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京都学派的中国文学研究：形成背景及主要代表

中国学界一般把国外关于中国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称为汉学或中国学。[1]中日两国，历史源远流长。纵观日本历史，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对外国文明的敏感性。而这种敏感性使日本自有文明之始就开始大量摄取先进的中国文明，用以建构自己文明的基础。江户时代，可以说是日本吸取中国文化的顶点时期。[2]日本与中国的这种特殊关系，也使得日本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研究即“汉学”传统历史悠久。总的说来，近代以前的汉学研究“在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模式等方面与中国文化趋同”，[3]江户时代甚至把中国文化的意识形态作为日本文化意识形态的主体。

然而到19世纪中期，中国清政府逐渐衰弱，成为西方列强侵略的对象。日本也由于“黑船”事件，幕府封建统治的弊端和软弱性不断被暴露出来。中日两国都面临的“西力东渐”的危险。鸦片战争，中国清政府的节节失利，中国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成为日本的前车之鉴。1868年日本倒幕运动成功，公家重掌政权，建立以明治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开始进行维新改革。文化方面，以西方先进文明为模范，开始了近代西化的进程。

从江户时代以前的大量吸收和摄取中国文化到明治维新后的全盘西化，日本对外国文明的吸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汉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传统汉学的主导地位开始瓦解，让位于西方思想。其次，随着近代教育制度的改革，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东西两所帝国大学的建立，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不再是价值的趋同，而开始吸收近代西方的学术思想，以西方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为向导，发生了近代性蜕变。尤其是与文、史、哲不分的传统学问不同，中国文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为近代学术研究的对象。

下面将梳理汉学的近代化蜕变过程，了解中国文学科确立的经由；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京都学派中国文学科创始人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的中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