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杜诗辑注》的研究历史和现状

自20世纪以来，有关朱鹤龄《杜诗辑注》的论述甚少。据我搜集的资料来看，可分为三类：一是从版本角度论述刊行历史，间附一些评论，且多为贬词；二是在专著中，从钱朱注杜之争的角度有所分析评论；三是专文论述者，仅得三篇。

（一）从版本角度论述者

1.洪业《杜诗引得序》。20世纪30年代洪业在《杜诗引得序》中详细介绍了钱、朱的注杜之争，这是最早对朱鹤龄《杜诗辑注》进行介绍的著作，也引起人们对该书逐渐关注。《引得序》对《杜诗辑注》固然有些较好的评价，说：“诠释文义，征引典故，援据繁富，无伪撰故实之陋习，可资考证者为多。”但更主要的是批评。在提出钱注底本是否为吴若本的十大疑问后，接着对朱鹤龄《辑注》评论说：

至若朱鹤龄《辑注》本杜诗之校勘编年，则更劣矣。朱氏自记其先原用蔡氏《草堂诗笺》为《辑注》底本，后改而从事于钱氏所笺吴若本。既而不能合钱氏意，遂各刻其书。书既分行，仍用草堂原本，节采笺语，间出异说，是其书中之正文宜与《草堂诗笺》相同也。今稍事检校，即觉不然。如蔡本载李邕诗题云《登历下古城员外孙新亭，亭对鹊湖，时李之芳自尚书郎出齐州制此亭，北海太守李邕序》，朱本之题则为《登历下古城员外孙新亭》。如《兵车行》“县官云急索”，朱本则作“县官急索租”。《骢马行》“知有骅骝地上行”，注云“知有，一作肯使”，朱本则为“肯使麒麟地上行”，“肯使”二字下注云“一作知有”。如草堂本误题《曲江对酒》，朱本则作《曲江对雨》，“对”字下注云“晋本作值”。如《课伐木》“苍皮成积委”，朱本则作“苍皮成委积”，“成”字下注“一作见”。若此之类，殆数百条以上，此何故耶？无他，朱氏未尝检录蔡本，而仅就钱氏校本抄录，凡钱校曾注草堂本作某者，则取某以为草堂原读，余则全从钱读，故凡钱氏误校者、漏校者，一仍焉。初疑朱氏何故为此劳而无功之事，继见朱所录蔡梦弼《跋》，大与草堂原文悬殊，乃恍然大悟，朱固未尝有蔡本也。彼昔殆误认《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如明昜山人本者之流，因其中有蔡氏《跋》，又载“梦弼曰”甚多，遂以为是蔡氏书耳。后见钱本中校文，虽明知蔡本在彼而不在此，然绛云已灰，无可如何，再后既不得不与钱氏立异，改而标榜蔡本，遂取蔡《跋》妄加删改，欲稍泯蔡盗吴《序》之迹，与己之取蔡《跋》于《集千家注》本也。夫蔡书名《杜工部草堂诗笺》，朱本乃名《杜工部集》；蔡书分杜诗为五十卷，朱乃从《集千家注》本分之为二十卷；蔡书编诗从鲁訔之次，朱本次诗乃依违于《集千家注》本与钱本之间。呜呼，此盖成非驴非马之本而已。虽其用力甚勤，用心甚苦，其如贻误后学何？[11]

这段话的大意，一是批评朱鹤龄未见蔡梦弼《草堂诗笺》，而妄称以蔡本为底本；二是由此而产生的卷数、编年和文字异同问题。这些问题容后辨析。

2.郑庆笃、焦裕银等《杜集书目提要》

该著评价曰：“朱注不以考据为务，于考证史实处仍然一以钱说为据，鲜有发明。然朱注‘辑诸本之长，而删其芜舛’（沈寿民后序），以训释字句为功，较钱注为详备，故对清初以来注杜之影响甚大，与钱氏笺注并称于世。”[12]

3.周采泉《杜集书录》

在介绍《钱注杜诗》关于钱、朱注杜之争时，作者引用朱鹤龄《与李太史论杜注书》，又曰：“此书虽于钱笺攻讦甚力，吾人但作为校勘记读可也。”在介绍《杜诗辑注》一节中，作者反驳洪业对《杜诗辑注》的质疑，又曰：“朱氏详于经史典故及地理职官，而又以勤劳自任，故其为注也，不作泛论，不苟雷同，又经各名家之参定，故纰缪较少。”此段评论其实乃照录仇注。

以上三部著作对朱氏《杜诗辑注》的评价总体较低，大概一是体例所限，三书皆版本之作，着眼点主要在版本；更主要的恐怕是《辑注》本身浩繁，若深入研究，非旬月可就，因此评论基本沿袭陈见，并无新意。

（二）从钱朱注杜之争的角度论述者

该类有台湾简恩定《清初杜诗学研究》、郝润华《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孙微《清代杜诗学史》。

1.台湾简恩定《清初杜诗学研究》。该书分一、二、三篇，二篇第四章题曰《钱谦益与朱鹤龄注杜之争的原因与评估》，对钱、朱之争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对原因列举四点，分别从“朱鹤龄引用钱注而不加以注明”以及史实、编年、阐析、典故数点之异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的结论较为持平。[13]唯“朱鹤龄引用钱注而不加以注明”一节，列举二十五例，认为“朱鹤龄在杜诗注中大量引用钱注而不加以注明之举，实是造成二人反目原因之一”。但仔细对比可以发现，这些引用而未加以注明的例子，大多为一般的地理、典故、名物、史实考证，在宋代即已成说，钱注也是多用旧注，况且钱注真正的关注点并不在此，所以抄袭之嫌无从谈起，莫砺锋《朱鹤龄〈杜诗辑注〉平议》一文对此辨析甚详。

2.孙微《清代杜诗学史》。该书第二章第三节《钱朱注杜公案分析》，对“钱朱注杜公案”进行了分析，认为钱笺和朱注的区别在四个方面。首先是所用版本，朱用蔡梦弼本，钱用吴若本；其次是体例不同，钱有注有笺，朱则有注无笺，因而有“钱笺朱注”之说；再次是笺注方法不同，朱注属于旧注范畴，钱注是“以史证诗”“诗史互证”；最后是关注的角度不同，朱多关注字句、典章以及前人的旧注，钱则多关注杜诗中的纪实、咏史和咏怀一类的作品。归根结底，是由于两注的立意不同所致，钱注立意高远，力求“摧陷廓清”，并借以寄寓自己的幽思，而朱注目的是剪除芜杂，尽量为世人提供一部简净少误的本子。立意不同是导致钱朱二人反目的根本原因，底本、体例、角度的不同倒在其次。至于有的论者据二注有大量相同之处，断言朱注抄袭钱注为二人反目之因，作者认为这是皮相之见。朱注确有蹈袭钱注之处，这是二人合作过一段时间的必然结果，但二注的相同之处，多是共同引用旧注的结果，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14]。对钱、朱之争，该著提供了一家之言

（三）专文论述《杜诗辑注》者

1.蔡锦芳《朱鹤龄〈辑注杜工部集〉研究》。该文较系统全面地对朱氏《辑注》进行论述。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朱注始末”，第二部分“成就”，第三部分“影响”。“朱注始末”主要介绍朱氏的生平和著述，以及与钱笺的纠葛。第二部分“成就”，从整理之功和补遗两个方面论述。一是整理之功。朱氏选择蔡本为底本，介绍其优点和不足。蔡本优点是编年和文字校勘，不足是未能全面反映各个注家的成果，故朱注对宋代各家注本均有去取。朱注吸收宋、元、明各个时期代表性注本及清代钱笺、潘柽章《杜诗博议》、顾炎武《杜诗注》的有价值条目，因此“总的来说，朱注的整理工作是很成功的。既具体照顾到每一家的特色和成就，也综合考虑到整个杜诗学史的进展；既极大限度地保留了旧注中的精华，又不遗余力地驳正了旧注中的伪误。可以说，一本朱鹤龄的《辑注杜工部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杜诗学的发展，《辑注》的出现，标志着杜诗学在拨乱反正中已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二是补遗。释典故，朱注注意引用最早的书，注意今古事的相似，注意典故的多种用法。考今事，表现在详考史实和地理等方面，阐释杜诗底蕴方面。认为“朱鹤龄补了（钱）《笺》所不逮，他继承钱谦益崇尚实证、诗与史紧密结合的研究方法，对《钱注》中存在的许多谬误和失注之处都一一作了纠正和补充。然而，朱鹤龄的兴趣并不只限于一个《钱注》，整个杜诗学史都在他的视野之中，这是他与钱氏的不同之处，也是他高出于钱氏的地方。虽然，朱注也偶有失误，但那不过是白璧微瑕罢了。”第三部分论“影响”，论及朱氏《辑注》面世后与钱《笺》并驾齐驱的地位，乃至许多注家“批注杜诗都以钱、朱本为底本，各家注本亦多征引二家之说”。尤其“杨伦的《镜铨》是以蒋金式的批朱本作为雏本的”，使我们对朱注和杨伦《镜铨》的关系有了重新的认识。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朱注毕竟是个集大成的善本，它上承总结宋代杜诗学的蔡梦弼《草堂诗笺》，近补别开生面的钱牧斋《杜诗笺注》，下惠博采众说的仇兆鳌《杜诗详注》，远启最精简的杨伦《杜诗镜铨》，使杜诗学史上下贯通，一脉相承，其贡献将昭示千古，永不泯灭！”对《杜诗辑注》评价颇高。[15]

2.郝润华《朱鹤龄〈辑注杜工部集〉略论》。作者又有《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一书，其中对朱注的评价与该文观点大致相同。该文主要以钱、朱二注的比较来论述朱注的特色，其中列举了不少实例说明朱注多引钱笺原文，甚至并不注明来处。最后说：“朱注固守传统，故其价值略逊于钱注。此外，朱鹤龄《辑注杜工部集》有太多的注释内容和方法取法了《钱注杜诗》，但却不讲明出处和渊源，一方面体现了朱注对钱注注释成果的极度认可，另一方面也说明朱鹤龄的著述态度并不十分严谨。不过，由于朱鹤龄始终采取极度精审的态度对待注杜工作，所以与钱谦益《钱注杜诗》一样，朱鹤龄《辑注杜工部集》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质量，堪称杜诗学中的精品。”[16]

3.莫砺峰《朱鹤龄〈杜诗辑注〉平议》。该文主要针对简恩定《清初杜诗学史》对朱注评价不高而作，莫先生认为对《朱注》“以前一直不够重视”，“细读一过，方对它的优点与价值有了较深的认识，并觉得前人对它的评价尚有不够确切之处”。该文长达三万字，是目前对《杜诗辑注》研究最深入的论文。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针对简书认定朱氏沿袭钱氏的观点，莫先生排比二人的交往经历，认为二注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简书罗列的“朱注引用钱注不加以注明，并造成二人反目”的二十五个例证，莫先生认为“用力虽勤，结论却不能成立”，这些相同的注释不能直接用作抄袭的证据，一是许多注解皆引常用之书，朱氏无须剽窃钱注；二是倒可能钱氏袭用朱氏，因为钱氏对此类笺解并不十分措意，《钱笺》另有深意，其长处不在于此；三是皆引用旧注，朱注确有袭用钱注而未标明的情况，但甚为罕见，仅得数条，不必深责。第二部分，分析朱注引用钱注的实际情况。分三种情形，一是全文引用类，这主要集中在难度较大的名物、典故、史事；二是“补充”类，主要是重要篇什，如《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等，这类笺注，朱氏往往参以己意，加以补充，对钱注有所深化；三是“驳正”类，可见朱注并不盲从。第三部分，分析朱注本身的质量，这指未引钱注的其余笺注。莫先生认为朱注并不像钱氏所讥的“从类书中讨活计”，或洪业所讥的“长于字句之释，以勤劳自任，其病也钝”，通过与钱注的对比，认为朱注“有许多独到之见，从字句之出处、作品之系年到诗意之解析，都有不俗的表现”。第四部分，从朱氏《与李太史论杜注书》中批评钱注的十四个例子入手，认为“朱氏对杜诗旨意的解析比较平实，也比较可信”。第五部分，从二人的为人作风和治学态度来看，钱氏居高临下，“貌谦而实倨”，不屑于自认为简单平实的工作，因而也影响了其笺注质量。相反，朱氏对钱氏恭敬有加，注书时老老实实，知之为知之，不知则宁可阙疑，所以能取得较高的成果。当然，该文仅就朱注立论，并非否定钱注。二注皆为清初“最重要的”注本，“在杜诗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7]。

从以上研究的历史不难看出，随着对《杜诗辑注》的日益关注和重视，特别是杜诗学作为古典诗学的重要分支兴盛以来，学者对《杜诗辑注》的分析越发细致，评价也逐渐“高涨”，一改昔日简单的恶评，应该说这是符合学术规律的好现象，也是重新认识学术史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