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回顾中国的历史，晚清至民国初期，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至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段时期最令人心痛神伤。日本两次打断古老中国之现代化和平转型的进程，堪称为祸最烈。但是话又说回来，面对西方坚船利炮与制度文化的强烈冲撞，日本及时调整国策，短时间内使国势强盛并晋入强国之林，为我国提供了一个东亚文明之现代转换的成功模板，因此，客观上它又是我国之现代化变革的一个有力的推动力量。

中日甲午战争至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大致对应于日本明治时代中期、大正时代以及昭和时代早期。这一时期，我国内战外争不断，百姓贫弱，国人的尊严遭到极度践踏，一些中国人甚至自己都对自身的历史、文化乃至种族产生了怀疑和藐视。按照吉川幸次郎的说法，这一时期也是“日本人对中国最不怀敬意的时候”。不过就是在这样的时代，仍然有些日本学者对古代中国“怀有文化的乡愁”（尽管没法对现实的中国赋予赞美之辞），更不轻易地否定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其中，青木正儿（1887—1964）算是一个典型代表，他的一生都在试图追踪和品味古代中国的“文化馨香”。他对于中国的态度，可能与京都大学中国学研究（所谓“京都学派”）的开创人、他的老师狩野直喜（1868—1947）有关系，后者强调，研究中国的学问首先应当喜欢中国，对中国具有“同情之了解”。作为京都学派的第二代学人，青木正儿不仅“接着”他的老师往下“讲”，而且还接着一代大师王国维往下讲，且敢于突破，提出新解，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青木正儿在我国学界被翻译和被接受的程度也远超他的老师。在曹莉博士的这本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的专著之前，国内已有了一些以青木正儿的汉学成果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和硕士论文，讨论也较为深入，这无疑给其研究的进一步推进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曹莉博士在经过反复的思考之后，决定集中探讨青木正儿的中国戏曲研究和中国文学史研究。她的研究工作的展开，主要是从方法论的问题入手。正如她所指出的，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传统汉学几乎完全依附于中国文化，以中国文化为主导，在汉学研究中罕见日本的“自我”，而明治维新之后，新汉学的成立，在方法上受益于欧洲的学术思想、方法论以及知识分类观念，日本学者把这些新观念、新方法落实于中国文化之再研究，自然会造成对传统汉学的批判和颠覆，同时，日本的自我意识也会油然而生。伴随着自我意识的生长，日本的新汉学研究者往往将汉学归置为“日本文学”的一部分，而中国的文学则相应地被视为“外国的文学”，简言之，在近代日本的汉学思想脉络里，中国开始并日益鲜明地变成了日本的“他者”。因此，曹莉认为，日本新汉学的方法论首先应该被放置在日本文化之“自我”建构的层面来把握，而结合青木正儿的中国戏曲研究，“汉文直读”便不仅仅是一种中国经典翻译的方式，而更是一种通过回归中国文化的本原来确立中国之“差异性”的探索。这一探索，始终蕴含了对日本的“自我”的本质寻求。很显然，从这样一种视野和立意来考察青木正儿的中国戏曲研究，它的意义就不限于在时间范围上对王国维的推进（明清戏曲“接着”宋元戏曲），或在某些局部观点上对王国维的深化与改进（如以亚里士多德之强调剧情与剧场结构的“戏剧观”来补充王国维对戏曲内涵的片面认知）等具体的内容，而是具有了更深层、更细微的理论价值。

曹莉对于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再诠释也有自己的特点。相比于以往的研究常常瞩目于青木正儿的“分期论”与地理环境论，她的研究则试图首先厘清青木正儿的文学观与文学史观的关系。特定的文学史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文学观，因为，什么样的“文学”的性质认定，决定了对文学的实际材料与范围的认定和选择。曹莉认为，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观”是根据西方的“literature”确定的，南北文学论也是受到西方气候与地理环境论的影响才形成的，而这些也正是“先着其鞭”的日本中国文学史著述之所以受到中国学人效仿的重要原因。

阅读曹莉此著，我感到她的为学境界有了明显的提高。她认为，一切学术研究都是一种发生学的研究，所以，她的研究自觉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目标。体现在这部著作里，便是一方面能够注意青木正儿汉学研究赖以生成的宏观背景和时代情势，另一方面也能细致地梳理出青木的学术养成之根茎脉络，因此全书具有相当清楚的发展线索和逻辑层次。所引用的材料大都是日文原著，表现出较为严谨的治学态度。这部著作，在经过专家审查之后，由她所在的单位予以资助出版，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个结果。这里在祝贺曹莉的同时，也祝她在未来的日子里不断做出新探索，取得新的好成绩。

是为序。

刘耘华

2017年9月12日于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