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文化人格刍论

——兼与朱光潜先生的比较

张仁香[32]

（肇庆学院文学院 广东 肇庆 526061）

摘要：中国现代诗学家梁宗岱与美学家朱光潜作为同时代的知识文人，他们既是文坛诤友，也是颇具影响力的诗学家。本文着重从二人生长的自然环境、家庭生产模式考察其人格构成的基础；以其共同的留学经历，对待爱情、艺术、诗学观以及人生道路选择来探讨其文化人格的彰显、冲突及解决；将二人置于中西文化观照下看其自我的生存选择与认同。

关键词：梁宗岱；朱光潜；文化人格；构成；冲突与解决

在心理学著作中“人格”被定义为“源于个体身上的稳定行为方式和内部过程”[33]。简单解释来说，人格具有稳定与持久性，就像人性格的差异；人格也指个体与外界接触中内心发生的动机、情绪以及认知过程。文化人格，显然是在不同文化模式的影响下表现出来的不同人格特质。在文化模式影响下的个体人格呈现出相应的结构特征，反过来，一定人格结构也彰显着一定的文化特质与模式：“人格结构是一种内在的、隐形的模式……作为文化的原型形式，它是至关重要的……人格一旦形成，就总是倾向于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现，这实现的途径，一是将其展开为相应的思维方法，一是将其外现为相应的行为模式，而价值取向便同时寓含其中。”[34]

纵观中国现代诗学家梁宗岱（1903—1983）的一生，其在做人的风格以及学术品格上保有始终一贯的一致性，其一生的诗学成就主要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给我们留下了《诗与真》《诗与真二集》这样经典的比较诗学著作。梁宗岱的后半生基本上将精力放在教学以及制药、施药上，学术上少有建树。朱光潜（1897—1986）一生从事理论研究，由心理学、哲学转而研究美学、文学，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文艺心理学》《诗论》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西方美学史》等著作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文艺美学界的地位。朱光潜一生直至晚年笔耕不辍，与梁宗岱先生有不同的人生学术选择。有意思的是，他们既是文坛诤友，也是颇具影响力的诗学家。本文着重从二人生长的自然环境、家庭生产模式考察其人格构成的基础；以其共同的留学经历，对待爱情、艺术、诗学观以及人生道路选择来探讨其文化人格的彰显、冲突及解决；将二人置于中西文化观照下看其自我的生存选择与认同。

一 自然及家庭生产模式的影响——人格的构成

我们从梁宗岱生长的自然环境以及家庭生产模式影响其性格形成入手，考察其人格的构成。梁宗岱20世纪初出生在广西百色，却在广东新会和广州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光。两广地处我国的南方，与北方的气候凛冽、崇山峻岭、荒漠浩瀚相比，气候温和、山清水秀、植被茂盛、人杰地灵赋予了诗人超常的诗性才华。梁宗岱的家庭生产模式：经商，从事商贸交易（梁宗岱的父亲在广西百色有商号——梁全泰，在百色解放街上是一家显赫的商业店铺），与那种官宦世家培养出的纨绔子弟或书香世家造就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旧式文人不同。前者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后者固守古人圣训，性情木讷、拘谨、保守。商贸经营世家培养出的，首先是人自身的生存能力。这种能力包括：对世事行情的及时信息捕捉，财产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耐心、勤恳的劳作以及灵敏的头脑，人际交往的扩大以及包容的襟怀，因而绝不会拘谨、保守，渐渐会培养出一个人进取、冒险的勇气。总之，在财富的积累过程中自身的才干也得到了锻炼。

梁宗岱所生长的商人家庭，滋生了他较强的个人意识。商业经济由于扩大了人际之间的交往，打破了固有的生活圈子，自然就形成了一种开放的思想意识。有了这样的家庭生产基础，自然造就出与之相应的性格。梁宗岱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新学取代旧学，新的国家政体取代了旧的封建统治时代。抛弃古老的腐朽思想观念，接受新生活的自由理念，是知识文人的普遍选择。

这种家庭生产模式的背景促成的梁宗岱的人格构成与美学家朱光潜形成了鲜明的比照。朱光潜在1980年写的自传中说：“我笔名孟实，一八九七年九月十九日出生于安徽桐城乡下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父亲是个乡村的私塾教师。”[35]其中所描述的“破落的地主家庭”已经表明家庭的生产模式是农业的，靠土地为生计的。尽管到了朱光潜父辈一代不再经营土地，做一个乡村的私塾教师，并不表明其生产方式改变多少，只能是更加窘困与清贫。因为中国古代的私塾教师本身并不是独立的经济实体，他隶属于或是宗族或是官宦之家，本身也是具有依附性的。以土地为生计的生产模式，主要依赖于农业的收成，而农业收成的好坏不完全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或人本身的自主性，而是“听天由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中国古代最早发展起来的就是这种农业文明。在这种文明之下培养出来的人格更多的是忍耐、憨厚以及对外界的依赖，个性自我常常消弭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朱光潜先生生长的安徽桐城位于中国的内陆，皖西南，这里有“中国文都”之称。它不仅以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为代表的清代“桐城派”文学家知名，近代有吴汝纶先生创办的桐城中学等奠定了这座城市深厚的古文化底蕴，氤氲在这样的国学氛围之中，朱光潜对传统文化的价值与理念的坚守以及对其自身的生存之道的体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他说：“我的父祖都是清寒的教书人。我从小所受的就是半封建式的教育，形成了一些陈腐的思想，也养成了一种温和而拘谨的心理习惯。”[36]这几句道白基本上表露了朱光潜先生在这种生产方式或文化熏陶影响下生成的性格特点。

以上从家庭的经济模式入手，讨论了梁宗岱与朱光潜两人的基本性格特质。一个出生于商人之家，一个出生于书香世家；一个家境殷实，一个家境窘困；一个天资聪颖，一个勤奋好学；一个恃才傲物，一个谦恭矜持；在个性方面一个呈现的是张狂，一个则是内敛。从自我的认知与体验方面，梁宗岱自我意识突出，相比于朱光潜守成持重构成了相互的参照，这构成了两人性格中的潜质。

梁宗岱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出类拔萃，学习上表现出超常的天赋，这自然形成了梁不服输的个性甚至恃才傲物。梁的“恃才”使他可以自信自我的判断，大胆假设，大胆求证；梁的“傲物”使他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傲视名人，乃至不留情面地指出别人也许发现但未敢指出的错误，不隐晦、不含蓄甚至有些苛刻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见解。这样，梁宗岱一介入文坛，就显示了与传统知识分子不同的非内敛姿态。中国文人历来秉承着传统的儒家文化，其做人的原则都持“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在态度上都比较含蓄、温婉，甚至有些保守、固执。梁宗岱属于另类，读书不重蹈古人覆辙，注重抒写自己的真实感受。他文思敏捷，文笔流畅，善于思考，不复古，不拟古，大胆质疑，真诚表白。

朱光潜在桐城中学（是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创办的，重视古文的教学）期间对古文的一番背、诵、读、写的浸泡功夫，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这种深入、系统的古典文化熏陶，自然形成了朱光潜平淡含蓄的审美趣味。朱光潜一辈子从不轻易臧否别人，追求一种“超然出世”的人生哲学，说白了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应时处事方式。这种为人为学的方式与梁宗岱正好有所对照。

二 情感态度、价值取向以及学术坚守——文化人格的彰显

从日后两人欧洲留学、回国任教以及在中国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大变动时代，两人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表现出不同的情感态度、价值取向以及学术坚守，使得他们各自的文化人格得以彰显。

不管是通过考试取得官费出国，还是听从师长的建议自费出国，都是二人在文学研究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是对实现自我价值层面的人生需要的满足。

梁宗岱留学八年（1924—1931），朱光潜留学九年（1925—1933）。西方文化所造就的人格，在梁宗岱身上有突出的显现，在朱光潜的潜意识中也对其有所仰慕。比如二人都共同提到西方人倡导的“寓健全的精神于健全的身体”。梁宗岱不仅追求“心灵”的发展，更追求身体的健全。东亚人与欧洲人相比，身体的羸弱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梁宗岱以自己壮硕的身体纠正了这一偏见。作为中国现代文人，他对西方文明的接受不是停留在观念中，而是贯穿在实际生活里，身体力行地诠释了这一西方人倡导的理念。梁宗岱良好的身体素质是他生命创造力的物质基础。他的激情，他的欲望以及他的活力都能够从他的身体源头中找到依据。朱光潜在1936年给《申报周刊》的青年读者写的信中谈到了民族生命力，尖锐地指出我国民族的体格羸弱：“中国十个人就有九个人像烟鬼，黄皮刮瘦，萎靡不振。每个人脱去衣服，在镜子里看看自己的身体，固然自惭形秽；就是看看邻人的面孔，也是那么憔悴，不能激起一点生气来。”[37]“我常仔细观察我所接触的人物，发见这种体格与心境的密切关系几乎是普遍的。我没有看见一个身体真正好的人为人不和善，处事不乐观；我也没有看见一个颓丧愁闷的人在身体方面没有丝毫缺陷。中国青年多悲观厌世，暮气沉沉，我敢说大半是身体不健康的结果。”[38]朱光潜先生虽然痛批中国民族的体格羸弱，但并不避讳谈自己从小就是体弱多病者，一生都在与各种身体不适做斗争。我们从朱先生的照片中可以感受到朱先生为中国旧式文人体格的典型写照。正如朱先生的身体，虽然倾慕西方的文化人格，但是骨子里已经抹不去中国古典文化对他的浸润。

诗人梁宗岱与朱光潜在情感方面，比如对爱情的处理上表现出不同的格调。朱光潜一生有两次婚姻。他的第一次婚姻是父母包办的，朱光潜以离家出走默默反抗着这无爱的婚姻。后来的夫人奚今吾是朱光潜在中国公学任教时的学生，两人渐渐产生爱慕的感情，先后去欧洲留学，并组成了家庭。这段婚姻一直很稳定，两人相伴走过了后半生。朱光潜为人低调，一生不曾臧否别人，在勇敢追求爱的过程中所承受的与亲人决绝的痛苦只有靠自己心理慢慢地排解。朱洪在《朱光潜大传》中曾经提到他因感情问题企图自杀，因不满包办婚姻与家庭决裂后，在乘船去上海的途中，读到德国作家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被月光下的波光粼粼的美丽海景所震动，曾一瞬间产生了“脱离这个世界的愿望”。“惊慌中，他默守丹田，沉稳呼吸。终于，那一阵几乎失控的情绪过去了。”[39]在这一行为中，可以看出朱光潜人格中有内敛的倾向，理性会主动约束自己的欲望、控制自己的行为，让他不要做出过激的举动。这也使我们想起朱光潜在解释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净化”一词的含义时，曾经讲过，人的情绪在达到极致时会向相反方向转化，转化的方法可通过听极致的音乐来宣泄这种情绪。朱光潜是借助月光下的海景来宣泄了自己几近崩溃的情感。梁宗岱先生与其相比，诗人的主观浪漫情怀表露无遗。他的感情生活没有像朱光潜那样平静。在梁宗岱先生的三次婚姻中（确切地说是两次，他同粤剧女演员甘少苏结婚而与第二任妻子沉樱并未离婚），有两次作为新闻事件登上了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第一次是与何女士离婚事件，闹得对簿公堂；第二次是20世纪40年代在广西百色与粤剧女演员甘少苏产生的恋情，为拯救其脱离前夫钟树辉的纠缠，被当地的新闻报道渲染：“梁教授为女伶大打全武行。”梁宗岱与甘少苏女士的感情生活一般是不被业内人士看好的，当时作为梁宗岱妻子的沉樱不仅是一位作家，有才华、有修养，而且夫妻二人还有了三个可爱的孩子（最小的男孩是二人婚变后所生）。在甘少苏女士写的传记《宗岱和我》中将自己与梁宗岱的相识、相知以及相恋过程细致地描述出来，从中可以发现梁宗岱性格的端倪。这其中真的不能简单地用“道德”来衡量这桩婚姻，只能说梁宗岱的人格至情至性，于无奈中跟着感觉走。诗人梁宗岱是由女演员表演的苦情戏将诗人带入剧情，从而产生了想了解演员内心的愿望，而这个女伶悲惨的身世遭遇不自觉地让诗人产生了悲悯与同情。甘少苏写道：“在纵情声色、人欲横流的社会里，宗岱抛弃了世俗观念，用艺术审美的眼光来鉴别人的品性，从社会的最底层发现了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让我恢复了人的尊严，走出了苦海，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40]实际上梁宗岱是用三万元的赎金还回了甘少苏的人身自由。面对被救出的甘少苏，梁宗岱说出了内心的无奈：只好这样吧（指两人结婚）。在这无奈的话语背后是诗人内心的无法妥协的妥协。在感情问题上，诗人梁宗岱的情感与理性的天平倾斜了，前者压倒后者。梁宗岱揭下了自己脸上的面具，回归真实的自己。梁宗岱的“英雄救美”，也令甘少苏一生以仰慕的心情对待诗人。而对妻子沉樱来说，追求平等与人格独立的女作家对诗人时有的吹嘘、狂妄的自负却妄加嘲讽，以至于后来梁宗岱对甘少苏说出，你比她（沉樱）更适合的话来。

梁宗岱与朱光潜欧洲留学回国后，处在相同的时代政治与学术语境下，但两人的人生之路以及学术坚守仍然显出不同的价值选择。在40年代，蒋介石有意让梁宗岱做参政员，给中将待遇，每月大洋500元，派梁宗岱的老熟人、老同学持他的亲笔信召见，结果前后四次被梁宗岱谢绝了，最后一次他拉老同学喝酒，佯装醉态，蒙混躲过了。梁宗岱一生与政治保持距离，与其说维护人格尊严，不如说维护人身自由，更确切地说保留自己纯真的性情。从这里似乎可以看到梁宗岱受中国道家文化思想的影响，但梁宗岱仅仅是潇洒生活，并未超离尘世，他有自己享受人生的方式方法。朱光潜则没能超脱出去。30年代末40年代在四川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的他，就参加过抵制川大“易长”的学潮，牵头反对国民政府官员程天放任川大校长，并亲自起草文书。在这场“易长”风波中，仍能够感受到朱光潜先生不卑的人格。在他看来：“大学校长之唯一选格，必其学术湛深，操行纯洁，为学术界教育界所推服而不营营于政治活动者。”[41]后学潮失败，朱光潜辞职离开川大，到了当时在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务长，后被武汉大学校长拉进了国民党，并挂了国民党三青团中央监委的头衔。这种被逼无奈的选择为朱光潜后来的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在当时的背景下，与其说这是朱光潜的政治选择，毋宁说是他为了生存的无奈之举，讲究生存策略是儒家文化思想中的核心内容。

在文艺观以及学术观点上，梁宗岱与朱光潜两人性情不同，可以表现在诗歌创作、翻译与诗歌评论方面。朱光潜对文学、心理学、美学、哲学都做过一番系统的研究；梁宗岱天性聪颖，悟性超人，对诗歌、文学艺术有超常的直觉敏感，有创造力。朱光潜从小在父辈的私塾教育下，学做八股文，培养了写作说理文的一套方法：观点明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其更擅长解析与综合，擅长理性思维，隐藏自我，观点上更善于调和折中；梁宗岱颇具形象思维与创造性思维，个性突出，张扬自我，主观意识强。我们读梁宗岱的文章，处处可以感受到诗人生命的灵动与新锐见解。相反我们读朱光潜的文章，于理性思辨中明白道理。梁宗岱在文艺观、诗学观上一直追求诗歌评价的最高标准，也就是艺术的“绝对价值”。艺术的魅力在于生命的恒久而非短暂的功利。因此梁宗岱在抗战正酣时期，仍反对艺术的宣传而主张艺术的“无用之用”。艺术对梁宗岱而言，是一种理想，一种信仰，一种对完美的追求。对写作，他强调“中肯”和“确当”，他认为这是行文的一切（用字，选词，命意和举例）最高标准，也是一切文章风格最高的理想。对文学批评，他试图努力树立一种绝对“无私”的态度，“这就是说，我们对于作品的评价，对于事理之是非，要完全撇开个人感情上的爱恶，而当作一种客观的事实或现象看待。”[42]梁宗岱生性浪漫的天性在这里彰显无疑。从这个角度说，与传统知识文人相比，梁宗岱的文化人格更倾向西洋文化中的个性表现与自我张扬。也正是西方文化的人文模式建构了梁宗岱的个性心理：“我虽不敏，自幼便对于是非很认真。留学巴黎的几年，又侥幸深入他们底学术界，目睹那些学术界第一流人物——诗人，科学家，哲学家——虽然年纪都在六十以上了，但在茶会中，在宴会席上，常常为了一个问题剧烈地辩论。他们，法国人，平常是极礼让的，到了那时，却你一枪，我一剑，丝毫也不让步，因为他们心目中只有他们所讨论的观念，只有真理。而对方底理由证实是充足的时候，另一方面是毫不踌躇地承认和同意的。我羡慕他们底认真，我更羡慕他们底自由与超脱。我明白为什么巴黎被称为‘新雅典’，为什么法国各种学艺都极平均发展，为什么到现在法国仍代表欧洲文化最高的水准。回头看看我们知识阶级底聚会，言及义的有多少？言及义而能对他底主张，他底议论负责的又有多少？除了‘今天天气哈哈哈’，除了虚伪的应酬与恭维，你就只听见说长道短了。”[43]

刘承华先生就中西文化人格差异做过比较，他认为西方人的人格构成是“以内在自我为核心，是在内在自我的基地上生长出人际自我和社会自我……在西方人看来，一个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不是由其他任何人决定的，而是由自己的内在自我决定的，人际自我和社会自我都只是在它的支配下实现自己，因而所遵循的也是内在自我价值取向和运作模式”[44]。这种人格与中国人格构成模式不同，“中国人是以人际自我为核心来铸造自己的人格。以人际自我为核心，是说人在建构自己人格、决定自己将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时，主要不是从自己的内在自我，而是从他人对自己的要求出发进行自我设计。换句话说，不是自己给自己定义而是由他人给自己定义。”[45]两种人格模式，前者突出自我个性，注重与他人的不同，有“求异”的心理倾向；后者突出隐藏自我，注重他人感受，有从众的“求同”心理要求。这种分析应用到诗人梁宗岱与美学家朱光潜身上是比较适宜的。

三 社会转型中的人生选择——文化冲突及和解

通过上述梁宗岱与朱光潜两人人生选择的行为模式及价值取向，可以感到，他们受制于各自的心理张力。因为“求异”，故诗人梁宗岱的个性化、主观化导致其与社会及人际的对立化倾向，以此来维护自我的这种“精神个性”。也就是说他的思想及观点可能不兼容于社会。朱光潜先生的从众性、折中性会导致其与社会寻找一个平衡点，即以“中庸”的态度调和自我与外界的矛盾。两人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个甘愿自我批判，学术上努力做新旧观点的调和；一个干脆放弃学术研究，除教学外，专门从事起制药、施药，普济众生的慈善事业。

梁宗岱作为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文人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其深层的人格心理倾向与变动的社会政治现实发生了强烈的错位，导致其心理处于矛盾或分裂的状态。这个时期的文人有自杀未遂的，有转行离开的，有干脆放弃的。梁宗岱属于后者。他放弃学术研究转而去制药、施药，是他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精神写照。他毕竟生长在中国的土地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乳汁喂养大的文人知识分子，因此，他自然不能脱离母胎。他与他的家族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这血脉是连在一起，不可割断的。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会听到父辈的呼唤。中国传统文人知识分子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染，儒家文化的积极出世，对社会有所为，报效家国的意识同样贯穿梁宗岱的一生。他仍然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同或者角色的定位，尤其在他的后半生。诗人彭燕郊在甘少苏著的《宗岱和我》一书的序言中说到梁宗岱的制药、施药：“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最难做到的是忘记长期积累下的知识，和由它培养起来的志趣，那是比忘记曾经有过的幸福甚至光荣更为艰难的。当你命令自己去忘记，你就不能不残酷地去否定自己。当你把自己的过去说得一无是处，你就有了大的空虚，你就必须填补这个空虚，否则你就无法生存，即使是强者。……”[46]

梁宗岱一方面具有自我的精神个体性，以这种精神个体性为中心；另一方面他也期待他人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定，或者身份的认同。在特定的语境下，若想得到社会身份的认同，就必须放弃这种“自我的精神个性”，然而梁宗岱先生又恰恰不肯放弃，于是悲剧自然发生。这是一个悖论，是相互矛盾的。他前半生所处的家庭与社会环境，恰恰助生了其一种保持自身个性的文化人格，因此能顺风顺水，但他的后半生所处的社会语境背离了这种文化人格，因此造成了诗人人格的分裂，心理上发生了巨大的错位，偏执一隅，又精神空虚。但在那样一个残酷的岁月，梁宗岱的表现也见证了他崇高的人格。我们不能否认梁宗岱的性格有主观执拗的一面。譬如制药，他本想通过临床的实验来获得医学界的认可，终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实现。诗人的想象会激发科学创造的灵感，但也可能会妨碍这种创造的客观性。梁宗岱从内心深处曾有从商的打算，由于客观环境使然，或诗人偏于主观的心性，使他在商场上没能成功，于是便将产品（中药制剂）转入地下，免费赠药，行善百姓，以此表明自我理想的实现和确证自我的价值存在。在梁宗岱近一个世纪的漫长人生中，前半生的辉煌成就与后半生的悲剧命运尽管是伴随着新旧时代的交替震荡，但决定的因素却是其个性气质及文化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