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科目设置和评价标准

与考试层级的纵向伸展相应，明代科举的另一特点是表现在科目种类和考评标准上的横向收缩，这可以通过三个递进的环节来说明。

首先，制科在明代完全消失，进士科一家独重，“科举”之名实际上已无科目之实。《明史·选举志》一开篇就说：

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其径由学校通籍者，亦科目之亚也，外此则杂流矣。然进士、举贡、杂流三途并用，虽有畸重，无偏废也。荐举盛于国初，后因专用科目而罢。[37]

此中所谓的“科目”，仅指进士一科，所谓“科目为盛”并非科目众多，而是指“卿相皆由此出”的显赫而言。而直接由学校进入仕途的举贡（举人、贡生）和杂流入仕者，虽也说是“并用”，但他们在选官时与进士出身者的高下差别，可谓判若云泥。至于在唐宋时期“待非常之才”的制科一目，在明代则完全废止，稍存孑遗者有二，一是进士考试中第二场的考试内容，明末顾炎武指出：

（宋）高宗立博学宏辞科，凡十二题，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内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体制，一古一今。南渡以后，得人为盛，多至卿相翰苑者。今之第二场诏、诰、表三题，内科一道，亦是略仿此意，而苟简滥劣，至于全无典故，不知平仄者，亦皆中式，则专重初场之过也。[38]

明代乡、会试第二场考试诏、诰、表、判等文体，与前代制科所试略为相似，但又因明代科举特重首场的经义八股之文，致使士子们用心钻研这类文章的时间不会太多，多数考生学既不博（拘于理学），辞亦不宏（拘于八股格套），博学宏辞自然难当其称了。

另一稍具制科遗意的形式是庶吉士考选。庶吉士和进士观政制度都具有官员的岗前见习、培训性质，其创设的目的，在于弥补新科进士在实际办事能力方面的不足，是对单一科目取士的某种纠偏。但明代庶吉士久居馆阁，以文辞之业侍从君主，远不能和唐宋时制科所取各类才士相比。成化乙未科会元王鏊便说：

宋时两制，皆文学名天下者始应其选，虽一甲三人，亦出知外任，然后召试，欲其知民事也，其余应试，率皆一时赫然有名中外，所谓制科是也。故文学之士不至遗弃，又通知民间利病，以其曾试于外也。国家翰林侍从亦两制之类，率用高科，其余则用庶吉士，一甲三人终不外任。庶吉士者每科或选或不选，留者或多或少，国家之意本欲使之种学绩文，以为异日公卿之储。士既与此选，自可坐致清要，不复苦心于学，又不通知民事。天下以文学名者，不复得预，遗才颇多，故不若制科之为得也。制科行，人人自奋于学，以求知于上，不待督责矣。[39]

王鏊通过比较指出，科目设置的单一是造成“遗才颇多”的原因，虽然明代大多数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自然科学家都具有举人以上的科名，但经义文章的确不是衡量他们各方面才能的标准。在明初尤其是洪武朝的一段时间内，曾以荐举取代科举作为选官的主要途径，当时所举亦有贤良方正、聪明正直、孝弟力田、精通术数等几种名目，似乎取径较宽。不过，那是朱元璋效法前代乡举里选的用人方式而暂行的复古[40]，行之不久，朱元璋就认识到，对于自己的统治而言，思想的纯正和德行的忠贞远比才能的多样和高超更为重要，于是，理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化便因有了最高统治者的强力推动而借由科举考试成为现实。唐宋的制举在明代便完全成为了历史。

其次，在进士科的考试内容方面，明代科举逐渐凝定于宋元以来基本定型的新儒学——理学。表2-2简要排列了宋以来进士科考试的场次和内容。

表2-2列出了宋代以来进士科考试的内容变化，值得注意的趋势有：（1）诗赋杂学被排除在考试范围之外，论、策等考察才学、见识的内容分量也在逐渐降低，对儒家经典的掌握成为考试的主要内容，始终被置于第一场。（2）经学更加专门化，士子诵习一经即可应试，知识结构日趋单一。经学研究方向也由汉、唐的章句之学向宋、明的义理之学转变。（3）自元代开始，理学最重要的经典“四书”被提到极高的地位，在考试中的重要性超过“五经”，理学成为官方学术。

反映在科举考试中的这些变化，实际上是理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化和专制统治的日渐精密化、内在化相结合的结果。就前者而言，早期理学家们如周敦颐、邵雍、张载等注重对儒学的本体论提升，内在的修养论（内圣）是其理论中很重要的方面，而南宋后的理学家则于外在的政治论（外王）方面着力较多，这表现在对《大学》一篇的发挥上。[41] 朱熹以《大学》为“四书”之首，认为“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42]，看重的是其内圣外王之道与治国理论的内在沟通。南宋真德秀作《大学衍义》，首次系统论述了理学家的治国纲领，此书成为明清帝王经筵学习的必用教材，《四库提要》誉之为“自古帝王正本澄源之道，实亦不外于此”[43]。可见，由于儒学本身的用世品格，儒家思想国家化的历程是其发展的必然要求，理学思想的国家化、社会化有其必然性，由“学”向“术”的转变是其自身学理发展的要求。从专制统治一方面言，政治、经济、军事高度统一的君主专制政体也要求文化思想的高度统一，实现对思想的统治乃是最高层次的专制需要，相比于严刑峻法和经济剥削而言，它更为精密和内在化，宋明理学恰好顺应和论证了这种专制的合理性合法性，因此它通过科举而迅速地被国家化。这是明代考试科目和取士标准逐渐单一的思想原因和政治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动因。

事实上，这一历史的要求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是一种社会思潮、氛围和惯性的力量。朱元璋作为元末的乱世枭雄，其身世、个性决定了他虽以儒治国，但并不是衷心归附，对此，其身边的儒臣多有批评和匡正。如朱元璋颇好释教，李仕鲁曾屡屡上疏，称：“陛下建极之初，意所祈向，便为后世子孙、天下臣民标的，即奈何不崇圣学，而骛外道？”[44]朱元璋拒谏不纳，李仕鲁便不惜以身殉道。又如，明初科举教材尚未统一，士子所习除“四书”和本经外，还有刘向的《说苑》，这源自朱元璋个人的爱好，他认为“若《说苑》一书，刘向之所论次，多载前言往行，善善恶恶，昭然于方册之间。朕尝于暇时观之，深有劝戒”[45]，但年纪轻轻的解缙却进言说：

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也。《说苑》出于刘向，多战国纵横之论。《韵府》出元之阴氏，抄辑秽芜，略无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检阅，则愿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请得执笔随其后，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上接经史，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欤？[46]

解缙说得很分明，刘向之学不够纯正，只有关、闽、濂、洛之学才是“根实精明”的儒学正宗。儒臣们的不断“吹风”，说明理学思想对包括帝王在内的整个王朝，都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大致到永乐年间，理学的国家化基本完成，标志之一便是《四书》《五经》《性理》三部“大全”的编纂颁布，科举教育和考试有了统一而权威的教科书和评价标准，当道者以此口径来裁量思想，判定异端。[47] 相对于乃父而言，明成祖对于国家的管理虽然也不乏血腥杀戮的粗放手段，但其统治无疑更为精密和内在化了，这是理学的功效，也是科举发展的效果。

再者，思想的统一必然要求文体和语言的形式单一。明代科举在考试形式和文体标准方面也日益规范化、程式化，即由宋元时期初具格式的经义论体之文，逐渐定型为讲求结构、对偶、修辞的八股文，对文风的要求则是文理通达、平正醇厚，力戒浮辞滥藻，排斥险怪之风。对这一方面，我们在后面的论述中还将详细涉及，在此只想强调的是，文体格式和文风方面的程式化，还有其他的原因，这就是大规模的选拔考试所必然要求的客观性、标准化和可操作性。客观的标准是公正性的保证，但是客观的、可操作的考试形式和内容也必然对多样化的才能表现造成相当的限制，这一矛盾其实是带有辩证性的考试学原理。王安石以经义取代诗赋来取士并亲自创作范文多篇，但据说其暮年乃有悔意，曾云：“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48] 面对公平性所要求的考试文体的标准化、程式化，王安石是无奈的。换句话说，诗赋也好、经义也罢，只要将其作为衡量高下的考试文体，格式的规范就将逐渐压倒其他因素而优先发展，成为该文体的主导要素，一味批评八股文形式的僵化、单一，其实并不是公允的态度。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明廷于洪武三年和洪武十七年颁布的两份《科举成式》，后者加大了书面文字考察的题量，却取消了对骑、射、书、算、律等实际能力的面试。顾炎武认为这是“文辞增而事实废”[49]，但不要忘了，洪武六年朱元璋之所以废止科举，不正是由于后生少年只是虚应文词，多不切实用吗？怎么十一年后新订的科举法规反而取消了对实用性内容的考察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些项目的考察缺乏客观性的衡量标准，不易把握。比如“骑，观其驰骤便捷”“书，观其笔画端楷”“律，观其讲解详审”等，都是比较灵活的描述性评价，远比破题、承题、起讲、分股等一节节的判定标准要模糊得多。主观性的增强就有可能妨害公正性的贯彻，所以极为重视实用的朱元璋也不得不稍作变更，以保证公正性这一科举制的最大优长。面对考试规律，朱元璋和王安石一样，也是无奈的，我们对于古人应该抱有理解之同情。

由此，还可以联系到另一个问题。相对于文科举的显耀风光而言，我国的武举却有些边缘化，其原因何在？诚然，在儒家政治文化的笼罩下，历代王朝（除各别少数民族政权外）都以文（儒家思想）立国，以文官治国，武事虽然重要但政治地位并不高，加之帝王对武将始终难免有猜忌、防范之心理，故而整个社会在价值取向上形成了重文轻武的偏向，武举自然不受重视了。但除此之外，武举的考试形式缺乏客观评价标准，恐怕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明代武举要求应试者“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俱求实效，不尚虚文”[50]，如果说骑射尚可以通过中矢数目来判定高下的话，那么更为重要的谋略又如何通过纸上的文字而见出实际的效果呢？除了文教立国的基本政策之外，武举之不兴，也有其不适应考试的一面。

以上，我们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考察了明代科举的一些特点。纵向层级的增多拉大了科名体系的等级差别，进而影响到士人仕途的起伏升沉，而不同层级的考试均采用同样的内容和形式，又使得应试者之间具有直接的可比性，进一步加剧了功名等级对人的心理冲击。考试科目和评价标准的横向收缩，表现在剥离制科、突出程朱义理、规范文体格式三个环节，最终凝聚为八股文这一形式化的理学文本，实现了经学（理学）考试与文学写作考试的结合。纵、横两个向度的变化对应试者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写作方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科举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明代会元群体的整体特点，换言之，会元是最能体现明代科举特点的功名群体。会元是通过全国性考试竞争（会试）而产生，因而比解元更具广泛性、级别更高；会元通过三场考试而产生，因而比状元更具全面性、更少偶然性。因此可以说，会元是明代科场竞争中的实力最强者，明代即有“会元天下之才，状元天下之福”的说法[51]，强调的是会元的实力和状元的幸运。基于此，会元自然成为明代八股文风的代表者，被誉为明代制义“四大家”的王鏊、钱福、唐顺之和瞿景淳[52]，就都是会元出身，这绝不是偶然。他们对当时科场内、外的文学风尚和文学形象（不是指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而是指文学在整个社会中发挥的功能和扮演的角色）都具有重要影响。作为科名体系中的高端群体，会元享有优厚的政治、文化资源，可以衣食无忧的进行文化活动，但又必须注意自己的政治身份。所有这些都或隐或现地体现在其创作之中，因而可以说，会元群体是科举社会的重要群体，会元别集是科举文化的典型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