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世界史诗问题与史诗学理论
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史诗与神话是各远古部族经过漫长的原始氏族社会之后，在跨入文明门槛之前，所留下的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即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界定的“英雄时代”）的一份宝贵遗产，对各民族的文化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中指出，荷马史诗中的“希腊神话不止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他的土壤”。对任何一个部族的文明社会来说，史诗与神话应该就是本部族最早的文化基因。
一 世界史诗的三大类型
史诗大多以神话的形式表达。各远古部族都有其神话与史诗。全世界远古部族民族众多，因而相关的史诗与神话丰富多彩。只可惜在各部族文明发展过程中，有些神话消失了，史诗失传了。保留至今的世界神话史诗资料，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概括这些保留下来的神话史诗资料，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先由口耳代代相传，最后由某个人或以某人名字命名编辑润色而形成的书面文本，如：
古巴比伦：《吉尔伽美什》
古印度：《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
古埃及：《亡灵书》以及三篇神话草纸：（1）《塔·乌加·拉》草纸，（2）《捷都·厚恩库·伊乌夫·安夫》草纸，（3）《天特·迪乌·牟特》草纸
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
希伯来：《摩西五经》（《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
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贝奥武夫》
日耳曼民族：《尼贝龙根之歌》
法兰西民族：《罗兰之歌》
西班牙：《熙德之歌》
冰岛：《埃达》
西非洲：《松加拉史诗》
第二类，由某一位诗人、学者收集整理本民族的口传史诗，再加上自己的创作，融合成新的民族史诗，如：
苏格兰诗人麦克菲森收集、整理又创作，最后以苏格兰说唱人“莪相”而命名的苏格兰史诗《莪相作品集》（包括《苏格兰高地人》《古诗片断》《芬格儿：六卷古史诗》《贴莫拉》）
塞尔维亚门得内哥罗的诗人涅戈什收集整理塞尔维亚山地口传史诗并创作的《山地人之歌》《塞尔维亚的镜子》
芬兰的语文学家伦洛特收集汇编芬兰史诗并加工润色的《卡勒瓦拉》
第三类，完全由文人创作的书面史诗，如：
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神谱》《工作与时日》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埃涅斯阿纪》
意大利诗人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
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
英国诗人弥尔顿的《失乐园》
二 19世纪以前的世界史诗研究：对作者与文本的静态分析
在世界学术史上，有关史诗的认识研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的。“荷马问题”是在承认《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两个文本的前提下，追问其作者是否为荷马。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亚历山大时期的古希腊学者克塞农和海勒尼科斯。他俩比较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个文本，发现有许多内容不一致的地方，由此推断，《奥德赛》不是荷马所作。这样，作者与作品就分开了，学术史上便称之为“离析者”或“分辨派”。18世纪至19世纪，以德国学者沃尔夫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沿着“分辨派”的思路进一步指出，荷马史诗中所使用的方言也不是统一的，而是来自古希腊的多个方言区；荷马史诗文本中的语言也体现了不同时代的风格，其跨度远远超过一个人的生命周期。因此，他们认为荷马应该有多人。赫尔曼则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文本都是由不同时代的不同作者完成的，其中“阿基琉斯纪”与“奥德修斯纪”分别为《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核心部分，其作者为荷马，而其他部分如“忒勒马科斯之歌”与“尼基亚”等部分，则为后来由他人所添加。意大利哲学家维柯《新科学》与英国考古学家伍德《论荷马的原创性天才》也认为“荷马史诗”是历代的游吟诗人口耳相传的。总之，“分辨派”的讨论，跨度时代很长，影响也很大。[1]
与“分辨派”观点不同的，还有“统一派”。如：尼奇坚持“荷马一人说”，后来又有司各脱等人。他们力主荷马史诗有统一的中心与结构，是某位天才诗人独立完成的。但这一派在学术史上影响不大。[2]
16—19世纪，世界学术界还围绕“荷马史诗”而对史诗内容作出了全面的讨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都从社会史、艺术史角度对荷马史诗给予具体分析和高度评价。其他学者的研究也涉及史诗的多个层面，举其要则有：
16世纪：
特里西诺的《诗学》（1550年）
明图尔诺的《诗的艺术》（1564年）
卡斯特尔韦特罗的《亚里士多德 〈诗学〉 诠释》（1576年）
塔索的《论英雄史诗》（1594年）
17世纪：
芒布隆的《论史诗》（1652年）
拉潘的《诗学感想集》（1674年）
布瓦洛的《诗论》（1674年）
博叙的《论史诗》（1675年）
霍布斯的《荷马史诗译本叙》（1675年）
德莱顿的《英雄史辩》（1677年）
马尔格雷夫的《诗歌论》（1682年）
18世纪：
伏尔泰的《论史诗》（1733年）
布莱克威尔的《荷马生平及其著作研究》（1736年）
凯姆斯的《批评的成分》（1762年）
海利的《论史诗》（1782年）
歌德、席勒合著的《论史诗与戏剧诗》（1797年）
19世纪：
谢林的《艺术哲学》（1802年）
黑格尔的《美学》（1817年）
以上学者的论著，基本上都是通过对史诗文本内容的分析，强调其社会认识价值、道德引领原则以及宗教思想精神等，属于古典学、语文学的范畴。
三 20世纪的世界史诗研究：对神话—口传—文本作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动态考察
20世纪，文化学、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艺学、古典学等学科在西方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从这些不同学科对神话与史诗作全方位的研究，便是20世纪人文科学的一个主流。弗雷泽的《金枝》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神话与仪式，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从巫术宗教角度研究神话与史诗，卡西尔的《象征形式哲学》从象征哲学角度研究神话思维，荣格的《心理学与宗教》从分析心理学角度研究神话原型，提出了“集体无意识”概念，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从社会深层背景角度研究神话与史诗的结构。正如历史学有法国的年鉴学派一样，神话与史诗研究方面还形成了以爱伦·哈里森《古代的艺术与仪式》、吉尔伯特·墨雷《诗歌的古典传统》等为代表的专门研究神话仪式的剑桥学派。这些学者与相关理论为我们准确认识人类童年时代的神话与史诗，以及神话与史诗在文明时代对文学艺术的深刻影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特别值得总结的是，20世纪“史诗口头程式理论”对史诗与神话研究的重大突破。学者们从发生学角度研究神话与史诗的形成—创编—演述—流布的全过程，揭示出这个全过程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三维互动模式。在这方面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有芬兰民俗学家劳里·杭柯，德国史诗专家卡尔·莱歇尔，美国古典学民俗学家米尔曼·帕里、艾伯特·洛德、格雷戈里·纳吉、约翰·弗里，以及在英国持续了八年之久的“伦敦史诗讲习班”及其创始人兼主持人哈托。
如前所说，在18、19世纪以前，欧洲的古典学领域，关于荷马史诗的作者问题，曾有主张多人说的“分辨派”和主张一人说的“统一派”之争，在学术史上称为“荷马问题”。而20世纪的学者们，围绕史诗的“史诗口头程式理论”的深入讨论，解决的是“荷马诸问题”。
早在20世纪30年代，哈佛大学的古典学教授米尔曼·帕里和他的学生艾伯特·洛德走出大学书斋，深入南斯拉夫高地山区做广泛的田野调查。他们发现，史诗歌手不是如大家所想象的在逐字逐句地背诵诗歌，而是依据程式化的典型场景和程式化的故事范型来构造故事。在同一地点由不同的歌手演唱同一部史诗作品，其记录下来的文本是不同的；而同一个歌手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候演唱同一部史诗作品之后，其记录的文本也是不同的。[3]由此可见，这些供歌手演唱的史诗作品，既是“一般的史诗”，但经过歌手演唱之后，又成了一首“特定的史诗”。歌手们是以特定的程式重新创编并且传播史诗的。帕里和洛德因此而创立了他们的“史诗口头程式理论”（也称帕里—洛德学说）。由这一理论来解读荷马史诗，其结论便是：荷马史诗不可能是个别天才诗人的独立创作，而是一批又一批不同的吟唱艺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地区口头演述后留下的某个文本。[4]
在帕里、洛德之后，又有美国史诗研究专家约翰·弗里和芬兰民俗学家劳里·杭柯等人，在史诗文本作类型划分与鉴定方面做出了理论上的探索。他们将史诗的文本来源划分为三个类型。
（1）“口头（口传）文本”。如帕里、洛德调查的南斯拉夫的活态史诗文本。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即藏族的《格萨尔王》、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也属此类。
（2）“源于口头的文本”（或称与口传有关的文本）。荷马史诗是这类典型。中国纳西族的东巴经《创世纪》也属此类。这类史诗文本通过典籍文献流传至今，而其文本的源头即口头演述的过程已无从知晓。但根据文本分析，仍然可以推知其口头演述的属性。
（3）“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这是指由某位优秀的作者根据其民族的“口传文本”或“源于口传的文本”，汇编加工创作的史诗文本。如芬兰古典学家伦洛特收集芬兰口传史诗而汇编加工的《卡勒瓦拉》。苏格兰诗人麦克菲森收集苏格兰高地口头史诗而编辑加工的《莪相作品集》。塞尔维亚门得内哥罗诗人涅戈什收集整理塞尔维亚山地口传史诗并加工创作的《山地人之歌》。伦洛特、麦克菲森、涅戈什的贡献在于，通过收集整理加工本民族的口传史诗，而成为该民族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继承弘扬者。杭柯称这些史诗文本为“以民族传统为取向的史诗文本”，弗里则称其为“民族传统性指涉的史诗文本”，具有特定的含义。由此比较，我们可以将中国屈原编辑加工的《九歌》《天问》列入此类。这类史诗文本的价值在于打通了口传与书面之间的壁垒，在口传与书面之间架起了一道通向正确认识人类表达文化的桥梁。
1986年，弗里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创建了“口传史诗传统研究中心”，并主办《口头传统》学术期刊。作为洛德的学生，在此后20多年里，弗里以“一个中心”“一本学刊”而弘扬师学，创新学术。其专著《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是传承师说，专著《怎样解读口头诗歌》则是发展师说。在理论上，除前述“民族传统性指涉的史诗文本”这一概念之外，弗里还提出了“史诗口头传统的比较法则”“演述场域”“史诗语域”“大词”“传奇歌手”等术语，极大开拓了史诗研究的视野，发展了帕里与洛德的“史诗口头程式理论”。[5]
对“荷马诸问题”研究的集大成者，是哈佛大学的格雷戈里·纳吉教授。在帕里、洛德、杭柯、弗里等人有关“史诗口头程式理论”的基础上，纳吉将荷马史诗研究推向了更高的学术境界，其相关成果集中体现在《荷马诸问题》一书中。纳吉认为，荷马史诗创编—演述—流布的演进过程，既有其时间纵向的历时性问题，又有其空间横向的共时性问题。如前面介绍帕里与洛德在南斯拉夫田野调查那样，同一主题的史诗可以有多位演唱歌手在同一时间在不同地点以不同方式演唱，其演唱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再创编的过程，其记录的文本是不同的。这不同的记录文本又再流布—再演述—再创编。这个既历时又共时的三维互动过程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荷马史诗也正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直到公元前500年前后才形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其中两个文本《伊利亚特》《奥德赛》。其实荷马史诗还应该有其他文本，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被称为荷马史诗的这两个文本，流传了两千多年后为我们所珍爱。而纳吉教授所回答的是两千年前这两个文本定型之前是怎样，何时，何地，最后又如何形成这两个文本等问题，所以称“荷马诸问题”。纳吉指出：
荷马史诗作为文本的定型问题，可视作一个过程，而不必当成一个事件。只有当文本最终进入书面写定之际，这个文本定型才会成为一个事件。但是在没有书面文本的情况下，也可能存在着……文本化的过程。[6]
在这个荷马史诗演进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一个多声部的合唱过程。在这个多声部的合唱过程中，谁是荷马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荷马史诗所代表的希腊精神的形成。这就是史诗的道德价值、精神力量。正如纳吉教授所指出：
从演进的角度看，有关荷马的这一想象性视野可能会给我们中的一些人留下了一种令人心碎的虚空感。这就犹如我们突然间失去了一位珍爱的作者，我们总是会钦羡他无与伦比的成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但要确信的是，让我们一直所倾慕的，实际上并不是这位作者，我们从未真正地了解到任何有关他的历史记录，我们所熟知的只是荷马诗歌本身……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了一位我们无论如何也无从知晓的历史上的作者，但是我们在这一进程中却重新获得了一位想象中的作者，他不仅仅只是一位作者，他是Homeros，希腊精神的文化英雄，所有希腊人最珍爱的一位老师，伴随着《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那每一次崭新的演述，他都会重新获得生命的活力。[7]
20世纪的史诗研究出现如此众多的优秀学者与成果，还与一个学术事件有关。这就是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伦敦史诗讲习班”。随着20世纪上半叶国际史诗学的进展，到1963年10月29日，英国伦敦大学的哈托教授在众多学者的呼吁下，举办了一个题为“历史与史诗：其相互关系”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取得了巨大成功。大家觉得言犹未尽，倡议举办史诗研讨系列讲座，并推举哈托教授为系列讲座的主席。“伦敦史诗讲习班”便应运而生。讲习班从1964至1973年历时10年，共举办史诗讲座31场，众多国际史诗学家积极参与，最后出版了两大卷《英雄及史诗诗歌传统》论文集。讲习班总结了前辈学者如帕里、洛德等人的成果，又培养造就了新一批史诗学者，如弗里、纳吉等人，在20世纪世界史诗研究学术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具有深远意义。[8]
20世纪国际史诗学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进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学科角度看，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20世纪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有利于不同学科的交流，并使在学科边界生长出新的学科成为可能。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现代化带来了物质繁荣、理性进步的同时，又提出了精神追求以及对非逻辑、非理性的反思，如在实证哲学、分析哲学发展的同时，生发出了重感性、重直观体验的现象学与存在哲学。史诗与神话体现的是原始野性思维，又是民族文化基因，刚好可以弥补现代化所造成的情感失落、人性异化、生活机械等种种弊端。神话与史诗在整个20世纪受到重视，成为必然。[9]史诗学的繁荣应该放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去理解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