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方法与资料运用说明

1.主要研究方法

本书对于清代云南行政区划的研究属于历史地理学的范畴，而人口与土地管理体制的变迁不仅是中央对地方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更是社会人口发展及行政区划演进的必要条件。因此，本书是历史地理学与制度史相交叉的“边缘性”研讨，当以历史学及历史地理学相关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为主要研究手段，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本史料的收集、鉴别与分析。本书确定的研究范畴是清代云南制度变迁与区域人口、土地管理的关系，所依赖的基本资料有其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即大体围绕清代云南展开。然而，制度变迁与社会发展具有承续性和延续性；并且，除清代云南地方史乘之外，国家的整体大政方针、政策、制度乃是区域性制度和行政的出发点，因此本书采用史料不局限于清代，亦不局限于云南，具有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分散性特征。如何将各种分散的史料收集起来，解析其内涵及相互间的内在联系，是本研究的必由之路。只有广泛地收集史料，审慎地别择史料，缜密地考察史料，通过新史料的运用及解析，才能将相关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局面。

（二）制度史的梳理与解构。区域社会人口、土地的管理与行政区划形态的演进不仅与地理因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同人文因素密切相关。在诸多人文因素中，制度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行政区划的构建及人口、土地的管理原本即是国家制度建设的基础项目之一，当它们表现为一种历史的现实存在时，其背后的制度因素往往被抽离，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单从行政区划、人口与土地管理自身层面进行研究，难免陷入局促一隅的困境。所谓“事出有因”，一切历史事件以及现象的发生必有制度的因素起着隐含但却主导的作用。在对区域社会人口、土地的管理与行政区划形态演进作出细致的观察与考究时，制度无疑是解释历史现象及事件的基础，尽管这并非唯一的途径。本书试图将清代云南社会人口、土地管理与行政区划形态的演进既看作一种制度的变迁，同时也理解为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事件和现象，从而在考察其制度本身演进轨迹的同时，进一步分析与之相关联的其他重要制度的作用。这一研究途径已为学界提出并进行了有益尝试，但在历史时期的区域研究中尚未集中运用，本书试图在前辈学人实践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索。

（三）历史地理学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之一是空间分析，本书试图利用图表研究的方式，将清代中央对云南人口与土地管理模式变迁的轨迹回复到历史地图上，进而呈现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区划演进以及国家对云南地方直接管控范围的空间发展态势。此方法建立在人口、土地要素与行政区划的密切关系之上，适当的图表会弥补文字表述的不足，而加强本研究的直观性。

总之，本书立足于行政区划史的角度，试图通过中央政府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掌土治民”的考察，揭示清代云南行政区划及行政管理体制与内地的一体化演进历程。但这样的构思只是从行政区划职能的角度加深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分析，并不可能全面审视清代中央与云南地方的关系，因此不代表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唯一途径。同时，行政管理的内容包括多方面，本书难以一一涉及，仅围绕“掌土治民”的主题，对土地、人口管理方面作些探讨。

2.资料运用说明

从研究对象出发，本书主要倚重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确定的时间范畴是清代，但制度变迁具有持续性与延展性的特点，所以部分内容必然会上溯明代，或者涉及民国以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资料。同时，确立的空间范畴是云南，但地方制度的发展变迁与国家制度建设、方针政策密切相关，因此研究资料的构成不仅包括云南地方文献，还涉及清代国家有关的典籍。本书采用的历史文献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正史、实录、档案、奏折与政书等。（1）正史如《明史》《清史稿》记载王朝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了解明清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史料。（2）《清实录》是研究清代历史的第一手史料，其中记载国家制度变迁的各种情况，是本选题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曾将《清实录》中有关云南史料辑录出来，编成《〈清实录〉有关云南史料汇编》四卷，尤为本选题研究提供了莫大的方便。（3）清代档案及奏折，如《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硃批谕旨》、《岑毓英奏稿》等，收录了诸多不同时代云南地方行政长官向中央奏报的奏折文件，提供了清代云南地方的基本情况与制度变迁的具体内容，是本选题最基本的资料来源之一。（4）记载清代典章制度的通制类政书，包括乾隆朝编修的《清朝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和民国初年完成的《清朝续文献通考》，以及自康熙迄光绪五次纂修的《会典》和三朝《会典事例》。这些通制类政书记载清代国家制度的特点是“通”和“全”，[60]并且在时间上有相当的连续性，也是本选题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是全国性地理总志与云南省地方志书。（1）全国性地理总志主要是《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2）云南省地方史志包括两类，第一类是综记全省的通志，清代共编纂五部云南省志，康熙《云南通志》、雍正《云南通志》、道光《云南通志稿》、光绪《云南通志》及光绪《续云南通志稿》，虽然质量参差不齐，但均包含了各时代的云南基本情况，都为清代云南研究所必取资；民国时期的《新纂云南通志》虽然成书在清朝灭亡多年以后，但出自名家之手，在编纂上一丝不苟，考索精详，内容上亦涵盖了清代云南的基本情况，本书在资料方面倚重此书颇多。云南省地方史志的第二类是各府州县志，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府州县志书数量甚巨，这些志书记载尽管有时仅限于简略的概述，但为本书作具体而微的考察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资料保证。

三是明清时人所著记载滇事之书。如明代谢肇淛《滇略》、清代倪蜕《滇云历年传》、檀萃《滇海虞衡志》、曹春林《滇南杂志》、张泓《滇南新语》、师范《滇系》、冯甦《滇考》、刘健《庭闻录》、刘崑《南中杂说》等。此类记载滇事之书内容繁杂，包含了一些重要信息，是了解清代云南的必备参考书籍。

四是资料汇编。如龚荫编著的《明清云南土司通纂》《中国土司制度史》等。另外，杨子慧主编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尽管遭到葛剑雄与曹树基两位先生的批评[61]，但若从资料汇编的角度视之，仍不失其工具书的价值[62]，本书在谨慎别择的基础上，对这些资料作适当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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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区划的核心内涵是“掌土治民”，这一概念由陆韧教授提出，详见陆韧、凌永忠：《元明清西南边疆特殊政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2] 《清高宗实录》卷852，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庚戌，中华书局1986年版（影印本），第11册，第407—408页。

[3]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7—168页。

[4] 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5] 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6] 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7] 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135页。

[8]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

[9]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

[10] 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11] 方铁、方慧：《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2] 成崇德主编：《清代西部开发》，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3] 方铁主编：《西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14] C.Pat Giersch：《“混杂的人群”：中国西南近代早期边疆的社会变迁（1700—1880）》，沈海梅译，陆韧主编：《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5] John E.Herman：《帝国势力深入西南：清初对土司制度的改革》，于晓燕译，陆韧主编：《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6] 方国瑜、缪鸾和：《清代云南各族劳动人民对山区的开发》，《思想战线》1976年第1期。

[17] 曹相：《清初云南经济的变革》，《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18] 木芹：《十八世纪云南经济述评》，《思想战线》1989年西南民族研究专辑；《略论18世纪云南经济重大发展的原因》，云南大学历史系编：《史学论丛》（第六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9] 韩杰：《明清时期云南的农业垦殖》，《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0] 章青琴、曹端波：《清代云南农业的发展》，《河池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21] 章青琴：《清代云南经济的发展》，《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22] 秦树才：《清代前期云南农业发展原因初探》，云南大学历史系编：《史学论丛》（第七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3] 木芹：《云南土地所有制两千年述略》，云南大学历史系编：《史学论丛》（第七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4] 周琼：《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25] David A.Bello：《去汉人不能久待的地方：瘴疠与清代云南边疆地区的民族空间管理结构》，杨煜达译，陆韧主编：《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6] 张轲风：《“瘴气”表述的起源、形成与空间表达》，《思想战线》2009年第3期；《从“障”到“瘴”：“瘴气”说生成的地理空间基础》，《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2辑。

[27] 李建军：《明代云南沐氏家族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8] 王毓铨：《莱芜集·明黔国公沐氏庄田考》，中华书局1983年版。

[29] 陆韧：《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0] 顾诚：《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31] 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32] 顾诚：《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33] 李巨澜：《清代卫所制度述略》，《史学月刊》2002年第3期；《清代卫所职能略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34]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35页。

[35] 陆韧：《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陆韧：《明代云南汉族移民定居区的分布与拓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3辑。

[36] 陈曦：《清朝对明代云南卫所屯田的处置》，《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37] 佘贻泽：《中国土司制度》，上海中正书局1944年版。

[38] 龚荫：《明清云南土司通纂》，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39] 龚荫：《中国土司制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40] 吴永章：《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41] 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42] 张捷夫：《清代土司制度》，《清史论丛》第三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43] 史继忠：《略论土司制度的演变》，《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4期。

[44] 王钟翰：《雍正西南改土归流始末》，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文史》第10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45] 张捷夫：《论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清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46] 张捷夫：《关于雍正西南改土归流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第五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

[47] 李世愉：《试论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和目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

[48] 主要成果有王文成：《近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改土归流述论》，《思想战线》1992年第6期；王缨：《鄂尔泰与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曹相：《清朝雍正年间滇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刘本军：《鄂尔泰改土归流的善后措施》，《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陈怡：《评雍正时期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的历史作用》，《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张鑫昌、李兴福：《鄂尔泰奏折与云南改土归流》，《档案学通讯》2008年第1期；张鑫昌、李兴福：《鄂尔泰奏折与云南改土归流（续）》，《档案学通讯》2008年第2期。

[49] 关汉华：《论明清两代的改土归流》，《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50] 周琼：《从土官到缙绅：高其倬在云南的和平改土归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

[51] 段红云、闵红云：《清代丽江木氏改土归流及行政管理变革》，《思想战线》2005年第2期。

[52] 吴丽华、魏薇：《雍正“改土归流”辩》，《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53] 尤中：《云南民族史》，《尤中文集》第一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4] 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5]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

[56] 方国瑜主编，林超民编写：《云南郡县两千年》，云南广播电视大学1984年版。

[57] 尤中：《云南地方沿革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8] 林涓：《清代行政区划变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4年。

[59] 陆韧：《清代直隶厅解构》，《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3期。

[60] 冯尔康：《清史史料学》，沈阳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61] 葛剑雄、曹树基：《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评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

[62] 《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编委会：《学术讨论应当是科学、积极和健康的——评葛剑雄、曹树基〈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