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桐城派是学派还是文派的论争

自近代以来，学术界对桐城派是文派还是学派就一直存有争论。由于对桐城派是学派还是文派的定性这一问题与本课题的研究密切相关，为说明这一问题，现将学术界的相关观点介绍如下。

一种观点是以桐城派为一主要学派，其中以胡适的学生魏继昌的观点最为典型。魏继昌在《桐城古文学派小史》一书中提出：桐城派“是一个学派，而不是单纯的文派。因为桐城的作者，不只讲求文章还要顾及学行，与以诗歌创作为主的‘江西诗派’，以经学考证为主的‘汉学家’，以性理实践为主的‘道学家’，俱不相同。他们是从‘言有物、言有序’，发展到义理（思想）词章（艺术）考据（科学方法）三者并重的古文之学”[18]。王献永在《桐城文派》中虽然认为桐城派为一文学派别，但同时认为桐城派“带有一定的学派特点”[19]。这部分学者所以认为桐城派主要为一学派或带有学派的特点，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桐城派与宋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在于桐城派文章中处处可见的程朱义理；在于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之间的密切关联。[20]

与上述观点形成对照的是，更多学者倾向于认为桐城派为一文学派别。近世学者刘师培在论及方苞及桐城派时就曾说：“望溪方氏摹仿欧、曾，明于呼应顿挫之法，以空议相演，又叙事贵简，或本末不具，舍事实而就空文，桐城文士多宗之，海内人士亦震其名，至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21]显然视桐城派为文派。桐城派后裔吴孟复先生也认为桐城派为一文派，他将自己研究桐城派的著作定名为《桐城文派述论》也就表明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倾向与判断。[22]对桐城派研究颇有见地的马积高先生也认为：“桐城派是一个历时甚久、人数众多的文学流派。”[23]如果往前追溯，较早对桐城派展开系统研究的是近代学人刘声木，他对桐城派的看法很有参考意义。[24]刘声木致力于从目录学角度研究桐城派，曾著有《桐城文学源流考》《桐城文学撰述考》两部关于桐城派的目录学专著，由刘声木这两部书的书名也可看出他对桐城派的定性。在《桐城文学撰述考》一书的序言中，刘声木曾如此评价桐城派：“桐城文学流传至广，支流余裔蔓衍天下，实为我朝二百余年文学一大掌故，关系匪细，非一人一家所得毁誉。”[25]由此段文字，可以看出刘声木显然视桐城派为一文学派别。[26]

值得注意的是，与桐城派同时代的学人也多视桐城派为文派，[27]如与曾国藩同时代的柈湖文派创始人吴敏树在《与蓧岑论文派书》中就称：“今之所称桐城派者，始自乾隆年间姚郎中姬传称私淑于其乡先辈望溪方先生之门人刘海峰，又以望溪接续明人归震川，而为《古文辞类纂》一书，直以归、方续八家，刘氏嗣之，其意盖以古今文章之传，系之己也。”[28]由清人吴敏树的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当时的学人多将桐城派归入文学派别之列，这对于后人认识桐城派的性质颇有帮助。

其实，桐城派究竟是学派还是文派，最有说服力的还是桐城派学人自己的说法。桐城派始祖之一的姚鼐曾作诗称：“顾思文载道，筌蹄徒寄耳。陋哉执此爱，束缚作文士。”[29]直称自己为“文士”。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一文中，姚鼐还曾说：“曩者鼐在京师，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篇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桐城乎？’”[30]姚鼐在这里显然视桐城派学人为“古文家”“文章家”。姚鼐所著《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是桐城派立派的标志性文章，从姚鼐在此文中对“文”的强调，对“天下文章”皆出桐城的自信来看，桐城派当是文派无疑。

桐城派末代文士马其昶在《〈濂亭集〉序》中论及桐城派历史时也是从文学的维度追溯桐城派源流：“由二先生之言（指张裕钊、吴汝纶——笔者注），以上溯文正及姚、方、归氏，又上而至宋、唐大家，而至两汉，犹循庭阶入宗庙而禘昭穆也。”[31]显然视桐城派为古文一脉在清代的正宗传承。从桐城派的主要成就来看，桐城派也当是文派无疑。桐城派主要以古文名世，方苞所著《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游雁荡记》，姚鼐所著《登泰山记》，吴汝纶所著《〈天演论〉序》等文均是清代古文中的传世名篇。

笔者在写作中也认为桐城派为一文学派别，但又强调其为一与清代学术流变有着密切关联的文学派别。“理”与“法”是桐城派古文的两大支撑，不管是对“理”的重视还是对“法”的过于强调都使桐城派与真正的文学派别有着一定的距离。[32]这种距离虽然弱化了桐城派作为文学派别的色彩，但是在相当程度上使桐城派与“理”、与清代学术流变有了诸多干系，这也是本课题得以成立并展开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