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京都学派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户坂润（1900—1945）的论文《京都学派的哲学》（1932），在文章中，户坂润（1900—1945）将京都大学文科大学以西田几多郎（1870—1945）为主的唯心主义哲学团体命名为“京都学派”。[1]此后，“京都学派”这一概念在许多著作中出现，[2]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据哲学家三木清（1897—1945）回忆：“当时京都大学的文科大学，说它是日本文化史上的一大壮观，恐怕也不算过分。哲学方面的西田几多郎、哲学史方面的朝永三十郎、美学方面的深田康算、西洋史方面的坂口昂、中国学方面的内藤湖南、日本史方面的内田银藏，等等，从全国聚拢来的铁中铮铮的学者们，正处于活动的鼎盛时期。”[3]众所周知，京都大学建立之初衷，就是要创立异于东京大学学风的竞争者。京都大学文科大学于1906年成立，此后如三木清所说，文科大学各学科鼎盛发展，自然使得后来研究者对特色概念“京都学派”的最初所指不再只局限于西田几多郎为主的哲学团体，而包含更广泛的范围。这就是广义上的“京都学派”。而狭义的“京都学派”就是特指京都大学文科大学的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们。例如，日本大修馆书店出版，江上波夫主编的《東洋学の系譜》第1集（1992）中的《狩野直喜》篇以及《内藤湖南》篇就使用了“京都学派”这一概念。[4]也就是说在汉学（中国学）领域，“京都学派”成为京都大学文科大学的中国学研究的学术群体的固定所指，本书即是采用这个概念。

京都帝国大学成立于1897年，1906年设立文科大学并开设哲学科，1907年史学科设立，随后1908年文学科才得以设立。京都大学文科大学的中国学草创期，贡献最大的是狩野直喜（1868—1947）。他不仅是哲学科的创始人，同时也开创了京大的文学科。1908年12月受狩野之邀，铃木虎雄（1878—1963）作为助教授加入中国文学史讲座的授课，文学科师资力量得以壮大。1919年京都大学增设文学讲座，铃木虎雄被任命为教授。随着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的相继退休，二人的学生，文学科第一期生青木正儿（1887—1964）1938年开始担任文学部教授，直至1947年从京都大学退休。可以说狩野直喜、铃木虎雄是近代日本京都学派中国学中文学研究主要草创者，而青木正儿则是继狩野直喜、铃木虎雄之后的第二代中国文学研究者。因此，根据本书主题，首要做的就是梳理考察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的中国文学研究，来明确京都学派中国文学研究的学风特色，以明晓青木正儿的师承所学。

青木正儿出生于日本山口县下关市的一个中医家庭，号迷阳，自幼喜欢书画音乐，喜欢文学。1908年，从熊本第五高等学校毕业，成为京都帝国大学中国文学讲座的第一期学生，师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1911年青木以论文《元曲研究》大学毕业，在京都从事自由文化事业。1923年到东北帝国大学任教。青木曾三次来中国，1938年任京都大学帝国大学文学部教授，1947年退休。退休后，曾任教于关西学院大学、立命馆大学、山口大学、九州大学，1964年应邀在立命馆大学讲《文心雕龙》，下课后因心脏停搏在楼道突然去世。青木一生著作、论文颇多，收录于《青木正儿全集》（10卷），1969年由春秋社出版发行。

青木正儿的第四子、中国文化史学者、立命馆大学名誉教授中村乔在总结其父的学术成就说：“青木的学问可以分为三个领域：一是关于俗文学方面的；二是关于绘画艺术方面的；三是关于风俗、名物学方面的。”[5]俗文学方面，青木正儿主要从事于中国戏曲研究，这方面的著作有《支那近世戏曲史》[6]《元人杂剧序说》，而当时的俗文学研究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新领域，青木正儿以上成就得到学界广泛的认可。同时，中村乔也指出，“但是，青木绝没有无视所谓的正统诗文文学，其《中国文学概说》（1935年）、《中国文学思想史》（1943年）、《清朝文学批评史》（1950年）等著作就是明证”[7]。基于中村先生的论述，本书认为青木正儿中国文学研究可以概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戏曲研究，另一类就是整体性文学史的研究。青木正儿在《支那学研究中邦人的立场》中指出，作为日本的中国学者，必须采用西方先进的方法与模式来进行研究，具体到文学领域，就是采用文学的史的研究方法，以及开拓戏曲小说等俗文学新领域。[8]由此可见，青木正儿不仅自身致力于这两方面的研究，同时也呼吁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对这两方进行拓展。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治学走向，显然与青木当时对中国的认识以及日本中国学界的研究状况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本书的主体部分分两个层面，首先明确青木正儿的中国观、方法论及治学走向，然后再进一步着重对青木正儿的戏曲研究与文学史研究两方面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