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晚清文学的新变

晚清的文坛，依然沿袭过去的传统，以诗坛为主，对应风云变幻的社会思潮，诗坛在这一时段的变化也是很大的。从开一代风气的龚自珍始，到提倡“诗界革命”的维新派诗歌，到以南社为代表的革命派诗歌，中间还一直贯穿着各种复古主义的流派，共同构成了晚清民初诗坛丰富复杂、多姿多彩的风貌。

龚自珍（1792—1841），是清末进步思想家和文学家，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对近代思想界有明显的启蒙作用。他揭露现实，批评社会，纵论天下事，对于长期慑服于极端专制主义的传统知识分子产生了开风气的作用。钱仲联评述说：“在近代诗歌发展史上，开创了一代诗风的杰出诗人，是力主诗歌革新的龚自珍、魏源等人。龚自珍，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启一世之蒙的诗人。”“在艺术上，龚自珍的诗境界奇肆，形象瑰玮，想象丰富，才藻纷披，充满着浪漫主义的色彩。它有力地扫荡了清中叶以来诗坛上衰颓不振的诗风，也有力地感染和鼓舞了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诗人们，他们从龚诗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并形成了那一时代的诗风。”[26]他的代表作是《乙亥杂诗》，下面选录两首，以见其思想和艺术的一斑：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诗界革命。提倡者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里还列举了丘逢甲、康有为、夏曾佑、蒋智由、谭嗣同等人。钱仲联说：“所谓‘诗界革命’，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是‘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要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27]“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28]很明显，这里所说的“新”，是指在运用旧体诗这种形式的时候，要在诗歌语言和内容方面有所创新，自觉运用诗歌为他们的政治改革鼓吹。从诗歌内容上看，有两点值得说明：一是宣传新思想、新知识、新事物，努力写出古人未写之物、未写之境；另一个是写出大量鼓吹变革、救亡图强为主题的作品。“‘诗界革命’从总体上说，终究没有能从根本上摆脱旧体诗的束缚，只能在旧体诗的规格内翻新，因此，‘诗界革命’也如绚烂的晚霞，很快成为历史的陈迹。尽管如此，他们留下的诗篇和取得的成就，足以突破元明以来的诗坛，成为几千年中国古典诗歌的后劲；他们在诗歌通俗化方面所作的努力，也为五四运动前后掀起的白话诗运动架起了桥梁。”[29]

南社诗人。继“诗界革命”而起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战士诗人和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南社”诗人。南社是当时诗坛上影响最大、声势最盛的革命文学团体，是一个用诗文来鼓吹革命、团结爱国知识分子的组织，成立于1909年11月，因为这个社提倡于东南，取“乐操南音”之意，寓有反抗北方清王朝的意思，因取名南社。这个社团发展很快，一年后发展到一百九十三人，最后增加到一千一百七十人之多，前后持续十五年之久。南社代表诗人是柳亚子，其他还有陈去病、黄人、苏曼殊、黄节、诸宗元、林景行、林学衡等。在诗歌的风格和内容方面，“他们诗歌的形式和风格，仍然是龚自珍的传统的继承，在旧体诗的形式中力图突破传统写法的束缚，与‘诗界革命’并无二致；在内容上，与‘诗界革命派’则有了改良与革命的区别，表现了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为拯救祖国危亡，为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理想和英雄气概，作品中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革命精神”[30]。

复古主义流派。在各种复古主义诗派中，影响最大的是同光体派。“同光体是近代各种宋诗派的统称，正如同光体的巨子陈衍所说：‘同光体者，苏堪（郑孝胥）与余戏称同（同治）、光（光绪）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沈乙庵诗序》）。这一派的诗人，大抵上都不满墨守唐人、泥古不化的诗风，继承郑珍、何绍基等开导了先河的宗尚宋诗的风尚，希冀在学古的领域内开拓诗歌的新途径，使诗歌具有新的生机。”[31]同光体内部又有不同，按照地域和宗尚的不同又可分为三派，各有代表人物。第一派是赣派，承宋代江西诗派而来，追慕黄庭坚、陈师道，此派以陈三立为代表人物，其他还有华焯、胡朝梁、王瀣、王易、王浩、和陈三立的儿子陈衡恪、陈隆恪等。第二派是闽派，这派以陈衍、郑孝胥为代表，还包括沈瑜庆、陈宝琛、林旭等人，他们较推崇宋梅尧臣、王安石等人。第三派是浙派，以沈曾植、袁昶为代表，沈曾植是著名学者，诗风生涩奥衍，力避平庸。除以上三派之外，还有夏敬观、俞明震、范当世、陈曾寿等也被认为是同光体诗人。

总体上说，晚清以来诗坛是强调新变的，在时代的感召下，多慷慨激昂的篇什，在摆脱旧的形式束缚，开拓新的表现天地方面，都做过不同程度的探索和努力，但从总体上看，又都不脱旧体诗的框架，都是在旧形式内的翻新。

与诗歌相比，小说作为文学的一个门类在晚清有更根本的变化，能够说明这种变化的是小说地位的大幅度提升。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著文高度评价小说的作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32]，并认为小说是“文学之最上乘”。虽然其本意是要利用小说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但对于小说地位的提升方面的作用是毋庸讳言的。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小说是没有地位，小说家是被人瞧不起的，所以很多中国古代小说家往往不愿署上自己真实姓名。“小说界革命”在晚清掀起了一个小说热潮，梁启超的小说主张打动了当时的很多传统文人，纷纷以改良社会之心加入小说创作行列，即便是某些以消遣为内容的小说，往往也有宣传民主、自由、科学等政治思想的。总的来说，“小说界革命”一方面改变了旧派文人鄙视小说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通过引进西方小说这个参照系，为小说写作技术的进步、小说观念的改变提供了阶梯。但“小说界革命”是以外在的标尺来衡量小说的，虽然提升了小说在启蒙方面和政治鼓动方面的工具性地位，但并没有真正确立小说主体地位。这一时期倡导小说的人，多视小说为新思想、新知识的媒介，为一种特殊教科书，而忽视了小说艺术的独立价值，这也是为什么清末小说大繁荣，而未能产生可以与古代优秀小说媲美的杰作的原因之一。[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