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秦人、秦族、秦国、秦朝、秦文化、秦始皇，似乎在近十多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与言说。一则是媒体专题和影视作品有关秦人的题材越来越多，如《复活的军团》等专题片和《大秦帝国》 《芈月传》等影视作品的播出，引起社会和大众对秦人历史的热议与关注。二则是学术文化界对秦人历史的追寻探究不断升温，成果迭出，许多以前不为人知的秦人历史被一一揭示出来。
在我手头，就有近年来搜集的学术类、非学术类的与秦相关的书籍不下数十种，如《秦史稿》（林剑鸣）、《秦史》（王蘧常）、《秦人秘史》（杨东晨）、《秦赵源流史》（何光岳）、《秦制研究》（张金光）、《秦文化》（王学理、梁云）、《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滕铭予）、《关陇文化与嬴秦文明》（陈平）、《秦始皇帝陵与中国古代文明》（刘九生）、《早期秦史》（祝中熹）、《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史党社）、《秦朝兴亡的文化探讨》（王绍东）、《嬴姓溯源》（柳明瑞）、《帝国军团——秦军秘史》（金铁木）、《秦俑密码：一位西方作家最具想象力的惊人发现》（[英]摩利斯·科特罗）、《大秦七百年王道盛衰》（陈文德）、《秦始皇的秘密》（李开元）、《秦战争述略》（张卫星）、《寻找大秦帝国》（王若斌）、《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朱学渊）……这些信手罗列的著作，既有著名历史学家的学术力作，考古专家的严谨论著，也有青年学者的创新之作，还有一些学者从“实用历史”、历史推理角度的另类研究，以及一些作家、新闻工作者的通俗讲述。从书名以“秘史”“新探”“溯源”“密码”“秘密”“发现”等相称，即可知道有关秦人，有着太多的秘密、疑团和问题需要探究、揭示和澄清。正因为如此，对于秦史的研究，的确是一个饶有趣味和引人入胜的课题。
秦史研究这种可喜的局面的出现，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秦人考古的三次重大发现。第一次是70年代的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坑的考古发现；第二次是80年代的秦公大墓的发现；第三次是90年代以来在天水地区渭河、西汉水流域秦早期文化遗址的系列发现。这三次重大发现，加上其他大量秦文化遗址遗物如墓葬、古城、秦简、青铜器、木板地图等的发现，这在客观上为秦史研究的升温，提供了重要条件。
如果说近几十年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使探索秦人历史成为可能的话，则秦人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其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承上启下的独特作用，才是引发人们探幽发隐、窥斑知豹的内在动力所在。秦王朝虽然短暂，但它却结束了春秋战国长期动荡纷争的局面，开创了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大一统封建帝制。这是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和文化财富。秦祚虽短，但其兴起发展的历史却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三代之前。秦人在国家起源上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三个完整的发展阶段和原生型的发展模式，其文化也是原生态文化。可见，其发展过程与三代相始终。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列国大争霸、民族大融合、思想大交锋、文化大交汇、文明大交融的时代，古典文明、文化和制度走向解体，新的文明、文化和制度在生成。在这一文明转型和文化勃发的进程中，胜出者秦人、秦国后来居上无疑成为主导者。它以自己的文化为基本，兼收并蓄，多元荟萃，集三代文化之大成，撮六国文化精华于一体，汇华夏戎狄文化于一炉，整合集成、创新升华、开基立制，实现了文化、民族、地域由多元到一体的整合，传统意义上的大一统的文化、民族和国家由此形成。秦人历史之独特和秦文化之价值，盖在于此。
秦人、秦国何以在列国之中由弱小而崛起强大，由后起而一统华夏，由边缘而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央？这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探寻答案的一个重要问题，可惜自战国以来，非秦之声便不绝于耳，以至于将秦人摒弃于华夏之外，以戎狄相称。及至秦朝二世而亡，暴秦、暴君便与秦人、秦朝、秦始皇画上了等号，于是，无论是历代君臣谈论家国兴衰，还是古今学人探究历史得失，以秦朝、秦始皇为反面典型已是约定俗成的定例。这种似是而非的惯性思维和传统观念，长期遮蔽和束缚了人们对秦人、秦国、秦文化深层内容、丰富内涵和重要地位的科学判断与理性思考。因此，要建立科学的秦人历史的逻辑体系和内容体系，就必须打破非秦倾向的束缚，告别教条和定向思维的窠臼，从先秦史发展的具体趋向和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视野出发，立足文献和考古资料，透过历史的表象，探寻其深层结构和内在机理，才有可能触摸到历史的真相。本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立项的初衷即在于此。
在秦史研究中，相对而言，其早期历史由于资料缺乏而长期处于薄弱环节。而论及秦人、秦族、秦文化，特别是涉及秦人的历史特点、文化性格和价值追求，无不要追根溯源，从秦人早期隐秘的历史和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寻求答案。在秦人早期历史中，有一系列争论已久而又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如秦人源自何方，是东来还是西来，属于华族抑或戎狄，有无西迁，西迁路线与过程，秦戎关系与秦的兴起，社会面貌与国家性质，秦与夏商周关系，嬴姓源流与秦之本义，秦公世系与何时称公，秦文化的来源、内涵与特征，等等。这些问题，既为秦史研究所必需，也为先秦史研究不可或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这些环环相扣、互为因果的问题犹如一个个谜团，既引发人们无穷的探索兴趣，又若明若暗疑难重重令人望而却步，故至今许多问题尚未取得大家公认的结论。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三次秦文化考古在天水地区西汉水、渭河上游的一系列重要发现，使长期苦于资料稀少而无法深入的秦早期历史研究，有了突破和揭开谜底的可能。先是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对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葬、圆顶山秦贵族墓地和清水县刘坪遗址的抢救性发掘，证实这里是秦人早期活动的重要区域。继之从2004年开始，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西北大学考古系共5家单位组建联合考古队，并成立早期秦文化研究课题组，又对秦人早期活动地域的西汉水流域、渭河上游及其支流进行较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初步摸清了秦早期文化在天水地区的分布概况，并对重要遗址进行了发掘，如甘肃礼县的大堡子山墓葬与城址、西山遗址、鸾亭山遗址等，甘谷县毛家坪遗址，清水县李崖遗址，张家川马家塬和秦安县王家洼戎族墓葬遗址的发掘。这些调查和考古发掘可以说收获巨大、文物众多、线索丰富，为探究秦人早期在天水地区活动、兴起和建国的历史乃至战国时期的西戎文化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有鉴于此，将文献资料和秦早期文化遗址考古新资料相结合，就上述有关秦人早期的相关问题做一番探究和讨论，提出个人的看法和认识，抛砖引玉，庶几有助于秦人历史与秦文化的研究。
雍际春
2016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