中心线索”。该著作有以下特色：第一，对20世纪中国女性意识、女性角色的形成作了富于历史感的梳理。对中国女性文学在“人”与“女人”两个层面的统一和开掘，作了比较准确的描述和阐释。第二，力求破除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尽可能避免对女性文学做出过于狭隘的理解，在重视自觉保持女性视角、表现女性思维方式、情感特征和女性生命体验的女性创作的同时，也不菲薄和贬低一些女作家超越对女性本体问题的揭示，主动面向社会现实进行具有开放色彩的创作，从而包容了女性意识在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常彬的《中国女性文学话语流变1898—1949》把女性文本、话语形式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几个关键词作为研究的基本切入点，“立足于20世纪中国前五十年女性文学话语的生成与发展和传统中国女子写作历史流脉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客观实际，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以史为线、以论为主、融汇中西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研究……力图通过‘融汇中西’的研究手段，对20世纪前五十年中国女性文学话语流变和女性文学发展作一个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探悉的多角度进入，为21世纪的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和女性文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和探索”[16]。任一鸣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简史》在“盛史”、乔以钢主编的《女性文学教程》等著作基础上，努力探索自身独特的女性文学史建构方式：以女性文学文本的阐释为主要内容，同时兼顾女性文学思潮与美学风貌嬗变的描述。作者还对女性文学研究的关键词“女性意识”“社会性别”“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等概念进行了辨析，并把自身对这些概念的理解运用到对女性文学相关现象、理论的反思中。作者力求史论结合，实际上是以史勾连，以女性意识为思想贯穿，以论为主，把“文化批评与美学批评相结合，文本、思潮、审美融为一体，尽可能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史的基本面貌”[17]。曹新伟等编写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吸收中外文学理论尤其是女性主义理论成果，注重用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内地与海外华文女性文学现象，对女性文学发展的社会原因、艺术风格、审美特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局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著作还列出《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年表》以供读者查阅，是一部具有鲜明女性主义特色的女性文学史著作。

地域文学史的书写方面，朱小平的《现代湖南女性文学史》梳理了自“五四”时期至今湖南57位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旨在弘扬湖湘文化和女性文学，勾勒现代湖南女性文学的发展轨迹，探索其演变和走向”。尤为可贵的是该书在每一章节前都配有湖南女性文学相关的史料照片，力求以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叙述方式展现湖南现代史上女性作家的实绩。宫红英等人编著的《燕赵女性文学史》介绍了从先秦到当代燕赵地区女性作家及其创作成就，力求展现古往今来燕赵女性文化的全貌，对燕赵女性文学作品中的审美理念、性别意识等方面进行剖析，以凸显燕赵女性创作特色。黄玲的《高原女性精神咏叹——云南女性文学史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概括云南女性文学的特征，分析云南女性作家群形成的原因，对云南少数民族及汉族女性作家进行介绍，为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史的书写增添了厚重一笔。总的来看，这几部地域女性文学史以搜集介绍女性生活与创作为主，理论分析稍显不足。相比之下，宋清秀的《清代江南女性文学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与林丹娅主编的《台湾女性文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把地域文学放在整个中华大文化背景下来思考，对地域作家的地域特征、共性特征、历史联系进行深刻分析，显得大气磅礴。《清代江南女性文学史论》主要梳理清代江南女性文学的成就，在此基础上评价清代女作家、女性文学现象及女性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实绩，给江南女性作家及清代女性作家在文学史上定位，概括清代各个时期的女性文学发展特色，如顺治、康熙、雍正时期是女性文学理论与活动范式建构阶段，乾隆、嘉庆、道光时期是女性文学传统重构与女性诗学理论完善时期，咸丰、同治时期是闺秀才女文学创作中诗史观念凸显时期。著者认为正是不同时期的这些特色构成了独具魅力的清代女性文学史。《台湾女性文学史》是一部展现台湾女性文学发展的通史，全书始终把台湾女性文学的整理与阐释放在中华母体文化之下进行并与母体文化加以比较，发掘被历史尘埃湮没的女性创作。著者借用精神分析、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多维理论视角审视女性文学现象，鉴别其性别文化含义。

总的来说，新世纪的女性文学史书写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这些理论成果是女性文学研究的宝贵财富，其中的成败得失，为女性文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发展，乃至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