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两周时期的生态环境状况
第一节 两周时期的气候变迁
一 研究气候变迁的意义
气候是自然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环境必定和气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仅能对自然本身如动、植物的分布产生影响，而且也能对人类社会造成显著影响，诸如小自人类的日常生活，大到人类的生产乃至于社会的稳定、人类的安危等，都会受到气候条件的影响。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气候条件对于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动荡、王朝更替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台湾学者刘昭民认为：“在中国历史上，长期性干寒与各个朝代之更迭，以及政治之由治而乱，皆有极密切之关系，例如周朝之衰亡、西汉和新朝之覆没、三国之分立、晋代之五胡乱华、宋代金人之南侵、元人之灭宋、元明两朝之覆亡、清代太平天国之起义等等，无不与关内和关外长期性干冷气候及其连带产生的严重饥荒有关。”[1] 王会昌经过研究发现，古代中国，无论是王朝的兴衰，还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阶段性南下，均和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及其变化程度有着密切联系。气候温暖的时期，北方游牧政权与中原王朝能够和平共处，而气候寒冷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就会大举南迁，导致中原政权不稳甚至覆灭。[2] 杨铭、柳春鸣指出，从西周初年开始了一个从寒冷到干旱的持续时期，这一气候变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十分重大，历史上的气候因素对民族的迁徙和演变，有着重大的影响。[3] 汤懋苍等经过研究认为历史上的太平盛世绝大多数是气候适宜期形成，而大规模的战争以及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均发生在气候非宜期。[4] 满志敏也认为当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受气候变化影响在农牧过渡带附近对峙时，气候向寒冷方向的变化常常成为社会动荡的触发因素，极端情况下可以产生很严重的后果。[5]
虽然上述学者的观点还有待商榷，但是这些看法说明学界对于研究古代气候的重要性还是有充分认识的，通过研究古代气候，我们可以了解很多古代社会的相关内容，正如刘昭民所说：“故明了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情形，不但有助于了解中国未来气候之可能演变，而且有助于研究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之实际演进和发展情形，例如历史学家即可以运用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分析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与历代社会动乱之某些因果规律的关系。”[6] 通过研究古代的气候状况及其变化，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了解古代社会的变化及发展，能使我们的认识和结论更加客观、真实。
我国在研究气候变迁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资料。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家，我国先民很早就开始了农业生产活动，而农业生产深受气候条件的影响，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社会更是如此。出于农业生产以及其他方面的需要，我国古人很早就开始关注气候的变化，并对其进行了长期的观测和研究，而且对气候的了解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增多，从而使我国古代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气候资料，并且在很长时期内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刘昭民说：“中国人很早就从事于风场、云、湿度、雨量及一些天气现象的实际观测和观测方法的研究，在数千年中也保存了相当完整的长期气候记录（包括物候、寒燠、旱潦的记录）。”[7] 牟重行也指出：“公元前的中国东方文化，即对气候变迁原因进行过有意义的探讨，达到了当时理论思维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8] 满志敏也认为丰富的资料：“是我国历史气候研究在世界上的一个独到长处，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他还认为我国古代的官私文献、地方志、档案和日记等均含有气候记载的资料。[9] 这些评价充分说明我国气候资料来源充足、内容丰富。如此丰富的资料，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气候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二 两周时期气候变迁的研究
学术界较早对周代气候状况进行研究的，是我国著名天文学家竺可桢先生。1972 年，他发表了那篇著名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论文，在文中，他以较为充足的史料对两周时期的气候状况及其变迁进行了研究，认为两周时期的气候经历了一个由周初的温暖到之后一两个世纪的寒冷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温暖的变化过程。作为一个气候学专家，竺可桢的这一论断无疑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正如牟重行所说那样：“该文以富有启发性的思想对中国历史气候作了开拓性探讨，受到社会的热烈欢迎，其结论尤居经典地位经久不衰地被国内外有关气候著述广泛引用。”[10] 至今仍有很多学者支持这种观点，如刘昭民就认为“周朝（作者按：他这里的周朝指西周）前期继续为温暖气候时期，后期则转寒冷干旱”[11]。而“春秋战国时代属于暖湿气候时期”[12]。再如满志敏也认为：“西周是个寒冷气候时期。”[13] 同时又指出：“西周时期的寒冷气候延续的时间并不长，寒冷结束后，气候迅速回暖。”[14] 但是他又说：“据我们最近发现的资料来看，大体上在春秋时期以后中国东部的气候又趋于寒冷。”[15] 这可以说是对竺可桢观点的一个发展。尽管学术界很多学者都赞同竺可桢的结论，但是也有学者对竺可桢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撰文反驳了其观点，如牟重行指出：“根据史料发掘整理成果，认为《五千年气候》由于时代条件限制，在分析使用历史文献资料中还存在不少缺陷和问题。主要问题有：（1）对文献误解或疏忽；（2）所据史料缺乏普遍指示意义；（3）推论勉强等。”[16] 这种争鸣无疑有助于气候研究的规范化与科学化，有助于我们借助气候历史对历史作出更加客观、准确的判断。
三 两周时期的气候变迁
对于两周时期的气候变迁情况，文献没有直接的记载，但是通过其他的一些证据，我们还是可以对周代的气候状况作出描述的，如物候，按照竺可桢的说法，我国从西周初年就进入了物候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因为农业上的需要，早在周初，即公元前十一世纪时便开创了这种观测。如《夏小正》、《礼记·月令》均载有从前物候观察的结果。积三千年来的经验，材料极为丰富，为世界任何国家所不能企及”[17]。因此，至少从西周开始，我国便开始积累相关的物候资料，而它们正是我们了解周代气候状况的重要证据。此外，文献关于动物分布、植物分布的记载，考古学发掘材料等，都是我们研究两周时期气候状况及其变迁的重要资料。认真发掘、研究这些资料，我们还是可以对周代的气候状况作出较为客观的判断的。
1.西周早期为温暖气候。这一时期的温暖气候可以说是商朝温暖气候的继续，关于商朝为温暖气候的看法，学界基本意见一致，在此不再赘述。西周初年，继续了商朝以来的温暖气候。这首先表现在当时竹子在北方种植的普遍，竺可桢认为周代的汉字已经有了会意、象形等：“方块字中如衣服、帽子、器皿、书籍、家俱、运输、建筑部分以及乐器等名称，都以 ‘竹’ 为头，表示这些东西最初都是用竹子做成的。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在周朝初期气候温暖，可使竹类在黄河流域广泛生长。”[18] 刘昭民也认为：“现世许多考古学家曾在河南安阳殷墟、山西省境内以及陕西省骊山、西安附近和扶风县境等处发掘许多周初之遗址，发现许多甲骨及铜器，在铜器上刻有簋、箕、竹、荀、人牵象、象等文字及图画……显示当时这些竹类曾经在黄河流域和渭河流域非常繁茂地生长，而象类在黄河流域亦非常普遍……故周朝前期之气候必和殷商时代相当。”[19]
其次是大象、犀牛等喜温动物在中原地区大量生存。《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而《孟子·滕文公下》也有类似记载：“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说明当时在山东一带殷人故国还有很多大象、犀牛，周王朝动用了军队才将其赶到了南方一带，如果只有少量的大象，是无须用军队去驱赶的。既然在黄河中下游一带有大量的象和犀牛生存，那就说明当时这里的气候还是比较温暖的。再次是花季的时间提前。花开的时间跟气候的冷暖密切相关，只有在适宜的温度下，才会开花，否则是不行的。据文献记载，西周初年，花开的时间比现在要提前，《竹书纪年》记载在周昭王六年：“冬十二月，桃李华。”[20] 意思是说在十二月的冬天桃李就开花了，这里的十二月是农历，我们今天桃花开放的时间是在农历二月，也就是说，在西周昭王时期的十二月份，就具备了桃李开花的温度条件，说明当时的气温比现在要高一些，因此，桃李才能在十二月份开花。而这也正好说明西周初期的气候比现在温暖。
2.西周中期至春秋之前，为气候寒冷期。对于这一时期的气候，竺可桢是这样说的：“周朝的气候，虽然最初温暖，但不久就恶化了。《竹书纪年》上记载周孝王时，长江一个大支流汉江，有两次结冰，发生于公元前903年和前897年。《纪年》又提到结冰之后，紧接着就是大旱。这就表示公元前第十世纪时期的寒冷。”[21] 对于竺可桢的这一论断，王鹏飞进行了纠正，认为竺可桢所引用材料为《今本竹书纪年》，而该书中的很多材料是不可信的，其中就包括竺可桢所引用的这两条材料。[22] 用有疑问的材料去做证据，说服力肯定不行。但也不能因此就否认竺可桢的这一论断，我们还有其他证据来支持他的结论。如《竹书纪年》记载，周幽王十年：“九月，桃杏实。”[23] 众所周知，桃和杏果实成熟的季节是在夏季，但是周幽王时却推迟到秋季的九月，原因只能是当时九月的气温才达到六月的温度，六月不能成熟，说明六月时的气温还很低。那么当时六月的气温有多低呢？《竹书纪年》的记载帮助我们找到了答案，该书记载，周幽王四年：“夏六月，陨霜。”[24] 六月下霜，可见当时气候的确十分寒冷。
3.春秋战国时期，气候温暖。竺可桢说：“周代早期的寒冷情况没有延长多久，大约只一、二个世纪，到了春秋时期又和暖了。”[25] 春秋战国时期气候温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冬季无冰现象频发。《春秋》记载了春秋时期多次发生的无冰现象，如桓公十四年：“春正月，公会郑伯于曹，无冰。”《谷梁传》对此的注释为：“无冰，时燠也。”明确指出无冰的原因是天气暖和；[26] 再如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无冰。”《谷梁传》的解释为：“终时无冰则志，此未终时而言无冰何也？终无冰矣，加之寒之辞也。”[27] 意思是到了年终没有结冰就要加以记载，然而为什么在二月就记载无冰呢，因为二月为当时最寒冷的月份，在这个时候不结冰，那么全年就不会再结冰了。在最冷的二月都没有结冰，可见当时的气温确实比较温暖；还有襄公二十八年：“二十有八年，春，无冰。”从桓公十四年到襄公二十八年，150 多年的时间里，多次发生无冰现象，说明当时的气温确实比较温暖。
其次是黄河流域大量种植亚热带植物竹、梅等。《诗经·卫风·淇奥》篇曰：“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瞻彼淇奥，绿竹如箦。”这里的“猗猗”“青青”都说明了当时卫国境内竹子的茂盛，而且这种情况一致持续到汉代，按照王先谦的注释：“汉武帝塞决河，斩淇园之竹木以为用。寇恂为河内，伐竹淇川，治矢百余万以输军资。今通望淇川，复无此物。”[28] 可见直到汉代，这里的竹子都是十分茂密，但是到了唐代，这种境况已经见不到了，因为在唐代，气候已经发生变化，卫地气温下降，已经不再适宜竹子生存，所以也就很难再见到大片的竹林了。卫国如此，其他国家是否有竹呢？无独有偶，齐国有竹的历史，在相关文献中也有记载。《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齐懿公“游于申池”，被手下暗杀后“纳诸竹中”。而《左传·襄公十八年》也记载说晋国军队围攻齐国：“焚雍门及西郭南郭，刘难、士弱率诸侯之师，焚申池之竹木。”《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二》也记载说：“景公树竹，令吏谨守之。”同样的记载还见于《战国策》，在乐毅给燕惠王的书信里他这样说道：“蓟丘之植，植于汶皇。”注释曰“皇”作“篁”，竹田曰篁。[29] 也反映出在齐国有大面积的竹田。这些记录足以说明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有大量的竹林存在，证实当时这一地区气候较为温暖。
除了竹子，当时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还广泛栽种着另一种亚热带植物——梅树。关于梅树的种植，《诗经》中有很多记载，如该书《召南·摽有梅》篇，就是专门写的梅树；《秦风·终南》篇则记载曰：“终南何有？有条有梅。”说的是终南山有梅树；而《陈风·墓门》则有“墓门有梅”的记载；《曹风·鸤鸠》篇有“鸤鸠在桑，其子在梅”的描写；《小雅·四月》也有“山有嘉卉，侯栗侯梅”的记载。除了《诗经》诸篇的记载，《左传》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如《僖公三十三年》：“十有二月……陨霜不杀草，李梅实。”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在陕西、河南、山东境内，梅树是一种常见的植物，因此才多见于记载。这说明春秋战国时期梅树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种植较广，反映出当时确实处于较为温暖的气候条件之下，适宜梅树的生长。
再次由物候的情况也能推出当时温度高于现在。比如小麦成熟的季节，在春秋战国时期为夏历四月。《左传·隐公三年》记载在当年的四月，郑国“取温之麦”。《哀公十七年》也记载楚国在四月“取陈麦”。如果小麦不成熟是不会收割的，可见当时位于今河南境内的温、陈两地收获小麦的季节是在四月份，《礼记·月令》也说：“孟夏之月……靡草死，麦秋至。”这里的孟夏就是四月。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温度高于现在，因此，小麦成熟的季节也早于现在。另外，《礼记·月令》还说：“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花……玄鸟至。”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在二月份，桃树已经开花，而我们今天黄河流域桃花在三月份才开始开花，较之春秋战国时期推迟了一个月之久。这段话里还说在仲春之月，燕子已经飞回来了，而今天燕子飞回中原地区的时间则是在四月份。桃树开花、燕子飞回这些现象，都与温度密切相关。因此从这些物候现象我们也能看出春秋战国时期的温度要比我们现在高。
综合上述材料，我们可以得出春秋战国时期较为温暖的结论，正如满志敏所说：“无论是冬小麦的收割时间等物候现象，还是梅树分布以及河流冻结的界线，都表明春秋时期的气候要比现代温暖。”[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