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新时期起点的“报告文学热”

——以“首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1977—1980）”为中心

赵天成

时至今日，报告文学已被视为一种“正在衰亡”[1]的文体。这种没落，也无可避免地殃及它在文学史中的位置。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的编写体例中写道：“对于文学创作，本书以传统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作为主要对象。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儿童文学、影视文学、科幻文学等样式，由于各种原因没有作为重点。”这种将报告文学视为“边缘”文类，并将其排斥在“当代文学”之外的做法，也逐渐凝固为文学史叙述的共识[2]。

被文学史遗忘的是这样的一些“历史事实”：在“新时期”文学的起源阶段，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为先导，报告文学掀起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热潮，多篇作品在读者中引发轰动效应。“从数量看，据不完全统计，在1979年至1980年，全国65种报纸，90余家文学刊物上，平均每天有一篇报告文学发表”；“全国省市中央三级文学刊物中，刊登报告文学作品的达125家。刊登报告文学的专业性杂志《报告文学》及《报告文学选刊》也在此间应运而生。”[3]1981年，继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之后，由中国作协主办的报告文学奖与中篇小说奖、新诗奖同时设立。张光年在1983年第二届全国报告文学获奖作者座谈会上讲道：“这一代的报告文学家是立了功的！……今后的文学史，应该开辟报告文学专章！”张光年的观点，很快在80年代的文学史著述中得到落实。在洪子诚参与编写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中，报告文学与散文平分了一个章节的篇幅，撰者在该章概述中写道：“在报告文学方面，近几年的报告文学，其成就，其影响，恐怕是仅次于小说而超迈诗歌、散文、戏剧之上的。”[4]

援引这些史料，不是为了给报告文学争取位置，也不是以此指认文学史家的“失误”，而是认为，报告文学出入文学史的“疑案”，恰恰凸显出用一以贯之的“整体性”逻辑，叙述和整合“后三十年”当代文学的“难度”。《中国当代文学史》排斥报告文学的依据，是洪子诚自认的“审美尺度”，即“对作品的‘独特经验’和表达上的‘独创性’的衡量”[5]。尽管他以缠绕而严密的笔法，有限度地承认“审美性”或“文学性”乃是一种“非本质化”的历史范畴，但这里隐藏的问题是，这样的“审美尺度”，实际上是兴起于1985年前后，尊奉文学自主性的“纯文学”尺度。而这种后设的认识框架，本身即内置了对政治性因素的排斥机制，如何能够“回收”充满杂质的“新时期”起点的文学？此外，“文学”是否也应理解为一种历史范畴，这一概念的内涵是否也是在具体的历史中生成的结果？也就是说，是否也应对以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作为基本构成的“文学”概念，在源流上做一种历史化的清理与反省？

对于这些令研究者感到困惑的问题，重温徐迟在1978年春天对于报告文学的理解，或许可以找到一种具有生产性的阐释思路。当年4月，在与刘锡诚交流写作计划时，徐迟谈道：“各个历史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文艺形式。唐诗、宋词、元曲不用说了，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学形式，恐怕主要是特写、报告文学，是写真人真事、写列传。……这样一个壮丽时代，这样众多的英雄人物，最好的体裁是二万字左右的特写、报告文学、列传。”[6]徐迟的这种认识，显然与其几年后写作的《现代化与现代派》思路一致，都是在政治经济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高度上看待问题的。徐迟的预言是否应验，这里姑且不论，重要的是他提醒我们，实际上存在两个报告文学，一个是抽象的文类概念，另一个是在具体历史中生成的“报告文学”，而后者就已经不单纯是文学内部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重温“新时期”初期的“报告文学热”，我们不妨首先顺着徐迟的思路，把“文学”视作一种社会意识，从它与总体环境的“关系”入手，追索隐藏在两种不可兼容的文学史观念背后的历史理由。

本文的首要工作，就是要打破“文学”与“政治”二元对立的解释框架，在充分语境化的前提下，考证“报告文学热”的来龙去脉与发生动力。1981年报告文学奖的设立和评选，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一个落脚点。我将要考察的核心问题是，报告文学为什么与诗歌（如“天安门诗歌”）、话剧（如《于无声处》）、中短篇小说（“伤痕”“反思”）一起，在“新时期”之初被征用为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并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为“主流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报告文学热”牵涉出的丰富的历史内容，如“新时期”对“十七年文学”的选择性回收、文艺格局的重新布置、文化领导方式的调整、作家身份意识的变化等问题，也将在打捞工作中渐次浮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