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汉语史诗”问题的回顾与反思

19世纪的黑格尔曾在他的《美学》里断言：“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15]这对中国学者刺激很大。到目前为止，虽然中国少数民族史诗问题已基本解决了，但汉语史诗问题仍然作为一桩学术公案，悬而未决。这就成了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需要我们去攻克。

一 20世纪中国汉语史诗问题的讨论回顾

凡讨论中国文化，讨论中国文学，汉语史诗问题都是回避不了的。所以在整个20世纪，中国学者一直在讨论这个“烦恼的问题”，提出了种种意见，归纳起来有如下三种。

A.否定说。中国没有汉语史诗。此以饶宗颐、张松如、程相占、刘俊杨等人为代表。饶宗颐先生指出：“中国古代之长篇史诗几乎阙如。”并解释其原因道：

其不发达之原因，据我推测，可能由于：（一）古汉语，文篇造句过于简略，（二）不重事态之描写（非Narrative）。但口头传说，民间保存仍极丰富。复因书写工具之限制及喜艺术化，刻划在甲骨上，铸造于铜器上，都重视艺术技巧，故记录文字极为简省。即施用于竹简长条上，亦不甚方便书写冗长辞句，不若闪族之使用羊皮可作巨幅。及至缣帛与纸絮发明以后，方可随意抄写长卷。[16]

张松如《论史诗与剧诗》、[17]程相占《中国无史诗公案求解》[18]等文，也认为中国古代无史诗。

B.间接肯定说。中国古代也有史诗，只是不发达或者是散亡了。王国维、鲁迅、胡适、茅盾、钟敬文、郑振铎等人主此说。王国维在1906年写的《文学小言》第十四则称：“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传、史诗、戏剧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其结论为：“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19]1923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谓中国“自古以来，终不闻有荟萃熔铸为巨制，如希腊史诗者。”其原因是没有构成史诗的神话传说。进而鲁迅又对中国没有神话传说的原因作了分析：

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者，说者谓有二故：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20]

1928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指出：“中国古代民族的文学确是仅有风谣与祀神歌，而没有长篇的故事诗，也许是古代本有故事诗，而因为文字的困难，不曾有记录，故不得流传于后代。”[21]茅盾从1929年开始研究神话，后来集结为《中国神话研究ABC》一书。在讨论史诗问题时，茅盾在继承了鲁迅的神话与史诗删亡说基础上，提出了他著名的“神话的历史化倾向”学说。[22]1934年，茅盾为《中学生》杂志写《世界文学名著讲话》系列文章，其第一篇介绍《伊利亚特》《奥德塞》。在该文的结尾部分，作者由希腊荷马史诗神话讨论到中国古代不见有相应的史诗，认为其原因就是中国神话的历史化倾向：

《汉书·艺文志》尚著录《蚩尤》二卷，也许就是一部近乎“史诗”的东西，可惜后人的书籍上都没有提到，大概这书也是早就逸亡了。……我们很可以相信中国也有过一部“史诗”，题材是“涿鹿之战”，主角是黄帝、蚩尤、玄女，等等，不过逸亡已久，现在连这“传”的断片也只剩下很少的几条了。至于为什么会逸亡呢？我以为这和中国神话的散亡是同一的原因。[23]

1932年，郑德坤在《史学年报》发表《〈山海经〉 及其神话》一文，认为《山海经》在内容上也许可以认作是中国古代的史诗：

《山海经》是地理式、片断的记载，不像荷马的《史诗》或印度的《黎俱吠陀》《加撒司》或希伯来人的《旧约》之美丽动人，在文艺上诚天渊之差，但在内质上，读者如能运用自己的想象力，追溯原人的想像，便可以得到《山海经》神话艺术上的真美处。……这些由《山海经》神话艺术园中摘下来，值得细嚼微闻的花果，在人类的想像口中鼻中，不论是古是今，是中是西，同样的是清香，同样的是清甜的。

郑德坤认为，《山海经》可以认作是中国最早的史诗，但在文艺上还是与荷马史诗、印度史诗有“天渊之别”。

C.直接肯定说。中国古代本来就有史诗，而且也没有消亡。陆侃如、冯沅君、游国恩、余冠英、汪涌豪、骆玉明、赵敏俐等人主此说。

1925—1930年，陆侃如、冯沅君著《中国诗史》，其中《论〈诗经〉》写道：“《生民》《公刘》《绵》《皇矣》及《大明》五篇……把这几篇合起来，可成一部虽不很长而也极堪注意的‘周的史诗’。”这是一组西周初期的史诗。还有一组西周晚期的史诗，是宣王中期以后：

《大雅》中叙宣王朝的史迹者，如《崧高》写申伯，《烝民》写仲山甫，《韩奕》写韩侯，《江汉》写召虎，《常武》写南仲等，也都是史诗片断的佳构。[24]

陆、冯认为，将以上两组共十篇诗作合观，便成较大规模的史诗了：

这十篇所记大多是周室大事，东迁以前的史迹大都具备了。我们常常怪古代无伟大史诗，与他国诗歌发展情形不同。其实这十篇便是很重要的作品。他们的作者也许有意组织一个大规模的“周的史诗”，不过还没有贯穿成一个长篇。这位作者也许就是吉甫，作诗的年代大约在前八世纪初年。[25]

陆侃如、冯沅君是20世纪文史学大家，他们的意见自然影响很大。1941年林庚先生出版《中国文学史》前三编，其中论《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荡》六篇为周人历史的追叙，“具有一个史诗的雏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教育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分别组织编写全国通用中国文学史教材。其中高校系统由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人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由余冠英、何其芳等人主编。两套《中国文学史》教材都有专节介绍周民族史诗。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褚斌杰、谭家健主编《先秦文学史》。1999年上海东方出版社出版汪涌豪、骆玉明主编《中国诗学》。200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马积高、黄钧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这些教材均承认并专题讨论《大雅》中的周民族史诗。

二 研究汉语史诗问题应有的态度

19世纪以前，西方学者基本上是根据荷马史诗来归纳史诗概念。英国牛津大学版《简明文学术语词典》，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版《诗歌与诗学百科全书》，均将史诗定义为“用崇高的格调来讲述神灵或英雄的故事”。以此为基础，衡量史诗便有三个尺度：其一，史诗是鸿篇巨制；其二，史诗有神话故事；其三，史诗有作者。

以上所述中国学者关于汉语史诗的三种不同意见，实际上都是围绕这三种史诗的标准而作解说。如，胡适认为中国“也许古代本有故事诗，而因为文字的困难，不曾有记录”，这是从史诗的神话故事角度立言。饶宗颐说“古代中国之长篇史诗，几付阙如”。陆侃如、冯沅君把《大雅》中的十篇连编起来，仍担心篇幅“不够长”,“还没有贯穿成一个长篇”，这是从篇幅的角度立说。陆、冯还推测这十篇诗的作者“也许就是吉甫”，这是从作者角度立论。我们从其“也许”“几乎”“还没有”等措辞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中国是否有汉语史诗，都是不够自信的。

这种不自信是有历史原因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政治上受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经济上仍处于农耕生产为主、民族工业落后的状态，中华民族还没有走向世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到20世纪初，中国学者为了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做出一些让步性解释，是可以理解。在汉语史诗问题讨论时，以西方史诗理论为依据，对汉语史诗资料做出种种不自信的解释，正是这时代背景的反映。对此，林岗先生曾有比较客观的分析：

“史诗问题”是西方话语挟持其强势进入中国而产生的问题。……神话和史诗是西方文学的源头，这本是一个事实。但是它在西学滔滔的年代被当作新知传入中国，在学者的意识里就不仅被当作西方文学的事实，而且自动升格为普世的文学起源准则，并以之衡量中国文学的起源。“西方”在现代甚至当代的学者眼里，往往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和文化的西方，而且也代表了“世界”；西方话语也不仅仅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而且也代表真理、权威和话语的力量。是我们自己将本属“特殊性”的西方想象成“普遍性”的西方。于是，中国自动处于这个被想象出来的“世界”之外，自己的学术文化也自然而然自外于真理、权威和话语力量。于是才产生了“走进世界”的渴望，才产生了与“世界”接轨的焦虑，才产生了拥有西方话语也就意味着真理、权威和话语力量的主观设定。从某个角度观察，这些渴望、焦虑和主观设定，确实推动了学术研究，但是却导致学术的进展不在一个正常的点上。长远一点来看，它们翻动的学术波澜是没有多少意义的。[26]

林岗先生所分析的，主要是时代的社会背景。其实，还有一个时代的学术背景，这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学界曾经盛行“疑古思潮”，对西周以前的历史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更遑论产生汉语史诗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文明发展的历史背景了。所以，即使肯定中国有汉语史诗的学者，也只能谈周民族史诗，而不能谈商民族史诗、夏民族史诗，更不能谈五帝时代的民族史诗了。至于茅盾所推测的《蚩尤》所记涿鹿之战以及黄帝、蚩尤、玄女等人物，在当时根本没有得到考古学的证明。郑德坤所讨论的《山海经》在当时“疑古思潮”的影响下，其年代被推定为秦汉以后的人所编纂，而不是上古流传下来的文本。所以，茅盾、郑德坤的观点在20世纪几乎无人呼应。总之，20世纪汉语史诗问题，最终没能得到解决，有学科自身的历史原因。

现在，对汉语史诗是否存在的种种不自信，都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应该的。重新解决中国的汉语史诗问题并建构中国特色的汉语史诗理论体系，已经成为可能。这是因为，社会条件变了，相关学科也发展了。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迅猛发展。到2010年，中国的生产总值已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政治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谋划“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召开各种形式的国际峰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呼应。总之，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中国已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人民更加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些都是我们根本解决汉语史诗问题的时代条件。

再从学科本身发展角度看，解决汉语史诗问题也已成为可能。就西方史诗理论本身而言。19世纪以前的西方史诗理论只是静态的文本研究。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用来研究中国史诗的理论基础。但实际上，20世纪后半叶开始，西方史诗理论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原来的静态的史诗文本研究，发展为动态的“史诗口头程式理论”了。这口头程式理论还发展出了从“纯口头传唱文本”，到“与口传有关的文本”，再到“以传统为取向的创作文本”等。用这种西方新史诗理论来观照中国史诗材料，有许多问题可以做出重新解释。前述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理论的成功实践，已经做出了很好的说明。

当然，根本解决汉语史诗问题，还在于中国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自1921年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开始实践以来，大量的考古资料，已经改变了人们对中国上古史的传统认识。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史学界已开始逐步“走出疑古时代”。汉语史诗问题也必将在这样的学科背景下，走出困境。因此，以往汉语史诗研究受西方史诗理论束缚的状况必须彻底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