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秦早期历史研究的意义

张金光在《秦制研究》一书中，对秦王朝在开辟中国古代封建专制体制和制度方面的意义，有过比较全面的评价。指出：

关于秦，至少可以总结为九个根本方面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具有长期的作用和几乎永久性的意义，也可以说是秦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造就的九个开创性的“第一”，以为后世长期效法。（1）秦开创了行用二千余年的皇帝制度；（2）开创了国家大一统的政治传统。自此后，统一为常态，分裂为变局，分久而必合；（3）开创了行用二千余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在中央和全国地方推行官僚政治；（4）奠定耕、战、防相结合的边防战略，创立了完整的长城边防体系，并开创了别具特色的长城文化带；（5）秦的统一标识着我华夏民族共同体自形成而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既标识着汉民族的形成，同时又是以华夏（汉）民族为主体的大中华民族的开端；（6）“车同轨”,“书同文字”，度量衡的统一，以及“行同轮”，为大一统国家的管理提供了数字化基础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因；（7）秦统一奠定政治边疆所表现出来的外向精神，对一个以农立国的民族来说，是最为可贵的，同时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第一次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永久性影响，国际社会至今仍相沿以“秦”作为对中华的代称；（8）恢宏博大的气度，尚法制精神；（9）秦不仅对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做了普遍的高度的发展，而且也由其第一次使土地私有制合法化，开启了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历史长河。由上述看来，研究秦史或者说秦文化便具有了很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3]

这段论述，其观点也许还有一些可商榷之处，但其对秦史及秦文化研究的价值与意义的论述，倒是比较全面而到位。在秦史及其文化的发展中，早期阶段既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秦人族体形成和文化导源发祥的关键阶段，因而，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对秦史、秦文化的发展以及研究而言，除上述之外，它还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历史意义。

第一，秦王朝作为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其兴起的漫长过程和曲折的成长历史，在先秦史乃至中国古代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秦王朝追溯其建立国家的历史，只有五百多年的时间，若要计算其部族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虽若明若暗、不绝如缕，但其漫长进程则与夏、商、周三代相始终，这在上古史上是罕见的。秦人先祖从舜禹时代的显贵到夏代的沉沦，由叛夏归商、“以佐殷国”“遂为诸侯”的再次崛起到商末周初的屡遭征伐和失姓断祀；秦人由周初的“在西戎，保西垂”到附庸小国再到西方霸主和一统天下，其兴起和发展的历程可谓一波三折、几经起伏。时而被推到历史的前台，时而又退居边缘甚至遭杀戮流放，其部族命运可谓悲惨异常。这样一个部族和国家的早期发展，是在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环境中进行的，其由衰到兴、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曲折发展与它后来居上、扫灭六合，是一个完整的部族、国家兴起和发展的进程，无论是研究秦国、秦朝的历史，还是探讨秦文化的面貌、特点和优势，都不能忽视或割断对其早期历史及其文化的追寻，其开创统一王朝建立帝国的历史奥秘和文化基因，无不深藏于秦人早期的历史进程之中。就此而言，对秦人早期历史及其文化的研究，甚至比对夏、商、周三代任何一个政权历史的研究更具重要价值和典型意义。

第二，秦早期历史的研究，可以为探讨夏、商、周三代历史提供独特的视角。三代时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传统国家和传统文化的奠基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其后民族、国家和文化的发展乃至走向具有规定性。而这一进程是在三代整合积累的基础上由秦王朝所完成的。在三代时期的大部分阶段，秦人始终处在历史边缘或下层而全程参与其中。因此，探究秦人早期历史的发展，揭示秦早期文化的本来面目，复原其部族命运的种种变故，既可以为研究三代历史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和侧面，有助于对三代历史的深层研究；又可以从这一边缘、下层或者说从深层去触摸和审视华夏民族的文化生态。用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上提出的文明起源“三历程”和国家形成“三部曲”与“三模式”理论，考察秦人发展与建国的历史，则秦人既经历了其文明起源的古文化、古城、古国进程，又经历了由方国、古国到帝国的国家形成的完整阶段和发展模式的“原生型”形态，[4]其完整性和典型性是其他部族及其国家的历史所无可比拟的。所以，对秦人早期历史的关注和探索，不仅为三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它为从源头与深层揭示和管窥中华民族、传统国家和传统文化的原初构成开辟了通道。

第三，对秦人起源与族属的追寻，是先秦时期民族发展与融合的一个活标本。秦人就其艰辛漫长的部族起源历史而言，可以说扑朔迷离、神秘莫测，至今还有不少缺环和谜团尚未解开。但就基本的线索而论，它由地据东方的东夷大族到“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的流动，由周人的杀戮征伐到避居西垂与西方戎狄为伍，复由建国陇右再到东进关中，这一流动迁徙历时漫长，路途遥远，无异于是一次民族融合再造，文化交融重铸的浴火重生。这一过程又与夏、商、周三代历史相交织，与戎狄部族相杂处，是三代时期部族大流动、文化大交流的重要一页。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和文化人类学研究表明，上古人类的迁徙流动、文化交流，其范围、距离和深广度，远较我们的传统认知和想象更为广泛、频繁和密切，简直是无远弗届。所以，以秦人早期历史和文化创造活动为对象，搜其线索，抉其幽隐，剔其虚妄，补缀缺环，探其足迹，还原历史，其意义和价值就绝不仅限于对秦人早期历史和文化原生面貌的重建，而更在于透过秦人部族这一活标本，纵以观察其民族童年历史演化聚合的历历足迹，横以截取一个个部族融合、文化交融的节点和剖面，透视其民族与文化的结构特征与形态面貌。以此为支点和突破口，举一反三、见微知著，一幅我国民族童年的历史面貌和文化地图，就有可能重现。

第四，对秦人西迁动因、过程以及路线的考察，可以揭开先秦历史许多未解的谜团。在秦人、秦文化起源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东来说”和“西来说”的争论，纷纭至今。近年来，又有一些学者提出秦人是信仰熊图腾崇拜的中原通古斯人命题，“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秦人是源于东夷、西迁过程中与斯基泰人联姻的半游牧民族等新观点。[5]这些看法，既大胆新奇又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无疑在秦人、秦文化起源的争论中再掀波澜。这也启示我们要在中国上古历史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多角度、多层面、综合性地探索揭示秦人历史的源头和发展进程。秦人初兴何处，族属何在，因何流动迁徙，如何迁徙，迁徙过程中又发生过哪些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活动，这迁徙与交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秦人部族构成和文化发展原貌。这一个个问题和谜团，既为研究秦早期历史和整个秦人历史无法回避，又与三代历史进程和中华民族的早期形成息息相关。

第五，秦早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既是秦文化的原初形态和活水源头，也是秦民族再造和秦文化创始过程相交织的产物，它对于追溯中华民族文化源头具有重要意义。从夏禹到秦始皇近两千年的时间，秦人、秦国、秦王朝的历史一以贯之。秦人如何历经磨难和起伏而崛起，秦人在三代时期的地位和作用，秦人对三代历史发展的影响，秦与三代的关系与互动状况，秦早期文化在三代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如何兴起和发展，秦早期文化兴起的民族和历史文化背景，秦早期文化与三代文化相互影响和融通的具体过程，秦早期文化如何吸纳、整合夏商周文化和戎狄文化而升华为统一中国的秦文化。这一个个问题不仅与秦人历史的发展相互交织，而且都与中华民族的早期形成、中华传统文化的最初构成密切关联。因此，对秦早期历史及其文化的探索和研究，既是一个秦史研究的课题，也是一个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源头追寻探源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考古新发现和新材料，在中国古史和先秦历史的宏观视野下，以科学求实的态度和客观理性的精神，重新审视和全面考察秦人早期历史，系统构建秦早期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框架和体系，揭示其发展线索、历史面貌、文化内涵及其形态特征，以推动秦早期历史乃至整个秦史研究的深化和新的突破，既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本课题的立项和研究旨趣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