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林

1933年10月生，四川合江县人。1950年6月考入第15军随军干校学习，1951年7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入朝，在第15军45师卫生科手术室做护士工作。

我在上甘岭战役中的亲历

我随部队来到五圣山脚下，驻防在上甘岭阵地附近时，还不满十八岁。和以往我们的防空洞不同，这次洞很深，里面有很多小洞，有进出口。那间小手术室是用敌人丢下来的照明弹“布”顶起来的，以防震动的泥土掉在伤员的身上。我们共有十二人，两名医生，一个叫杜随友，另一个是重大毕业的楼志功，女兵只有我和张祥珍，其余的男同志有陈国治、严学容等人。

我们担负这么大战役的救护收容工作，是不分白天和黑夜的。那里的战争气味非常浓，除了飞机大炮的轰隆声外，还增加了战斗的机枪声。一条条的坑道、工事随处可见，有我们志愿军的担架队、朝鲜女担架队、从后面上来的运输队，还有沿路设置的茶水站。上甘岭战役于1952年10月14日打响，自15日起战斗非常激烈，在3.7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内，每日竟落弹数十万枚，我们的手术室洞震得石头、泥土往下掉。山石被炸成粉末，气浪焰人，焦土没膝。我们在烟雾中救护伤员。10月15日凌晨，东方刚刚透亮，震天动地的轰隆声传来。只见三十多架轰炸机排成五排，每排六架，有时八架，一排紧跟一排，像老鹰一般从南边窜过来，然后在空中兜了个圈子，一架接一架俯冲下来扫射，成堆的炸弹投下来，啸声刺耳，闪光刺目，炸弹爆炸时，冲起的气浪夹杂着弹片和飞石。这时候，我们都在坑道里不出来。那几天，阴沉的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以后就开始下雪了。我们还穿着单衣，也有穿棉衣的。打了好几天了，10月19日，我们的“喀秋莎”火箭炮、榴弹炮向南发起总攻，收复了全部阵地，这一天我们的伤员少了，但远处传来黄继光牺牲的消息！首长下令要打到底、打到胜利！一个礼拜的战斗，我们从来没有睡过觉，不能坐下，一坐下来就睡着了，两只手都拿不动重东西，背伤员真是很困难，背不动，只有带着伤员趴着前进，伤员真是可怜，但从来没有一个伤员叫过痛。那几天雨夹雪，松土变成了稀泥，弹坑变成了泥坑，给我们转运伤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我们全身是雪、血、泥土，伤员更不用说了，也没有衣服换。后边运输物资的人员上来，回去把伤员带走，这些连续不断的人流，在炮声、枪声、炸弹声中完成战斗任务。我们的伤员在前方是不能停留的，断腿的、缺手的、肠子打出来的、头部负伤的，都要及时处理，脚、手不能保的马上进行手术截肢……我自己也在那里度过了十八岁的生日。

停战前，在朝鲜元山，陈德林与朝鲜儿童合影

陈德林为战友包扎伤口

打了二十多天，我们被换下来，回到了靠后方一侧的收容所，结果在一次救护伤员的途中，我的左脚负伤了。

陈德林（中）与战友秦大鹏（左）、蒋家成（右）一起站岗

陈德林在救护室（地下室）地面站岗

我的脚受伤后，躺在坑道里，正在发烧。抬来一位年轻小伙子，他趴在右边角上。他叫我：“同志，你伤得好严重啊！痛吗？”我摇了一下头。便转过头来，只见他没穿裤子，趴在铺上，半个屁股血淋淋的，没等我开口，笑了笑说：“真不好意思，我不能穿裤子。”我说：“只要没有死，以后就能穿裤子了。”我俩都笑了。就在这天下午，我感到脚部受伤处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蠕动，我想莫不是我的脚长蛆了。医护班的战友来了，我说：“我的伤口可能长蛆了，正在爬呢。”她说：“不会吧，该是长肉了。”松开绷带一看，肌肉已发黑，果真是长蛆了。难怪我已经半个月高烧不退，原来伤势恶化了。我估计挺不过这一关了，因为我见过像我这样伤势的战友说没就没了。我身边有十多元钱，我把它夹在团费证里，打算把它上交给团组织，作为生前最后一次交的团费。这件事我没有对任何人说。我从赴朝的第一天起，从来也没想过要活着回国。第二天，宋耀奎医生给我诊治，告诉我要截肢，问我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我只把头摇了一下。我想，已经准备死了，还截什么肢呢？医生走后，那名臀部伤残的战友不断地叫我：“同志，你不要睡着了！”我知道他是担心我一睡不醒。可就在这天，这位战友要转走了。临走时，他又嘱咐我：“同志，你千万不要睡着了！” 啊！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的名和姓，我多么想见你！洞里只有我一个人了。第二天，杜随友医生找我谈话：“德林，只有截肢才能保存你的生命，你有什么要求和意见？”我说：“我们都在一起救死扶伤，许多战友也都永别了。我们医药非常缺乏，像我这种情况长眠不起的也不是一个两个，别为我费心了，还是多照料其他的伤员吧！如果有一支盘尼西林把烧降下来，伤口可能会好转，我们国家太穷了，这样的药太少了，你说该截肢就截肢吧！”杜医生眼睛忽然一亮，说：“我向军部请示一下，看军卫生部有没有盘尼西林。”我说：“还是算了吧，这药八元钱一支，稀贵着哩。要是有，用在该用这药的战友的身上吧！”第二天下午，我没想到护士真的拿来一支盘尼西林油剂。她一次给我打一点点，四小时一次，分几次打完。这支盘尼西林使我退烧了，我可以坐起来了，班里派护士胡书会来护理我。我说：“我能坐起来，你不用管我了，你去忙别的事吧。”她给我用那印着“最可爱的人”的茶缸，装了一缸藕粉。这时，我听见洞外有很多四川人说话，原来他们是增援前线的新兵，我叫书会出去看看。她出去后，我却又晕倒了，醒过来时，藕粉撒了一铺，我偷偷地把铺擦干净。待她回来时，我说：“藕粉我吃过了。”这藕粉是来之不易的，为了把它送到前线，不知有多少人在运输途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的伤渐渐好了起来。一次，我拄着棍子走了五里路，去看祖国来的慰问团演出的戏剧。回来后才发觉左脚裂了一个大口子，出了不少血，因为脚不长皮，我没敢说，怕照顾我的护士受批评。那次伤口长蛆的事，我后悔不该让人知道，因为后来那个护理我的护士被全师通报批评。三十年后，我去洛阳找到这位战友，向她道歉。我伤好后，被派到重伤区，专管破伤风，外伤性坏蛆是外伤传染病，四个人管六十多人，白天两人，夜晚两人，打针吃药护理到底。有的还拉不出大便，灌肠灌不进，肛门被堵得又红又肿，我们只得用手指从肛门一点一点地往外抠大便。我记得有一个二十多岁的长脸指导员，我要用手给他抠大便，他硬是不让。说真的，我也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不把大便抠出来，造成肠堵塞是会死人的，结果我还是给他抠了，这位伤员以后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