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景海峰

深圳图书馆坐落在市中心，背靠莲花山，面向振翅欲飞的大鹏双翼楼，人流如织，书香漫溢，早已是深圳读书人心中的清幽胜地和这座年轻城市的重要坐标。为了更好地发挥这块文化地标的作用，从2013年开始，图书馆将临街的餐厅改造成了一间宽敞明亮、陈设雅致的大阅览室，起名“南书房”，取阳光和煦、心灵熨帖之意。除了一般的书籍陈列和读者阅览功能以外，在南书房里还举办了一系列的读书拓展活动，包括讲座、对话、展览等，内容丰富多彩，形式活泼多样，成为图书馆服务于社会大众的一个新亮点。在林林总总的活动当中，创办于2014年11月“深圳读书月”期间的“深圳学人·南书房夜话”文化沙龙，可以说是深圳图书馆与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同仁颇具匠心、倾力打造的一个思想园地。“夜话”的第一季以儒家之人文精神为总议题，从多个方面对儒学的思想内涵和当代发展做了深入的探讨，10期会讲的记录稿已经编为《儒学的返本开新》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6年2月出版。接续着第一季的话题，“南书房夜话”第二季从2015年5月开始，9月收官，春去秋来，围绕儒家经典的阅读问题，又进行了10期讲座，这些讲读活动的速记稿在经过整理之后，便成为了眼下的这本书。

这一季的话题是围绕着儒家经典展开的，一方面在讲过了儒家思想的许多内容之后，需要深入其根源性的典籍当中，另一方面作为图书馆的沙龙活动，读书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的方式了。什么是经典？儒家的经典有哪些？这些经典应该如何去阅读？这10期的对话基本上都是在探讨这些问题，10余位学者轮番上阵，放言阔论，各抒心得，异彩纷呈。

就目前的语境而言，经典是个多义词，什么才叫“经典”，可能人言人殊，有严格意义上的，也有宽泛使用的。就儒家之经典来说，按照《墨经》里面所讲的“分名之法”，也应该有“私、类、达”的不同。所谓“私名”，是就严格意义上来说的，当然是特指儒家的“十三经”，在汉唐时期为六经之学、六艺之教，而宋代以后则是“四书五经”。“类名”之儒典，包括历代先贤大哲围绕着儒家思想所展开的义理发挥之著，也包括了对儒家经典文本进行各式阐解的注疏之作。而“达名”之儒籍，所可能涉及的范围就更加宽泛了，不分古今，无论中外，凡是对儒家思想有所发挥、对儒学内容有所拓展的重要著作，能够称得上是名著的，均属于此列。

但就儒家的根本义理而言，我们说的经典，显然不是世俗的所谓“名著”可以归纳的，它是从文化典范的意义和长时段的历史影响来定位，往往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普遍的指导意义，其对于文化人格之塑造、社会制度之构建、世界意义之阐明等，均能起到其他任何典籍都无法替代的作用。在历史上，最早具有这种经典身份的显然只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几部，即所谓“六经”。这些著作定型于东周时期，大多为三代文明的遗典，特别是经过孔子之手删削整理之后，才得以流布于世。到了汉朝以后，儒学获得了独尊地位，儒家的经典系统也渐次明朗，以“五经”（《乐》此时已亡佚）立于学官，确立起绝对的思想权威，成为众人研习和注释的对象，以至于解人蜂起、学者麇至，从而大开了所谓“经学”之局。随着经学的发展，经典的具体问题越来越复杂，系统亦屡有更迁，或是经、传分置，或是以传入经，文本的数量也逐渐发生了“扩容”的现象，而最终是定格在宋以后的“十三经”。

从“五经”到“十三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中间屡有变更与调整，总体上是“经”之阵容的扩编或扩大化，即除了原来的经之外，又将后出之传、记纳入其中。传、记之作并非三代遗典，而是大多创作于春秋战国之时，属于“轴心文明”时期的作品。一般说来，传、记要晚出，是“六经”系统化、经典化之后才产生的，很多都是依经而起，也就是在整理、编纂或者理解、解释“六经”的过程中才出现。譬如说，《论语》、《孟子》之于《诗》、《书》、《礼》、《乐》，“十翼”之于《易》，“三传”之于《春秋》，《礼记》诸篇、七十子后学之作之于“六经”等。而“十三经”的阵容，既包括了经的部分，也有传和记，是经与传的混合体。其中，除了《易》、《书》、《诗》之外，《礼》分成三部（《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别为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此外加上了《论语》、《孝经》、《尔雅》、《孟子》。这个阵容的最后定格当是在南宋时期，而与此同时，当时又有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单独抽出，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的做法。特别是经过朱熹的大力表彰，“四书”成为一体，他本人花了近40年的心力来为“四书”做注解，其《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体大思精，影响深远，构筑了一个宏大的哲学系统。自此而后，“四书”就渐渐地与“五经”对举，成为宋明时代新儒学系统的基本经典架构。

与古老的“五经”相比，“四书”系统所汇聚的文化符码更为直接地表达了“轴心时代”的创造精神和古典文明的意蕴，也更能体现出人的主体意识的自觉和理性主义的张扬，特别是道德意识和审美情趣的发煌。所以这些文本的基质为儒家诠释学的新开展提供了可能的空间，诱导出了别样的生机勃勃的思想创造活动。通过对“四书”的解释，宋明新儒家不但重新获得了自身价值体系的根源性意义，而且找到了抵御和批判佛教出世主义的强有力武器，在经典诠解中重新树立起了儒学的权威。所以在南宋以后，“四书”的地位和实际意义可能比“五经”来得更为重要，“四书五经”之说也渐渐地成为定局。

“南书房夜话”第二季的讲题，即是以“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为中心。围绕着这些经典的基本义理来阐发儒家的思想，结合现代人的阅读体会和理解，从当代社会与生活的实际感受出发，就儒学所涉及的广泛问题，紧扣住文本的内容来展开讨论。每一本书即作为一讲的话题，只是在题目上稍稍作了些变化，以增强其现实感和指向性。比如：“我们今天如何读《论语》？”“孟子精神的时代意义”，“儒学中的‘大学’与‘小学’”，“《中庸》与中庸之道”，“诗教之美——《诗经》漫谈”，“儒家文明与中国的历史观”（《书》），“礼乐文化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礼》），“我们今天如何读《周易》？”“从《春秋》看儒家文明”。在讨论这九本书的前面，我们又加了一讲为引子，也作为这一季的一个总论，题目为“经典阅读与现代社会”，这样便显得比较完整了。

这一季讲座的形式，仍然是由一人主持、两三人对谈，话题虽说是在一个大致的框架内进行，但现场却是应机而发，具体谈什么、怎么谈，大家并无约定。所以，往往是讲者兴之所至，如珠走盘，奇思妙想，喷涌而出，听者也意兴酣畅，台上台下的思绪交织成一片，有很强的现场感，整个气氛也非常热烈。从这一季开始，深圳大学“国学精英班”的同学也加入了听众的行列中，每一次深图都安排专车迎来送往，这些在读学子的加入和参与，极大地调节了现场的学术气氛，相当于把课堂搬到了公共场所，将教学实践和市民文化活动结合在一起，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其他的听众，有很多是铁杆粉丝，几乎每场必到，也有偶尔光顾者，人来人往，风生水起。那场景，于群书环抱之中，台上二三士侃侃而谈，台下众多听众，或稳坐凝思，或驻足张望，固定的板块和流动的边缘构成了一幅生动美妙的图景，使得“南书房夜话”更显绚烂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