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桐城派作为清代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与清代学术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它与清代理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上。[1]桐城派坚守程朱义理，是清代理学一派的中坚力量，故桐城派的发展轨迹与清代理学有很大的相似性。综观晚清一段，当理学处于发展低谷时，桐城派也相应处于发展低谷；当理学走向复兴时，也是桐城派“中兴”之时；当理学在西学冲击下走向衰亡时，桐城派古文也面临着被时代淘汰的危机。甲午战争后，维新变法思潮高涨，革命民主主义思潮悄然涌动，程朱义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西学在甲午战争后的大规模传入，加快了中国学术由传统经学向现代转型的步伐，理学与晚清桐城派在近代中国社会政治转型与学术转型的进程中最终为历史所抛弃。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之间的联系还体现在它与清代汉学之间既相争又兼容的复杂关系上。有清一代，汉、宋两派围绕考据、义理攻讦不休，桐城派作为清代宋学一派的主要代表自然会被卷入汉、宋之争中。乾嘉之际，汉学大兴，桐城派学人方东树就因著《汉学商兑》与宋学派相论争而名噪一时。鸦片战争前后，社会的危机，社会道德的普遍沦落，士林风气的败坏，使汉学成为经世派学者抨击的中心。当汉学一派在社会危机前一筹莫展之时，晚清桐城派不仅在经世致用与道德重建上赋予了理学新的时代特色，还大力倡导学术兼收，使理学也使自身获得了新的活力。

桐城派作为清代影响最大的、具有浓厚学术色彩的文派，在有清一代居于学术正统的地位，清朝灭亡后又被斥为“谬种”“妖孽”。这种学术及政治地位上的大起大落都使桐城派具有了学术研究上的典型意义，对桐城派学术思想流变的梳理，不仅有助于对中国近代学术思想流变的认识，也有助于对中国传统学术发展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认识；有助于对中国传统社会中体制内知识分子政治情怀与学术精神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