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西方文论本土化研究
（一）关于“西方文论在中国”的研究
西方文论（包括苏俄文论）进入中国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伴随着每一次国内政治、思想运动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特征和性质。实际上，西方文论早已取代中国传统文论的主导地位，成为现当代中国文论的主要思想来源，并导致了所谓的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和“与传统断裂”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促使我们不得不去重新思考和梳理西方文论在中国的生存、传播和发展过程。实际上，这应是西方文论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它如何促成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又如何被中国学者有选择地吸收和改造，成为现代中国文论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这方面先行一步的研究者人数不多，且起步较晚。刘庆福在《苏联文学》1988年第4期上发表《高尔基文论在中国》一文，其中以翔实的资料和统计数字说明高尔基的文艺思想在我国文艺发展中的重要影响。许祖华于《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2期发表《西方文论与五四新文学的本体论》，指出中国近现代文论家们移植某些西方文学理论术语的情况。吴学先在《哈尔滨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上发表《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引进过程——兼评〈西方文论史〉》。这篇文章分别概括了国内引进西方文论的五次高潮及各自特点，指出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引进过程是一个迄今为止不曾有人触及的领域，也是需要查阅大量资料的难度较大的课题。这几位学者的研究开辟了研究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新路子，可惜影响力不大，后继者不多，一直到世纪之交，这方面的研究才逐渐成为热点。世纪之交，集中讨论西方文论在中国百年生存状态的述评文章逐渐增多。例如，代迅对西方文论近百年在中国的基本脉络和影响、中国文论在接受过程中的主体选择、民族身份认同等研究方面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认为：“西方文论已经取代传统的汉语文论资源而成为中国文论的主要思想库。……而中国文论近百年所发生的巨大变革，比此前中国文论变革的总和还要大，这和西方文论的输入是分不开的，这种输入迄今仍未失去‘窃火者’的意义。”[10]应该说这些总结和评价都是非常中肯的，作者在世界政治和文化格局的全球视野下，观照中国对西方文论的本土化选择，提倡用合理的态度和立场展开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的对话。另外关于西方文论中的单个理论流派或作家在中国的研究[11]也逐渐出现。但这些都是以单篇或系列多篇的论文出现在各大期刊，其研究论题和对象又非常宽广，因此大多难以深入历史和社会语境，窥探西方文论何以在中国生存和发展。
除了上述论文的日趋增多外，相关研究丛书和专著的出版也在21世纪开始出现。2000年陈厚诚、王宁主编的《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根据笔者搜集的材料看，迄今为止它仍然是国内唯一一本全面介绍和研究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在中国”的“生存状态”的书，作者分章别类细数了从20世纪初的精神分析学批评、英美新批评等一直到近些年的解构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在中国译介、传播、改造和运用等情况。其实，它也是国内最早一本分章研究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的书。当然由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它只是考察了从新历史主义传入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情况。
2001年汤一介先生主编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分为14册，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王岳川著《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2001）与陈晓明、杨鹏著《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中国》（2002）以及张祥龙等著《现象学思潮在中国》（2001）与文艺理论研究息息相关（这几本书的第二版已经于2011年发行）。王岳川的著作并不是按照惯常的时间顺序逐一讲述“后学”在中国的研究状况，而是根据主要研究者的态度和观点进行归类和分章，例如把“后学”的研究者分为客观研究学者、积极推行者、尖锐反对者和情绪宣泄者等，坚持对某些有学术推进意义的观点冷静梳理，而不屑于以年鉴式列出论战多方的发言和主张。这些研究方法和思路无疑给笔者的写作带来极大的启发。
代迅著《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命运》由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这是继《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之后又一本关注西方文论在中国的“生存状态”的专著。与后者不同的是，本书并不试图对进入中国的西方各理论流派进行整理和评价，而是抓住对中国文论产生重大影响的文论，如俄苏文论、新批评和文化研究进行细致分析，全书贯穿着的核心理念是要摆脱“全盘西化”和“民族主义”两种极端文论思想，寻求一种折中的、“中国化与西方化双向逆行”的互动模式，而“对接和融通”是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基本途径。代迅在梳理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命运中突出其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有着深刻的学术关怀，希望冲破中西文论二元对立的僵硬思维模式，以开放的心态从事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论研究，这些都使笔者受益匪浅。
赵淳著《话语实践与文化立场：西方文论引介研究：1993—2007》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此书以话语实践和文化立场为理论基点，通过整理、分析中国五家外国文学核心期刊的论文，研究20世纪90年代文化转型以来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的阐释性再现。作者先将西方文论的知识构型再现分门别类，分为资源型再现、追问型再现、整理型再现等六种再现形式；然后从纵（时间）横（思潮、流派、理论家）两个向度展开西方文论引介的具体考察；最后通过问题意识审视和质疑外国文学理论界文化立场的学理构成。这种研究方法点面俱到，结构和立意都非常清晰，特别是将西方理论的阐释性再现分类，符合实际且富有创意。稍有遗憾的是，本书研究对象局限于国内五家核心期刊的论文，不包含这段时间内的研究专著以及其他刊物和重要学者的文章，确实难以说明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全貌；而这些论文的主题又过于分散庞杂，难以归纳和总结，相信作者和读者一样不免有凌乱之感。
200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外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丛书》[12]，其中冯黎明教授的著作以现代性的西学东渐为线索，系统完整地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译介西方现代文论的过程和取得的成果，并旁征博引、翔实阐述了现代性东渐带来的“逃离和置换元叙事”“消解总体性”“解放能指”和“意义经验的个人化”等结果，而存在的问题表现为“现代性焦虑和文化身份的迷失”。书中谈到的中国思想文化的最大变革是“总体性历史元叙事的解体”，这与笔者要研究的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似有共通之处，还需仔细品读和借鉴。
2004年贾植芳、陈思和主编《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1898—1937》收集了晚清至抗战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文献、代表性人物和论著，是一部完整的资料、翔实的文学关系史著作。之后，陈思和于2009年主编《世纪的回响》丛书，选择“五四”以来对中国文学和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罗素、尼采、弗洛伊德、泰戈尔等十位外国思想家和文学家，详细记录了他们在中国被翻译、被研究、被阐释、其思想观点在中国被应用的情况。但遗憾的是，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或者是国内知名度甚高的海登·怀特都不在其研究范围内。
此外，笔者从更大范围内搜集、翻阅和学习了许多相关著作[13]，力图对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各方面的状况有所了解。从目前的情况看，这方面的研究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一是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有相关研究出现，且多数为论文，专著较少；二是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多数从历时角度介绍各个理论流派的自身特点、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相当一部分内容属于资料汇编和文献整理，或者是主要论述者的论点排列；三是问题意识和文本分析不够，多数研究讲述了西方理论在中国的生存状况，但是没有结合文本分析，深究其接受、影响和改造的过程，以及如何与中国文论展开具体的关联；四是目前还没有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研究专著出版，而它往往被视为最迟进入中国学界的西方文论流派放在书末加以讨论，内容也限于介绍理论、特色和评价等。
（二）关于“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研究
前文提到关于“西方文论在中国”的研究在21世纪之后才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国内出版的现当代西方文论书籍往往把新历史主义放在书末加以介绍，这不仅是因为新历史主义研究在西方的确属于新兴的一种理论，还处于不断发展和理论扩充阶段，还有一层原因是较之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新兴的文化研究等西方文论流派先后在中国学界大行其道而言，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理论阐述显得有些默默无闻，且其标榜的新的历史观念和文学观念与主流意识形态有一定冲突，要被广泛接受和认可还有待时日。然而，文学实践往往会比理论先行一步，以新历史主义观念为指导的文学创作和影视剧创作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就不断地发展和繁荣起来了。因此，对于国内新历史主义文学指导的创作的总结性评述文章比对其理论研究的评述文章要早。
1993年，王彪选评的《新历史小说选》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了乔良的《灵旗》、格非的《迷舟》、叶兆言的《追月楼》、苏童的《妻妾成群》等作品，引起人们在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等之后对于历史题材的关注。张清华1998年在《钟山》第4期发表一篇长文，题为《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此文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期，当代文学在诗歌，主要是小说领域出现的带有新历史主义观念与倾向的文学思潮。此文的新历史主义概念似乎有些宽泛，作品不仅包括诗歌中“整体主义”和“非非主义”，也包括先锋文学、寻根文学和匪行小说等，当代绝大多数的作家和作品都被概括为新历史主义。但文中对于新、旧历史小说的特点区分，以及联系西方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观点分析当代历史小说，强调中国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并不是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方法的直接指导下的结果，而是当代中国文化总体的解构和转型的产物，这些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辛刚国（2002）在文中总结：“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发表的新历史主义论文、专著共有60余篇（部）。”[14]此文按照时间先后把这些研究分为翻译与介绍、全面评价和影响应用几个方面加以讨论是十分恰当的。文章区分了我国学者对于新历史主义的不同态度，关注它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认识到它的偏颇。作者最后指出：“十多年国内新历史主义研究偏重对其理论自身的剖析与评价，应用分析的文章还不算多，作为新历史主义代表作的研究文艺复兴的系列论著译介太少，关键术语的翻译和理解仍存分歧。”[15]这些阐述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李茂民（2005）认为：“中国文化诗学研究不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新历史主义最兴盛的时候提出，而是在它走向衰落之时才大张旗鼓地提倡，其根源在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双重需要。”[16]作者分析了中国文化诗学的理论内涵和学术空间、存在问题和走向等，大致完整地勾勒了文化诗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状况。李慧（2006）[17]将新历史主义理论与国内当代文学史研究、历史题材小说和历史影视剧的关系做了比较明晰的说明，但缺乏对新历史主义“生存”状态背后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分析。他的论文也没有涉及新历史主义与中国文化诗学的关系，没有具体的作者和文本分析，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这些都是笔者在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之处。
张洋（2007）思考了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和演进过程，认为：“中国的新历史主义从发生语境到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都呈现了相当驳杂的特点，其与中国现代小说美学观以及中国转型期当代历史意识在表征上的颇多契合推进了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界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接受、整合、修整和演进。”[18]其论文主体部分以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的精神轨迹的探寻为切入点，论证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接受、渗透和整合，总结其跨语境适用性的深层原因。其中不乏精彩的作家文本分析，也有较为独到的理论见解。文末总结部分提到了新历史主义与中国文化诗学建设的某些联系，肯定了前者为后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简要总结了中国文化诗学的理论特征和发展前景，可惜由于篇幅的限制，作者无法展开深入和广泛的讨论。
于永顺与张洋合作的论文（2007）指出：“新世纪以来，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从侧重于翻译介绍——全面评价，进一步深化为比较融合——实践应用的研究，成功地实现了新历史主义批评指导下的创作实践，弥补了新历史主义在实践方面的不足，实践性成为新历史主义在新世纪建构与演进的最显著特征。”“新历史主义与中国学界构成了影响与被影响、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特别是新历史主义在中国文学以及文化领域的诸多批评和实践，更进一步融汇、整合和完善了西方的新历史主义。”[19]作者能站在平等对话的立场上反观国内理论界对于西方文论的补充和完善，这点是难能可贵的。同时作者发现新历史主义实践批评在21世纪呈现的新特点。
明亮指出：“中国的新历史小说是西方新历史主义在中国本土的衍生，但是，一种思潮的流变必然会因为接受者的选择、移位而变形。新历史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变异具体表现在：创作题材的刻意边缘化、主体地位的空前张扬和商业运作下的困顿。”[20]作者总结了其变异的原因，同时对中国当代新历史小说向历史维度回归时却丧失了精神维度表示担忧。明亮认为，中国当代许多新历史文艺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歪曲和违背了西方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初衷。这个观点与笔者不谋而合。
姚爱斌的文章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诗学研究的两种不同理论取向：“一是以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为宗，以求‘洋为中用’。代表者是刘庆璋、林继中等漳州师范学院文艺学学科的一批学者；二是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学理论发展，致力于中西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整合与会通，代表者童庆炳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所构想的中国文化诗学研究。”[21]作者认为两者在理论旨趣和思想观念上没有直接关涉。对于这一判断，为我们可以理解作者想要强调中国文化诗学的本土性和原创特征，但这显然是不太合适的。
李圣传撰写了多篇文章探讨国内文化诗学研究的概貌和现状。[22]李圣传指出，“作为一次西方理论的中国旅行，文化诗学不是西方话语的简单移植，它不断与传统文论及当代现实混合、内化、同构，已经被赋予了深厚的民族内涵和现实品格，并逐渐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的文化诗学雏形”[23]。笔者同意这样的观点，中国文化诗学无论在理论阐释层面，还是在实践操作层面，都可以看作是西方文论本土化的例子。但是，我们实在没有必要过分地强调“民族品格”或“中国特色”等元素，所谓“中国文论体系”的建构意义何在？其中折射出中国学者怎样的文化情怀？这些都是笔者在之后的研究中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关于“中西文论关系与西方文论中国化”的研究
比较文学界的学者对于中外文学关系的探讨一直很积极。乐黛云早在1985年至1986年期间于《小说评论》上连续发表《当代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小说分析》等一系列文章[24]，不仅把西方现当代的各个文艺理论流派逐个介绍和分析，还开拓性地利用各流派理论来分析中国现当代作家，譬如鲁迅、茅盾等的文学作品，堪称将西方文论应用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榜样。孙景尧先生早在1987年就撰写文章《中西文学关系的“T”型研究》，并致力于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发展状况的比较和阐释，提倡“打破欧洲中心”，“反欧洲中心主义和反民族主义”，建立“中国学派”，强调中西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必须是跨文化“融通”研究，要重视中国文学自身的“活的传统”，做到中西文学比较研究的“有效化”等[25]。曹顺庆[26]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致力于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并出版《中西比较美学文学论文集》（1985）、《中西比较诗学》（1988）、《比较文学史》（1991）、《中国比较文论史》（1998）等著作，为中西文学和文论比较研究开拓了广阔的视野。李万钧于1990年出版《欧美文学史与中国文学》一书，其中以中国文学作品为对照，将中西文学中能够比较之处大都做了比较和论述，同时论述了西方现代派文学和当代苏联文学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国内有意识地利用中西比较方法所做的有益尝试。之后，他又于1995年出版《中西文学类型比较史》，分别对中西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戏剧、诗学类型的演变轨迹、特点和异同进行了比较，其研究模式是一种立足于中国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思路。周发祥先生在1997年出版《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一书，主要探讨西方汉学研究中的文学理论移植问题，也有专章介绍了国内移植西方文论的情况，分为“五四”前、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和文学新时期等几个阶段，都属概括性的简单介绍。余虹也是较早关注中西文论比较的学者之一，他于1995年在《文学评论》发表《自然之道：中西传统史学比较论纲》，1996年和1997年在《文艺研究》上发表《对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叙述的反思》和《中西诗学的入思方式及内在结构》，并于1999年出版专著《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对于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以及中西方文论的异同有较为深刻的观察和思考。
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围绕着西学东渐问题、对“五四”的反思和评价，以及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等问题，学界对于中西文论的比较和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影响和本土化等研究都倾注了相当大的热情。学者们[27]为改变中国文论“失语”状态，提倡中西文论的平等对话，为西方文论如何中国化、如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等问题出谋划策，寻找出路。这些文章大多从比较文论的角度察看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影响和理论话语的变异，重在比较异同，寻找中西文论对话的可能和平台，但是建立中国本土文论的意识还不强烈。
2004年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成为学界关注热点，曹顺庆等认为：“这是重建中国文论的又一条有效途径（另一条是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新视野。”[28]他敏锐地观察到西方文论如何中国化的问题被长期忽略，学者们惯用“西方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或把中国的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29]。正是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的做法，造成了中国文论的“失语”和失效。因此，他主张“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借鉴、吸收和利用西方文论来补充中国文论话语。实现以我为主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真正实现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化与重建”[30]。
另外，董学文、周小仪、申丹、杨飏、陆贵山、范方俊等学者[31]积极参与讨论和撰写文章来发表自己的意见，试图为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找到具体的方法和策略。王一川从2006年始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攻关项目，题为“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王一川通过考察外国文论在中国的六十年历程，从中总结四次转向：“政治论范式主导、审美论范式主导、符号论范式主导和跨学科范式主导。”[32]他指出：“每次转向的动力都来自特定国家政治与文化语境的具体需要。中国现代文论不是外国文论的简单复制品，本土文论对外国文论的利用方式直接规范这种外国文论的影响方式及其影响力，任何外来影响总会受到本土文化的抵抗和变形，这意味着中国现代文论自主地吸纳外来资源并建构自身自主品格的特定方式。”[33]事实上，目前学界所热衷的中国文化诗学的建立即可以看作西方新历史主义的中国化过程，通过对中西文化诗学的对比研读，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西方文论中国化过程的种种境遇。
近百年来，中国文论界几乎不曾间断地接纳和吸取着西方文论（包括苏联文论）的思想资源。这一事实决定，讨论现当代中国文论，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追溯它的源头和母体之一，即西方文论（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论）。对于西方文论本身的研究，即其发生、发展、主要流派和代表人物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关注点和各大院校文学理论学科的基本内容。但是，西方文论如何被中国学界接纳和吸收，即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引介、传播和发展，或者说西方文论在中国的生存状态如何，它与中国固有文论传统和思维习惯有着怎样的冲突与融合，在中国文学土壤中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异和改造等，这些问题长期以来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和归纳。这理应成为西方文论研究和中国文论研究重要而不可缺少的一个分支，却在中西文论二元对立，要不“全盘西化”、要不大搞“民族文论”中被忽略和搁置。可喜的是，这一状况已经为许多学界同人所了解和意识，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相关的著作和论文得以出版和发表，近两三年，这一领域已然成为新的文论研究热点和学术增长点。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在21世纪，必将由经济全球化步入文化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日趋广泛和密切，中西文论的交流也更加便利和畅达。20年前，中国学界往往依赖于为数极少的几本文论翻译专著或编著来了解某一西方文论流派，如今很多青年学者已经具备阅读理论原著的能力，这将大大促进我们对西方文论的正确理解，也能将曾经的理论误读和天马行空般的理论阐释加以纠正和还原。这些误读和阐释背后的文化立场和历史语境更值得我们回味与深思，因此，对于西方文论输入中国，及其在中国的命运必须得以重新审视和反思。这不仅是对历史负责，更是对将来负责。这必将有利于我们正确地看待中西文化交流和更好地在多元文化互异共处、和谐融洽的全球化时代生存。
新历史主义既反对新批评纯形式主义的文本研读方式，也有别于传统实证主义的历史批评方法，即把文学和历史孤立起来，或将历史简化为文学创作的背景。相反，新历史主义放弃对文学内部某种永恒性和普遍性特征或规律的追求，同时进行文本与历史的互文阐释，认为文本具备历史性，而历史更有文本叙事性。这种新型的文学观和历史观避免了文学理论要不“向外转”、要不“向外转”相对极端的理论尴尬。此外，新历史主义力图消解理论界限的跨学科研究方法，通过对文本的意识形态政治解读和权力分析，将学术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的思维特点，对当下社会政治、文化现实表示关注和参与的态度，其理论本身所具备的开放性、杂糅性、反思性等特点，这些都如哈佛大学前校长N.Rudenstine所说，新历史主义“在过去的20多年之间改变了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整个方向”[34]。我们应感到庆幸的是，新历史主义兴起不久，就在各位前辈学者的努力下被引介到了中国，并对中国近三十年来的文学创作、影视创作甚至历史观念或者文学观念的变迁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且必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本书旨在考察新历史主义理论话语在中国的译介、接受、阐释、改造及批评实践过程，研究新历史主义这一在西方理论界已产生广泛影响的理论奇葩在中国本土化之后的变形和发展，思考这一过程中种种文化因素、思想观念因素甚至政治制度因素的整合和运作，透过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来反观当代中国文学、文化的特点和变迁，尤其是它对中国当代历史小说和影视创作的影响，它与中国文化诗学理论的关系等。因此，研究重点是新历史主义进入中国以来，面临怎样的本土文化语境和文学土壤，学界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知识结构和体制结构中安置和对待新历史主义。反之，新历史主义在批评实践、文艺创作和理论话语建构等层面对中国文学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本书第一章追溯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本身的缘起及其在西方发展的现状，总结其基本的理论内涵与特色。新历史主义反对传统文学中审美、道德本体论原则，开始从本质、内在的永恒规律追寻转向建立历史、语境和突发性的意义生产模式，对任何封闭性、总体性和普世性规定，对既定的文学价值和文学边界产生疑问。文学不是孤立于社会历史之外的事物，而是历史、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参与到历史之中，并与政治、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形成相互角逐和交锋的场所。从文论史的角度看，新历史主义是对文本批评“向内转”之后的重新反拨，是一次历史性回归。这种新型的文学观和历史观避免了文学理论要么“向外转”、要么“向内转”的理论尴尬，以其特有的实用性、开放包容的学术情怀和搁置理论空谈的实践性品格获得了合法性存在的价值。
第二章考察新历史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入中国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历程。重点立足于本土文化语境与文学土壤，客观分析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生存状态，以及这种状态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和它对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和创作的影响。根据国内对于新历史主义理论关注度的变化，把这段时间分成引介期（1986—1992）和发展期（1993—1999）两个阶段。研究从对新历史主义理论本身的研究状况，把理论应用于批评实践的状况，新历史主义与新历史小说、新历史影视剧创作的关系等几个层面展开。内容以概括评述为主，包括介绍相关论著、主要论者及其观点，采取边叙边议或夹叙夹议的方法，尽量做到不是对个体性言论的重述，而是挖掘出具有代表性意义和价值的观点，既有清晰的梳理，又有中肯的评价，并注意总结各个阶段的研究特点、前后论题的关联和发展变化等。
第三章考察新世纪以来到2012年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研究状况。研究分为两个时期，即研究高潮的初步涌现（2000—2005）和研究高潮的继续推进（2006—2012）。分析的层面和方法与第二章相似，即对新历史主义理论本身的研究，把理论应用于批评实践的研究，新历史主义与新历史小说、新历史影视剧创作的关系等几个层面展开。这段时间相关论文发表数量有上千篇，自2006年以来，每年发表文章达百余篇，而最近三年每年出现的相关文章达二百多篇。关于新历史主义理论本身的文章逐年减少，而运用新历史主义理论进行文本阐释的文章有很大幅度的增长，这说明新历史主义在中国学界已经获得相对稳定的、较为一致的理解和评价，成为许多文学研究者拿来阐释文艺作品的理论工具。
第四章比较新历史主义与中国文化诗学在文学观、历史意识与审美旨趣上的差异，后者对前者做出的策略性理论选择、变异和本土化等情况，揭示其背后的文化心态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新历史主义，即“西方文化诗学”在传入中国后，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进入了理论本土化或中国化的一个过程。在其本土化的过程中经过与中国传统、固有的思维模式的碰撞与融合，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期待、理解水平和认知结构错位与对接，并受到中国当代经济、文化和文学语境的影响等，已经形成了异域性和本土性杂糅的状态，这便是“中国文化诗学”最显著的特征。中国文化诗学应该具备与西方文化诗学进行平等对话的理论自信和勇气，但是两者间历史、文化观念的差异却成为对话的阻碍。
第五章具体考察苏童、莫言的文学作品和陆川导演的影视作品，思考其中所体现的新历史主义观念，同时也是笔者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理解和文学批评实践。苏童小说中对个体生命意义的开掘，让个体以前所未有的高昂姿态矗立于历史面前，即回到个体生命本位反思和书写历史等特征与西方新历史主义观念极为契合。莫言小说中展现的民间狂欢场景，用民间的历史来补充官方正史，并且认为这样更符合历史的真实，这些与西方新历史主义所主张的大写历史小写化，英雄历史民间化，采取历史叙事的民间立场和边缘视角，突出历史的非连续性、事件性和偶然性因素等观念也不谋而合。陆川导演的两部作品《南京！南京！》《王的盛宴》集中体现了中国当代新历史影视剧想要表达的历史和文化观念，即重述历史、诗意地表达历史和追寻个人心目中的历史的强烈愿望。本章最后以这两部影片为例证，探寻在新历史主义理论视域下，影视文化如何从人性的视角表现战争的苦难和个体在强大历史面前的无助，展示历史的主观化与诗化。
总之，本书立足于中国本土的文化语境和文学土壤，力图全面而完整地把握近三十年来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状况，通过对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理论旅行中的接受与变异、影响与抵抗、冲突与交融等复杂关系的解读，展现中国当代文艺创作中的文学、文化与历史观念的变迁，以明确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相处之道。
[1] 此种说法可见：章《什么是新历史主义》，《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王岳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5页。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61—462页。明亮《新历史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变异》，《世界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2] David Harris Sacks，Imagination in History，Shakespeare Studies，2003，ProQuest，Research Library，p.85.
[3] 傅洁琳：《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8年，第6页。
[4] 持有这种看法的文章可见：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96页。辛刚国《新历史主义研究述评》，《学术月刊》2002年第8期。张秀娟《断裂性问题与新历史主义》，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6年，第4页。于永顺、张洋《新世纪以来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与建构走向》，《艺术广角》2007年第5期。王进《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格林布拉特批评理论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3页。
[5] 参见王逢振《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十四位著名批评家访谈录》，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或王逢振《交锋：21位著名批评家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 于永顺、张洋：《新世纪以来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与建构走向》，《艺术广角》2007年第5期。
[7] 傅洁琳：《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8年，第10页。
[8] 王逢振：《交锋：21位著名批评家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2、364页。
[9] 参见盛宁《历史·文本·意识形态——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刍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5期。盛宁《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真实》，《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年第1期。王岳川《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10] 代迅：《全球视野中的本土化选择：近百年西方文论在中国》，《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11] 参见杨莉馨《女性主义文论在中国》，《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6期；杨莉馨《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禹建湘《女性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汪介之《周扬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李国华《结构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6年。张晓明《巴特文论在中国的译介历程》，《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2期。耿海英《新时期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在中国的接受与研究》，《俄罗斯文艺》2007年第1期。
[12] 其中对本书有参考价值的著作：冯黎明《走向全球化：论西方现代文论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叶立文《“误读”的方法：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樊星《中国当代文学与美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陈国恩等《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13] 参见张荣翼《冲突与重建：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许钧、宋学智《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吴锡民《接受与阐释：意识流小说诗学在中国（1979—198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童世骏主编《西学在中国：五四运动90周年的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德]阿梅龙、[德]狄安涅、刘森林主编《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4] 辛刚国：《新历史主义研究述评》，《学术月刊》2002年第8期。
[15] 辛刚国：《新历史主义研究述评》，《学术月刊》2002年第8期。
[16] 李茂民：《文学理论的危机与走向——“文化诗学”研究述评》，《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5期。
[17] 李慧：《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6年。
[18] 张洋：《解构与建构：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与演进》，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07年。
[19] 于永顺、张洋：《新世纪以来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与建构走向》，《艺术广角》2007年第5期。
[20] 明亮：《新历史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变异》，《世界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21] 姚爱斌：《移植西方与植根现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诗学研究的两种理论取向》，《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22] 参见李圣传《文化诗学研究三十年述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李圣传《文化诗学的研究现状及其走向》，《宜宾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李圣传《文化诗学的实践之路——以8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为视域》，《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李圣传《“文化诗学”在中国：话语移植、本土建构与方法实践》，《中州学刊》2012年第4期。李圣传《“文化诗学”流变考论》，《天府新论》2012年第5期。
[23] 李圣传：《文化诗学研究三十年述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24] 参见乐黛云《现代西方文艺思潮与小说分析》，《小说评论》1985年第2期。乐黛云《当代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小说分析（二）》，《小说评论》1985年第3期。乐黛云《现代西方文艺思潮与小说分析（三）》，《小说评论》1985年第5期。乐黛云《当代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小说分析（四）》，《小说评论》1985年第6期。乐黛云《当代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小说分析（五）》，《小说评论》1986年第1期。乐黛云《当代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小说分析（六）》，《小说评论》1986年第2期。
[25] 参见孙景尧《打破“欧洲中心”改换比较文学视角》，《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第1期。孙景尧《消解还是被消解——当代文论发展和比较文学发展的管见》，《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3期。孙景尧《比较文学发展问题对话》，《淮阴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孙景尧《全球主义、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中国比较文学》1997年第3期。孙景尧《中西文学关系研究的“有效化”——兼论“影响研究”和“世界性因素”》，《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3期。孙景尧《比较文学的新一轮身份“漩涡”——兼谈“反民族主义”与“反欧洲中心主义”》，《郑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26] 参见曹顺庆《亚里士多德的“Katharisis”与孔子的“发和说”——中西美学理论研究札记》，《江汉论坛》1981年第6期。曹顺庆《“风骨”与“崇高”》，《江汉论坛》1982年第5期。曹顺庆《“移情说”、“距离说”、“出入说”——中西美学理论研究札记》，《江汉论坛》1982年第11期。
[27] 参见白烨《西方现代文论在新时期的绍介与引进》，《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张海明《中西比较诗学的历史与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李思屈《寻找“文论之思”：西方文论的输入与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中外文化与文论》1999年第6期。蒋述卓、闫月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西比较文论研究述评》，《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年第4期。支宇、罗淑珍《西方文论在汉语经验中的话语变异》，《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4期。
[28] 曹顺庆、童真：《重建中国文论的又一有效途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5期。
[29] 曹顺庆、谭佳：《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移植”切换还是“嫁接”改良？》，《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
[30] 曹顺庆：《文学理论的“他国化”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31] 参见董学文《中国化：泥泞的坦途——试论中国当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关系》，《当代中国与它的外部世纪——第一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论文集》2004年9月。周小仪、申丹《中国对西方文论的接受：现代性认同与反思》，《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1期。杨飏《西方文论在中国的“经”化——20世纪中国文论失语症的内因》，《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刘亚律《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若干策略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王飞《西方文论中国化的系统总结》，《文艺报》2009年5月19日。范方俊《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两次转型》，《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32] 王一川：《外国文论在中国六十年（1949—2009）》，《当代文坛》2009年第5期。
[33] 王一川：《外国文论在中国六十年（1949—2009）》，《当代文坛》2009年第5期。
[34] The Harvard University Gazette，Greenblatt Named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the Humanities，http://www.hno.harvard.edu/gazette/2000/09.21/greenblat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