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与“思”：文学现代研究考论中的学术史——思想史互动角度

课题把对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文学现代研究发生及初步发展状况的研究作为基本内容，以对“20世纪是文学批评的世纪”现象及论断的思考作为起点，力图对文学研究的知识学术探讨与批评话语的思想文化言说两者的内在学理关联给予整体的认识，并在两者互为背景、互为视野、互为诠释、互为支撑的探析框架中，获得对现代的文学研究领域或对文学研究的现代问题的特定的、较为深入的历史理解。基于这样的需要，课题在研究角度上采取（知识）学术史清理与思想（文化）史理析两相沟通整合、双向互动转化这一根本思路。

所谓学术史与思想史研究的沟通与互动，其基本含义是指：把学术史与思想史研究两者各自内在的基本要素，即研究中知识的立场与思想的立场，也就是对史上知识学术问题与思想文化问题两者的追溯、考究熔冶一体、合而并论，主要探讨史上知识学术问题与思想文化问题两者之间，或者学术及思想活动中学术内在一面与思想内在一面两者之间的相互牵连，交织及融汇的关系，从而着力“构建某种思想与学术之间的历史”[24]。而这种合而并论、关联性内涵探讨、之间性历史构建，则可大致分为两大基本路数：一是客观历史内容上的，即对历史时间进程中某种（些）学术知识与思想文化之间实际存有的互为源泉与背景，互为资源、视野与框架，互为路向与意义，相互奠基、生成、确立、塑造与构建，相互背靠与支持，相互促动、开展与转化，相互诠释，相互表述，相互包蕴等方面的关系做客观的清理与考辨；二是主观研究方式上的，即在对史上学术知识或思想文化活动的考察中，自觉相应地以有关思想文化的问题意识或有关学术知识的问题意识为理解或阐释的资源、视野、框架、角度、进路、取向等。

课题尝试采取这一“学术史—思想史”沟通、互动的思路作为认识与考察文学现代研究有关知识原理面相及其相关历史问题的根本角度，在相当程度上是缘于考虑到目前学界在立足思想文化史角度或思想与学术互动的双重视野而对文学现代研究的知识学术问题进行考察方面尚比较欠缺。虽然毫无疑问，近年来学界在整体学术史的清理挖掘上颇有扎实的努力及成果，正如杨俊蕾所言：“近年来学术史的修撰成为学界热点，或倾个人之力，或集众贤之功，清理、回顾百年学术史，分别以理论思潮、主要观念、范畴的演变、人物、学派为中心进行检视与反思。有的重在钩沉、评述学术史实，有的重在探询深层原因和学术规律”[25]；具体到专门针对现代时期的文学研究领域而言，也不乏学界在学术史方面的修撰及专门的考察论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遗产》等联合举办的“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在广东举行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2000年暨南大学主办的“20世纪中国文论史建设”研讨会，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等联合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学术研讨会”，等等，更是学界对现代中国的文学研究活动做出学术史审察及考析的几次集体式努力。而且平心而论，就作为专门史的思想史或学术史研究领域来看，学界对思想与学术的双重的、互动性的考察并不少见，譬如就中国而言，罗志田就谈道：“其实思想史与学术史著作的‘沟通’或两者间的密切关系渊源较早”,“由于清人（以及清代以及前绝大多数历代学人）本不主张或至少不强调‘思想’与‘学术’之分，既存关于清代‘学术史’最权威的梁启超和钱穆的两本著作，便显然是清代‘思想史’的必读书”，他认为继20世纪初年“新史学”中出现过“将学术与思想合而并论”的初潮后，到20世纪最后10年间，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关系再趋密切，“仿佛又回到20世纪初年的起跑线了”;[26]确然，如果说，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钱穆等人是20世纪初“不经意地”将“思想”与“学术”熔冶一炉、“混为一谈”的先驱，那么近年来，余英时、葛兆光、陈平原、罗志田、艾尔曼（Benjamin A.Elman）等人，以及蔡尚思《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丘为君《戴震学的形成：知识论述在近代中国的诞生》、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程漫红博士学位论文《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思想》、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等著述，则是在努力打破“思想”与“学术”的藩篱，自觉地将两者接通一体。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具体到对“文学研究”这一学科领域的考察而言，则正如前文曾提及的那样，学界或者是偏重于对文学现代研究中“所说”“说什么”问题，即对其有关理论思潮、思想观念、知识评述及相关社会历史语境方面的内容做一般化解读与论析，或者是主要对文学现代研究中“能说”“怎么说”问题，即有关知识运思及知识学方面的内容做比较有限、简单、粗略的学术史钩沉与处理，而少有更全面、细致、深入的学术史考察，更少有立足于专门的思想文化史角度或思想与学术沟通互动的视野而对文学现代研究中“何以说”问题，即对其知识运思及知识学内容方面所蕴含或承担的思想文化史原理及思想文化史大义问题做系统的考究与深度的阐发。正是由此，课题对文学现代研究的学理性认识及具体历史性考察力图突破既有的研究模式，而采用专门的思想史或学术史研究领域中较有长足发展趋势的模式，即采用将思想与学术打通互动的双重视野模式。

那么，课题又将如何贯彻、实行或者说如何具体地实际操作这一学术史与思想史沟通互动的思路，如何以此为专门角度而对文学现代研究活动做特定的认识及考察呢？

由于无论是何种领域或对象的学术史或思想史研究，它们所关涉的学术或思想方面的基本知识要素、所针对的知识学术问题或思想文化问题都是纷繁多样、难以尽呈的，文学研究这一知识思想活动领域当然不是个例外，故而若要对“文学研究”做全方位、全面的“学术史—思想史”沟通互动性考察，论涉其学术的与思想的两个方面的各种知识问题，是非常不易的。针对这个情况，为切实求得在对“文学研究”做“学术史—思想史”沟通互动性认识及考察中的系统梳理和深入理解，课题选取了两个特定的中心题旨（论题、命题）和一个特定的研究论述方式，即“学术范式”与“批评话语”这两大题旨（论题、命题），以及“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论述方式。具体说就是，课题是考虑将“学术范式”原理及现象、“批评话语”原理及现象，分别作为文学现代研究中知识学术史问题、思想文化史问题的关键与核心，借助“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及论述方式，系统认识和深入考察文学研究的现代“学术范式”与相关“批评话语”之间内在的知识原理逻辑关联和在具体历史中的相互牵连、交织、融汇及沟通互动的关系。在这场认识及考察中，在“以问题为中心”的理解及论述方式，同“学术范式”与“批评话语”两者合而并论的认识及考察内容之间，构成了某种相互确定、相互牵带、相互促动的关系，即：一方面，可以说课题是把对文学现代研究中诸“问题域”的逻辑清理及历史追究，作为联结或熔冶以“学术范式”为核心的学术史角度及内容与以“批评话语”为核心的思想史角度及内容两者的一个线索、纽带或平台；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课题正是在对文学现代研究中以“学术范式”为核心的学术史角度及内容，同以“批评话语”为核心的思想史角度及内容两者在知识原理面相和具体历史运行方面的之间性、牵连性、沟通互动性的内在关联的自觉打量中，原理性地爬梳、厘定文学现代研究诸“问题域”，并具体性地推进对其中有关问题的历史理解和深入思考。由此也可以说：文学现代研究中“学术范式”原理及现象与相关“批评话语”原理及现象之间内在的关联问题，便是本课题所设定并探讨的最基本的“问题域”，而于其下又包含对许多子问题、重要关节点的原理性提挈、爬梳甚或具体的思量与解决；所谓“以问题为中心”的方式，具体到本课题中实则就是以“批评话语”原理及现象为内在关切方向及中心而对文学现代研究范式中基本问题的爬梳、认识及考论方式——这既可被认为是重点选取“批评话语”问题作为特定的角度、框架、资源而对史上文学现代研究范式所做的独特看取及主观阐释，也可被认为是对史上文学现代研究本身所内含的“批评话语”问题与“学术范式”问题两者间内在的知识原理关系的客观清理。

总之，课题本于学术史与思想史的沟通互动这一根本角度，把对“学术范式”与“批评话语”问题的研究论述结合、沟通起来，即把对文学现代研究的考察重心放在对其自身“学术范式”原理及现象与相关“批评话语”原理及现象之间诸多方面内在关系这一基本问题的逻辑确定、系统爬梳、历史追究及深入思量上，着重既以“批评话语”为内在关切方向及中心去看取“学术范式”问题，在“批评话语”的视野中提挈、澄清“学术范式”的基本方面，勾勒并思考“批评话语”如何参与对“学术范式”的历史性建构及塑造问题，以及“批评话语”作为一种现代思想话语形式，如何形成对某种“学术范式”及相应思想史意义的表述或表征问题；同时又以“学术范式”为基本论题及重点论域去处理“批评话语”问题，通过“学术范式”话题去厘定、观照“批评话语”的知识问题及知识内容，思考“学术范式”如何将相应的“批评话语”作为自身所蕴含的思想史意义的历史性呈现及展开方式，以及“学术范式”作为一种现代知识资源及架构，如何构成了对某些“批评话语”及相应思想意义表述的合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