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秦早期历史研究的百年嬗变
1.秦早期历史研究的基本进程
20世纪在中国史学发生变革的诸多条件中，新材料的大量发现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虽然运用出土材料研究历史古已有之，但真正引发史学研究革命性变化的则始于现代考古学诞生的20世纪初。因而，它不仅促进了史学研究的深化和发展，而且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如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的出现即是如此。
20世纪的秦史研究，正是随着地下考古材料的大量出土而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从王国维对秦都城和秦公簋器铭的研究和考释，到蒙文通、卫聚贤关于秦民族源流的探赜，标志着现代学人不仅将秦人早期历史纳入视野，而且进行了拓荒性研究。与此同时，考古学家也涉足秦早期历史的探索。1933年，前国立北平研究院为探究先周和先秦的历史文化遗址，组成陕西考古调查队，对西安、咸阳一带的秦城址如阿房宫、犬丘、雍城等遗址进行了勘察。接着，1934—1937年，苏秉琦先生等三次发掘了宝鸡斗鸡台沟东区周、秦、汉墓葬，获得一批珍贵的资料。特别是经过对器物形态学和工艺学的研究，对墓葬葬俗制度的考察，第一次将秦文化从周文化和汉文化中单独区分出来。虽然其时并未指明这就是秦文化，但毕竟是从周文化和汉文化中划分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无疑是一个创举。这些研究和探索虽然尚处在初期状态，但现代意义上的秦早期历史研究，正是由此起步的。
新中国成立后，1950—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陕西长安县客省庄发掘了71座东周墓，1954年在西安半坡发掘112座战国墓葬，后又在宝鸡发掘了李家崖等墓葬。至20世纪50年代，人们已基本上将屈肢葬式、西向墓和随葬品中的铲型袋足鬲看作秦文化的墓葬特征。此后的发掘简报或报告则进一步将这类墓葬确定为秦国墓葬。20世纪60年代以来，秦文化考古进入丰收期，如对秦都雍城、咸阳、栎阳以及阿房宫遗址、郑国渠渠首遗址、都江堰遗址、灵渠遗址和一大批秦代中小型墓葬的发掘，特别是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出土，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四川青川秦木牍、陕西凤翔秦公大墓的发掘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为人们提供了十分丰富而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实物资料，大大拓展和深化了秦史研究的领域与内容，推动秦史研究进入新的更高境界。进入20世纪80年代，人们在多年研究和积累的基础上，开始了对秦文化整体面貌的系统研究和探讨，逐步建立起秦文化的标尺系列，并在许多的分支和专门研究方面取得卓有成效的突破。
在秦史研究领域，对秦早期历史的研究和探讨，既十分重要，又不可或缺，但因资料限制而长期徘徊不前。这种状况终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转机，一方面，林剑鸣、熊铁基、黄灼耀、伍士兼、何汉文、段连勤、高福洪、刘庆柱等学者在80年代初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秦早期历史和秦人族源进行了深入探讨，引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秦早期历史研究的高潮；另一方面，甘肃甘谷县毛家坪和天水董家坪西周至春秋秦墓葬遗址的发掘，以及天水放马滩战国秦墓木板地图与竹简《日书》的出土，特别是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西垂陵区和赵坪秦贵族墓、清水县刘坪春秋墓葬的发现，为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内容和新视野，推动秦早期历史及其文化研究迈上新的台阶。秦早期历史及其文化的研究由此日益受到重视，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研究中来，人们依据不断发现的新考古材料，对秦早期历史及其文化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提出并探讨了许多前人未曾涉足的新课题和新问题，获得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推动了秦早期历史研究不断深入。尤其是随着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的神秘面纱被揭开，学术界对其重要价值和特殊地位的判断也随之更加切合实际，这就为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研究有望获得突破性进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4年以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五方联合考古队在礼县境内西汉水流域和清水、张家川牛头河流域系统开展的秦文化考古调查，又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在礼县西山、大堡子山、鸾亭山又有秦墓和青铜器、古城遗址及祭祀遗址的发现，在张家川县木河乡马家塬新发现战国时期西戎的大型墓葬，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青铜及金银器，还有车马坑与车马器等。目前，考古发掘还正在进行当中，其丰富的内涵和文化面貌以及新遗址的揭示指日可待。在甘肃天水境内陆续发现的这批遗址和文物，为我们系统探索秦人早期历史发展线索、秦人西迁、秦人居地、秦早期都城和秦人西陵区以及秦早期文化的起源与面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第一手资料，也使秦建国前一段几呈空白的历史得以复原成为可能；而秦人在西周以来发展和崛起于天水地区这一史实长期以来多不为学界认可的局面，由于大量秦早期文化遗址与文物的不断发现而成为铁定的事实，这对于学界重新审视和判断秦早期历史与文化，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因此，近二十年来，秦早期历史及其文化的研究渐成高潮，不仅成果较多，而且研究视野和范围也更为开阔，并在广度和深度上远远超越了此前的研究。
近二十年来，在甘肃天水地区已经发现和正在发现的秦早期文化遗址，以及学术界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为全面探索和系统揭示秦早期历史及其文化面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秦早期历史及文化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迷茫，至今制约和影响着研究的深入和突破。一方面，在与秦人早期历史相联系的秦人族源、迁徙时间与地域等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和看法有明显分歧；另一方面，受史料记载、传统流行观点和地域本位意识的限制与束缚，在对秦人早期历史面貌、文明水平和文化发展程度的认识和看法上，也是分歧较大。这种现象，既是对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研究初始阶段必经的过程，也为在更深层面和更高层次开展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20世纪前半期的秦早期历史研究
在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研究中，第一阶段主要提出了秦文化这一命题并将其纳入学术视野。这期间，一是王国维、蒙文通、卫聚贤、黄文弼、陈秀云等学者在其撰述的专篇论文中，对秦都邑、秦人起源及其族源进行了探讨，从而将秦早期历史作为学术问题纳入视野。其中，陈秀云1946年发表于《文理学报》的《秦族考》一文，首次提出了“秦文化”这一概念，认为秦文化原是承袭中原的夏、殷、周文化而来的“中原本位”文化，并对秦文化的特色与戎化问题也作了探讨。二是一些学者在其最早撰著的通论性专著中也对秦早期历史有所论述，如章嵚的《秦史通徵》、吕思勉的《先秦史》、马元材的《秦史纲要》、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二卷）、黄灼要的《秦史概论》等作品中，均对秦早期历史有所涉猎。三是以王国维、马叙伦、商承祚、胡受谦、刘文炳、郭沫若、冯国瑞等为代表的学者对秦早期青铜器秦公簋铭文的研究；以及苏秉琦在20世纪30年代主持对宝鸡斗鸡台屈肢葬墓的考古发掘工作，拉开了关注秦早期文化的序幕。这些工作虽然是初步的，而且研究内容仅涉及秦人族源等个别问题，但其开创奠基之功非常重要。
3.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90年前的秦早期历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阶段，由于“文化大革命”前后我国史学研究的重点集中于政治史、经济史和农民战争史等领域，而关于民族史、文化史的研究异常薄弱，除了像范文澜《中国通史》等通论性著作少量涉及秦早期历史，还有一些考古发掘的成果之外，鲜有高质量的成果问世。“文化大革命”之后，秦史研究异军突起，秦早期历史的研究也随之受到学术界的青睐。一是由于云梦秦简、秦陵兵马俑等一些重要遗址与文物被发现，加之学术环境的好转，直接推动了史学界对秦史研究的关注，也带动了对秦早期史的探索。二是一批学者推出一系列有关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如以林剑鸣、熊铁基、黄灼耀、伍仕谦、何汉文、段连勤、高福洪、刘庆柱、何光岳、韩伟、严宾、赵化成、李江浙、常青等学者为代表，撰写了一篇或多篇论文，就秦人族出东夷或是西戎、秦人活动范围与疆域、秦人西迁及路线与次数、秦早期都邑、原始宗教观念与鸟崇拜、秦与嬴姓诸国关系、“嬴”与“秦”之本义探讨、嬴秦姓氏分衍与秦人始祖、嬴秦起源地、秦人固有的文化传统、文化继承关系与文化特点、秦赵同源等问题，以文献史料为基础，结合考古资料、古文字资料和民俗传说研究资料，进行了广泛探讨。这些专门探讨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的成果，才真正开辟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广阔天地。三是以林剑鸣《秦史稿》和马非百《秦集史》的出版为标志，首次构建了秦史研究的完整体系。林剑鸣《秦史稿》出版于1981年，书中用两章的篇幅论述了秦早期历史，代表了当时对秦早期历史最为详尽的研究；并推动了史学界对秦早期历史的更加关注和深入探讨。马非百《秦集史》一书是作者为补二十四史中独缺《秦史》之憾而穷毕生之力的作品，书“略仿记传体史书成例”，分纪、专、志、表四部分。记述上起非子邑秦下至二世胡亥，完整记述了秦国发展的历史。书中采用“编者按”的形式，表示作者的观点和意见。《秦集史》虽系未完成之作，但全书资料翔实，考证多有创见，并吸收了云梦秦简、秦陵兵马俑等新的考古资料，因而该书是一部极具参考价值的秦史专著。
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前后开始，对秦早期历史文化的研究步伐大为加快，但就整体而言，仍处于缓慢发展和奠定基础阶段。
4.秦早期历史研究的新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秦文化研究不仅成果迭出，而且渐成秦史研究的热点。就成果数量而言，不到二十年时间的成果超过了前八十年的总和；就研究内容而言，几乎涉及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的各个方面；就研究领域而言，扩展到风俗、鬼神信仰、音乐、文学、价值观念等以前无人涉及的方面；就研究方法和手段而言，除了传统的文献考据法之外，考古学方法、文化类型学方法、历史地理学方法、民俗学方法等被广泛运用于研究之中。
第一，一批重要的秦早期文化遗址与文物被发现，主要有陕西秦公大墓、边家庄、塔儿坡等遗址的发现；甘肃天水地区毛家坪和董家坪遗址、放马滩秦墓、清水县刘坪遗址、张家川马家塬遗址等的发现；西汉水上游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遗址、圆顶山贵族墓地以及西山、鸾顶山遗址的发现。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和大量文物的出土，不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的实物资料，而且秦早期文化遗址集中在秦人早期活动的核心地域天水一带的发现，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突破。所有这些客观上为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深入和新突破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第二，成立专门的学术组织，形成固定的研究阵地。陕西作为秦人长期活动、崛起和建都之地，研究秦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990年，由陕西从事秦文化研究的史学、艺术、文博、考古工作者联合成立了秦文化研究会，这一学术团体以组织秦文化的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加强与省际、国际的交流合作，以及出版秦文化研究的书刊、资料为主要任务。与此同时，研究会又编印出版了连续性书刊《秦文化论丛》，至2006年已出版13辑。《考古与文物》《文博》《西北大学学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都辟有秦文化研究的专栏，从而使秦史研究和秦早期历史文化的研究有了阵地与平台。2005年，秦文化研究会与西北大学、天水师范学院在秦人故里天水联合举办秦文化研讨会，主要对秦早期历史与文化进行了探讨，并将研讨会论文结集为《早期秦文化研究》一书出版。此外，还有中国秦汉史学会、先秦史学会等学术团体一直关注秦史研究，并有大量成果问世，其所编印的《秦汉史论丛》连续性书刊，也比较多地开展了对秦早期历史的研究。这些团体与书刊的出现，再加上全国各地的其他学术组织与个人以及相关的学术刊物的加盟，使秦史研究包括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研究力量趋向整合的发展阶段。
第三，综合研究成果迭出。对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考古资料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正是借助考古学资料才有了秦早期历史与文化这一研究领域。本阶段研究工作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一批新的考古资料的发现。因此，本阶段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综合研究既推出了一批优秀学术成果，也促进了研究向纵深发展。一是学者们将文献史料与考古资料、民俗资料、古文字研究相结合，在一些秦早期历史的基本问题上，如对秦人、秦文化东来说与西来说的研究在资料和考证方面更加充实，特别是在二元对立之外，黄留珠又提出了“源于东而兴于西”的秦文化二源说，这无疑为打开这一问题争论的僵局和新的突破带来希望。二是考古学界经过长期不遗余力的田野调查和认真研究，取得一大批考古成果和学术成果，并通过秦早期墓葬、青铜器、秦系文字等方面的研究，初步构建起了秦早期史的历史编年，为早期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和年代基础。三是许多领域取得新的成果和突破，如在秦人西迁、秦与嬴姓诸国的关系、秦人与秦文化起源的关系与异同、秦文化形成的时间、秦文化渊源与邻近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秦文化与周文化及西戎文化的关系、嬴秦称谓本义及“秦”“秦夷”“戍秦人”问题、秦早期都城等方面的探讨，或对老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看法，或发掘了新材料，或提出了新见解，或填补了空白，或开拓了新的领域。
第四，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专著。随着对秦早期历史与文化关注的升温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近十多年来一些研究秦史或秦早期历史的学术专著相继问世。杨东晨《秦人秘史》一书虽然是秦史著作，但用四个章节的篇幅从东西方两大部落集团的融合与嬴姓族的发展入手，对秦之先祖、嬴姓诸国的兴亡与复立、秦政权的草创等问题，通过大量考古与民俗材料进行了深入探讨。何光岳《秦赵源流史》从民族源流的角度对秦早期历史作了别开生面的深入研究。王学理、尚志儒、呼林贵《秦物质文化史》则从考古文化的角度，全面论述了秦人在物质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不少内容涉及秦早期历史与文化。樊志民《秦农业历史研究》则从农业史专题的角度，探讨了秦人从西垂立国前后到秦统一的农业发展，对秦早期农业的发展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有专章进行论述。[6]徐卫民《秦都城研究》对秦早期都城有专门论述。陈平《关陇文化与嬴秦文明》是“早期中国文明丛书”中的一种，对从关陇远古文化到有秦一代的文明多有详尽的论述。书中以先西垂的嬴秦文明和西垂前期、西垂后期的陇上秦文化为题，对秦早期文化进行了探讨。王学理、梁云《秦文化》一书从考古学文化角度，对秦文化考古工作进展和秦文化研究进行了论述和研究。腾铭予《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一书，主要依据考古资料，对秦人从起源到统一的历史与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有专章论及秦早期文化的起源与发展，所论令人耳目一新。以这些著作为代表，秦史秦文化研究显示出勃兴的势头。
值得一提的是继马非百《秦集史》之后，王蘧常老先生积50年之功所撰《秦史》一书于2000年出版。作者以补正史独缺秦史之志，按古史体例，分“纪”“表”“考”“传”全面记述了秦人从起源至秦朝灭亡的历史。其中“纪”又分为“世纪”和“本纪”; “考”类似正史的“志”。全书共53卷，“表”与“考”共13卷，有8卷仅有目而无文，其中，“表”缺3卷，“考”缺5卷，又残1卷。该书虽为未完成之作，但老先生广搜博引，探微发幽，尤重史证，详注文献出处，是一部资料和学术价值兼备的专著。[7]
第五，秦人故里高度重视早期秦史与秦文化研究，研究成果相继问世。甘肃天水、礼县一带秦早期文化遗址陆续发现，引起了地方政府对秦文化研究的关注，也吸引当地高校学者和文博工作者立足区位优势对秦早期文化的探索。天水市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提出以“五大文化”为其古代文化的代表，其中就有秦早期文化。天水学者雒江生《秦国名考》一文对“秦”之本义为禾（即谷子）和作为秦国名的来历作了翔实考证。[8]雍际春：《嬴秦故园——天水秦文化寻踪》一书，[9]作为专门探讨秦早期历史文化的著作，通俗而概要地对秦人早期历史、天水一带秦早期文化遗址与文物作了论述与介绍，并从礼制、建筑、金属铸造、丧葬、信仰宗教、音乐、文学、民俗等方面对秦早期文化及其特点进行了概括和论述。徐日辉《秦早期发展史》系统而全面地对秦早期历史进行了探讨，内容涉及秦人族源与西迁、秦嬴的确立与都邑、秦的扩张与建国、秦与西戎的关系和秦早期的军事、政治、经济与文化等。[10]
秦西垂所在地礼县也非常重视秦早期文化的研究，也成立秦西垂文化研究会，编印《秦西垂文化论集》和《秦西垂陵区》两书。[11]前者为资料汇编，将近百年来我国学术界有关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主要论文、核心文献史料汇集于一书，并按族源争鸣、西垂发祥、都陵研究、器铭考释、发掘纪实分类排列。后者为秦西垂陵区出土秦早期主要器物的彩印图录，收录了大堡子山、圆顶山和礼县境内所出秦文化相关器物的照片，并标明器物尺寸。书前收有曾长期在礼县工作过的学者祝中熹为图版所写的介绍——《秦西垂陵区》一文，对大堡子山秦公陵园和圆顶山秦贵族墓地出土器物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将自己对嬴秦与西垂的学术研究与见解融入其中。这两本资料性的图书，为人们了解和进一步研究秦早期文化提供了极大方便。祝中熹还撰写了《早期秦史》一书，[12]分族源、西迁、都邑、邻交、崛起、遗存六篇，对鸟图腾与阳鸟部族的形成，部族迁徙与嬴秦西迁，早期都邑与西垂地望，秦嬴与殷商、西周、西北诸戎的关系，西垂创业与部族崛起，西垂陵区与重要器物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天水学者丁楠《秦公簋铭文考释》[13]和陇南学者陈泽《西垂文化研究》两书，[14]主要对秦公簋铭文及器主与时代、秦早期都邑与庙畤陵墓、秦人西垂文化进行了研究。后一书还旁及秦公钟、秦子钟、格伯簋铭文考订和秦金石文字序列的研究。其对秦公簋铭文的重新考释和定器主为秦襄公的考订，独树一帜，该成果得到有关学者的认可，曾先期刊于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通讯》。
上述研究和成果，标志着对秦早期历史与文化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与研究，进而构建其解释体系和总结式著述的条件已初步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