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华文明史上，文学是璀璨夺目的明珠，诗文自古以来被视为文学之冠冕。《尚书》《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两千年来经历了百转千回，到了晚清，诗歌中唐宋之风此消彼长，文章中桐城之文则独步天下。这是一个封建王朝走向倾颓的时代，又是一个思想纷纭、新知萌生的时代。文学精神在此时大放异彩还是万马齐喑？近现代以来，有许多文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曾对中国艺术精神进行过深刻的思考：

近代文人诗笔画境缺乏照人的光彩，动人的情致，丰富的想象，这是民族心灵一时枯萎的征象吗？[1]

与盛唐诗文雄浑阔大的浩然之气相比，时际末流的晚清社会中，文人的诗笔中自然更多流露出的是末日的哀伤与痛苦的呻吟。然而纵使是痛苦的悲情与迷惘，也有其可以欣赏与借鉴的一面。王德威以为，晚清甚至有先于“五四”的现代性[2]。在诗歌领域，钱仲联先生很早就提出了清诗甚至有超明越元的品格，在散文研究中似乎更多的是非议与惶惑。然而，清代散文及其代表桐城文派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康雍之文醇而肆，乾嘉之文博而精。”[3]道咸文章“激昂峭厉，纵横排奡”[4]；光宣之文“光怪瑰轶，汪洋恣肆”[5]，文章体式也因时而变，构成了中国散文史上奇特的文化景观。更深入细致地剖析近代文人诗笔，追踪蹑迹，或能展示其不朽的艺术魅力。桐城派古文是清代散文的主流，晚清论诗亦尚桐城派，深入考察近代桐城派古文的嬗变轨迹因而显得尤为重要。

说到桐城派古文，人们多称之为“桐城谬种”。此论发自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戴东原条即记述了此说[6]。然而有清一代文章，差不多大半是桐城派影响下的论著之文。明清之际，方以智《文章薪火》倡导《左传》《国语》《庄子》、司马迁之文，钱澄之屏俗学八股文，“治经书古文”[7]，戴名世提出了“道”“法”“辞”兼备说[8]，朱书之文，“雄健雅饬，序次朴洁，得马、班遗法”[9]，为桐城派之先驱。至于康雍之际，方苞倡导的桐城文章以程朱之学为宗，以醇厚与雅洁的风貌出现，吟唱着时代的声音，开始引领清季文坛；乾嘉以来，尽管文选派散文与纯正的骈文风行一时，仍然未能与方、刘、姚之古文分庭抗礼。直至晚清时西学炽盛，加上通俗文与白话小说的冲击，才使得桐城之文渐渐暗淡了往日的光辉。随着清王朝的崩颓，桐城古文被白话的国语所取代，结束了两百年辉煌的历程。桐城古文长期被目为“一代正宗”[10]，在鼎革之际，被时代洪流所吞噬的远不只是桐城之文，远离口语的书面文字与传统的旧文化都被淹没在新文化的汪洋之中。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到来，数千年来神圣的文化殿堂在风雨飘摇中土崩瓦解。

为什么桐城古文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黯然失色？在古文无力承载时代赋予的使命时，清新鲜活的口语与白话成为必然的选择。白话文不只是文章的形式，民族心灵只有在新的形式中才得以重新展现出来。然而文学从旧到新，不是偶然的，在这一过程中，近代诗文消逝的过程也是向新文学渐进的过程。近代桐城派的嬗变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什么是近代桐城派？学者论桐城派，必称方苞、刘大櫆与姚鼐。然而文化史上的桐城派有着更广的境域。桐城之学源远流长，方以智以“中边”论诗、钱澄之好为古文；至于方苞，与戴名世论艺文之法，与朱书论理学之要，熔铸为“义法”，推崇醇雅之文，鼎足而立，以古文标榜，在康乾之世遂蔚为风气。后来派内之雄即为一代宗师：刘大櫆以诗文名家，姚鼐兼及文史，梅曾亮不废骈体与韵文，曾国藩以汉学济宋学之空疏，长于履践；吴汝纶引入西学精神，至于马其昶，将桐城之文与世俗及现实相结合。则桐城派之时地并非限于康乾盛世之桐城。故其内涵至少有三点值得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