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外文章、作家形象与现代文学文献整理的若干问题

——以新见穆旦集外文为中心的讨论

在数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现代作家文献的整理工作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绩：作家文献搜集的完备程度已相当之高，作家全集或多卷本文集的出版已相当之多。[1]与之相应，报刊信息被编制成目[2]，其中一些重要报刊如《新青年》《大公报》等，得到了反复检索。但辑佚工作也始终在持续进行，且各类成果颇多，“全集不全”的现象也得到了较多讨论。从近年来作家文献辑佚的成果来看，重要作家如巴金、郭沫若、沈从文等人的文献，均有较大的辑佚空间。对一位作家而言，较多集外文的存在意味着作家既有形象面临着新的调整；而从文献学的实际进展来看，辑佚成果的较多出现，则可能孕育了文献学工作的新动向。本文将以2006年版《穆旦诗文集》出版以来新发现的穆旦各类诗文为中心，兼及其他作家的多种材料，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穆旦作为诗人和翻译家的重要性现今已基本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从现当代文学的实际发展进程来看，穆旦在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间之内属于被忽略、被压抑的作家，其诗名不彰，译名倒是较早就得到认可，但较早时期的读者显然并未将翻译家“查良铮”与诗人“穆旦”统合为同一个人。学界对穆旦的较多认识，至少已迟至1980年代后期；而穆旦形象的全面呈现，更是迟至2005～2006年：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先是推出皇皇8大卷《穆旦（查良铮）译文集》，次年又推出2卷本《穆旦诗文集》，穆旦绝大部分的写作和翻译作品均被囊括其中。作为诗人的“穆旦”与作为翻译家的“查良铮”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但与已出版的作家全集或多卷本文集境况相似的是，穆旦的集外文仍有不少，包括诗文、翻译、档案材料、未刊文稿、集体处理的相关文字等，计有数十种（类）。2014年，增订版《穆旦诗文集》推出，部分文字被收录，但仍有较多阙如。[3]因相关文字类型不一，所包含的信息量比较大，指涉面比较宽，对此展开讨论，既能更为全面地呈现穆旦形象，也能揭示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整理过程中所出现的新动向，以及所存在的若干问题。

地方性或边缘性报刊与文献资料的发掘

大致而言，新近发现的穆旦不同时段的文字，指涉面不尽相同。先来看看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计有20种，其中诗6首，文9篇，译作5种，见于《益世报》、《清华副刊》、《火线下》、《益世周报》、《今日评论》、《教育杂志》、香港版《大公报》、桂林版《大公报·文艺》、《文学报》、《中南报》、《文聚丛刊》、《枫林文艺丛刊》、《独立周报》等处。

这些文字中，《管家的丈夫》（文）、《傻女婿的故事》（文）、《这是合理的制度吗？》（文）、《在秋天》（诗）尚未被增订版诗文集收录，《诗的晦涩》《一个古典主义的死去》《对死的密语》《献歌》《J·A·普鲁佛洛的情歌》这五种译作也未见于译文集。综合来看，新发现的诗歌对穆旦既有形象基本上构不成冲击，但文章和翻译则能很好地丰富穆旦的形象。穆旦较少散文作品，新发现的9篇散文值得注意，《管家的丈夫》《傻女婿的故事》是讲故事的笔法，印证了穆旦本人的一个说法：“在中学高二、三年级开始写诗及小说”[4]。此前，坊间并未见到穆旦的“小说”。《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是穆旦任西南联大助教之后的文字，当期《教育杂志》为“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辑，很显然是经过有意策划，该专辑共谈及27所高校，文章基本上都是用“抗战以来的……”式标题，《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位列头条。之后是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校的情况介绍；压轴的是著名文化人士王云五先生的《现代中国高等教育之演进》。穆旦生前名气不大，一般即认为，他留校任助教之后所从事的就是一些日常性事务与公共基础课教学，此文则可适当改变这样一个人微言轻的形象，显示了穆旦对学校事务的积极参与。4篇“还乡记”文章，描述的是从云南到北平的北归途中之所见，其中虽也有一些“很活泼的印象”，但更多的是各种战争遗景——破烂的街景，街上、酒馆里那些穿着破旧衣服的、无所归依的、失去了人的体面的日本兵；“荒凉”的文化局势，疯涨的物价显然给穆旦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厌弃战争”情绪显得尤为突出，“战争有什么意义”被强烈质疑。这种写作进一步强化了1940年代中段穆旦诗歌所呈现的主体形象。

5种翻译也比较醒目，所译均是20世纪英语文学作品，其中，路易·麦克尼斯、Michael Roberts和台·路易士，是奥登的同时代诗人，同在牛津大学受教育，被称作“奥登一代”诗人。研究认为，学院讲授的近现代西洋文学对创作界产生了影响，推动了新文学发生变化，这一新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此前也有，但直到西南联大时期“才变得集中、突出、强烈”。[5]穆旦这种近乎“同步翻译”的行为，其所领受的教育以及其阅读、翻译与创作之间的互动关联，乃是此一新现象的重要内容。

再来看看相关报刊。《大公报》《教育杂志》自然是影响非常之大的，各版《大公报》，穆旦作品的发表量很不少，诗歌作品均搜罗在列，遗下译作不录，有些蹊跷。[6]《教育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创办，被认为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教育专业刊物。《清华副刊》虽是清华大学校园刊物，但由于清华的名望，办刊时间长，其影响力也比较广远。其余各种则都可说是抗战爆发之后的实存时间较短或影响力有限的地方性报刊。其中，《文聚》、《今日评论》及《独立周报》与西南联大关系紧密，前两者比较早地进入了研究视野，但刊物性质不一，《文聚》是由学生主办的文学刊物，《今日评论》则是钱端升等资深教授主办的思想评论类刊物。《独立周报》与西南联大“文聚社”所办《文聚》杂志有前后关系[7]，但少见于一般叙述。其他的，由知名文学人士孙陵主持的《文学报》与邱晓崧、魏荒弩等人主持的《枫林文艺丛刊》，也可算是比较早地受到关注，但刊物信息发掘有限。《火线下》《益世周报》《中南报》偏于一隅，性质也相近，均是以社会、时政方面的内容为多，文学版块很小，基本上只有单篇作品。

上述多数刊物所载穆旦诗（译）文未能被较早发掘整理，可谓反映了现代文学文献整理方面的一个基本状况：时局动荡，报刊出版受制于经济、文化、人员等方面的因素，缺乏足够的稳定性，相当部分报刊或实存时间短或囿于一地，影响力有限，时间一长则易陷入湮没无闻的境地。抗战爆发之后，这一局势显得尤为突出。比如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文学活动中有着重要影响且曾较多刊载穆旦作品的《文聚》杂志甚至难以找齐完整的一套。换个角度来看，这一状况实际上也可说是寓示了近期现代作家文献整理的两种新趋向。

其一，数代学人在整理现代作家文献的过程中，文化事业发达地区的或与重要作家相关的报刊已得到了反复检索，积累了丰硕的成果，报刊文献的开掘空间日益狭窄；但地方性或边缘性的报刊还具有相当大的开掘空间，俨然成为作家文献辑佚非常重要的来源，学界对废名、周作人、冯雪峰、冰心、曹禺、老舍、沈从文、穆时英、胡风、卞之琳、汪曾祺等重要作家集外文的较多开掘，即基于对此类报刊的细致翻阅。[8]

其二，《教育杂志》所载穆旦文章也提示了现代文学文献查阅的一个重要方向：现代作家或有很强的综合视野，或与其他非文学活动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其写作行为往往也就并不限于文学作品，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报刊也可成为现代作家文献发掘的重要来源。由此，“非文学期刊与作家佚作的发掘”，也可谓新的文学史命题。[9]

时代语境、个人形象与文献选择

穆旦翻译作品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写作，《穆旦（查良铮）译文集》共8卷：第1～2卷为《唐璜》，第3卷为《拜伦诗选》《济慈诗选》，第4卷为《雪莱抒情诗选》《布莱克诗选》《英国现代诗选》，第5卷为《欧根·奥涅金》《普希金叙事诗选》，第6～7卷为《普希金抒情诗选》，第8卷为《丘特切夫诗选》《朗费罗诗选》《罗宾汉传奇》。

并不难发现，所选录的均是穆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所翻译的已结集出版或大致成形的文学类作品。所遗漏的除了此前提及的多种零散译作外，还包括新中国成立后曾产生不小影响的两种文论类译著，即《文学原理》（季摩菲耶夫著）[10]与《别林斯基论文学》，以及其他几种学界尚不大知晓的翻译作品：勃特·麦耶斯的《一九五三·朝鲜》，印度的阿里·沙尔特·霞弗利的《恰赫鲁队长》与匈牙利的班雅敏·拉斯罗的《匈牙利的春天》（均有《后记》），参与翻译的《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等。

比照早期翻译，新中国成立后穆旦的翻译行为有了几重变化。一是语种不仅限于英语，也有俄语。二是翻译对象基本上是19世纪的作品——直到晚年，才有《英国现代诗选》。三是早期翻译署名“穆旦”——诗人与译者的名字是统一的；新的翻译改署“查良铮”“良铮”或笔名“梁真”，造成了诗人“穆旦”与翻译家“查良铮”分离的局势。四是翻译的整体性大大加强，理论文字、诗歌作品的翻译均是如此。五是出现了小说、历史资料等新动向。

初看之下，这些变化多半和新中国的文化语境有关：俄语是穆旦为了适应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需要，在美国留学期间刻苦学习而掌握的；翻译对象的选取，和当时对现代主义艺术的否定与批判是分不开的；改署本名，摒弃笔名“穆旦”——将诗歌写作与翻译分离开来，也是基于对时代语境的应对。[11]基于这样的因素，新中国的穆旦翻译与早期翻译基本上是割裂的——晚年所译薄薄一册《英国现代诗选》[12]，除了叶芝和奥登外，其余4人即是早年翻译过的艾略特、斯蒂芬·斯彭德、C.D.刘易斯（即台·路易士）、路易斯·麦克尼斯，但《J·A·普鲁佛洛的情歌》与早年译文多有差异，当年所作《译后记》[13]以及《对死的密语》与《译后记》均未被列入，这也可视为早期翻译与晚年翻译分裂的表征。

从文献整理的角度看，《穆旦诗文集》的处理方式有无意遗漏和有意遗弃之分：穆旦早期译作未能被及时发现，可归之为常见的文献遗漏现象；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种译作，看起来更像属有意遗弃之列。

从出版时间看，苏联文艺理论家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是穆旦从美国留学回来之后最先出版的译著，当时曾被用作教材，曾多次印刷，实际印数在数万册（含单册印数）。《别林斯基论文学》出版时间较晚，印数有限，但别林斯基是对当代中国文论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该书的效应亦不可低估。对于这两种翻译行为，穆旦家属及其译作整理者显然知情。

至于穆旦所译匈牙利的班雅敏·拉斯罗的诗歌《匈牙利的春天》和印度的阿里·沙尔特·霞弗利的小说《恰赫鲁队长》，刊载于当时最为重要的翻译类刊物《译文》（即后来的《世界文学》），穆旦家属及其译作整理者也可能知情。[14]两者都是从俄文转译过来的，底本来自1952年和1954年出版的俄语读物——从俄文转译，时间相当之切近，且明显包含了政治效应[15]，这些都显示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化语境当中，“俄语”之于其他语种所具有的价值优先性——援引苏联文艺理论或经典作家的做法，也具有更高的权威性。新中国成立之后，穆旦最初翻译出版的是俄语文学理论作品。对英语文学作品（雪莱、拜伦、济慈、朗费罗等人作品）的译介文字中，也频频引述苏联文艺界与经典作家的评语，以证明其合理性，其依据也正在此——简略说来，相关译介文字的基本行文格局是既指陈其“局限性”，又强调其“合理性”，特别是苏联方面的合理认定。正因为时代语境的因素如此之突出，叙述的平衡性绝难达成。对“局限性”的指陈，对“革命话语”的筛选，往往占据了更为突出的位置。

所译勃特·麦耶斯的《一九五三·朝鲜》来自1953年4月号的美国《群众与主流》杂志，亦是当时国外最新的出版物。诗歌是“由在朝鲜的美国侵略军的一个士兵写的。诗中充分表现了一般美国士兵的厌战情绪”——“一个国家变为废墟，而我们/以夜晚的红光照耀她的血。”这种“厌战情绪”是一种带有普遍意味的人类情感，与1945年底穆旦在“还乡记”系列文章中所流露的“厌弃战争”情绪正相通，与新中国初期“抗美援朝”的时代语境则不能不说有几分不合拍。

不过，总体说来，时代语境对穆旦翻译行为的紧密渗透还是很明显的。以此来看，尽管穆旦译著以“译文集”而不是“译文全集”的名义出版，摒弃任何一种译著均无可厚非，但摒弃两种曾经产生重要影响的文艺理论译著，以及从俄文转译过来、带有很强意识形态烙印的文学作品，这类行为终究难免令读者产生疑惑：与其说这类译著已经失去了存留与传播的价值，还不如说它们不那么符合穆旦的既有形象——尽管穆旦的其他译介文字、日记等材料已经比较明显地显示了穆旦对时代话语的应和。

扩大到现代文学文献的整理来看，作家全集或文集因时代语境方面的原因，不录、节录甚至改写相关文献的现象绝非个案，《艾青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冯至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卞之琳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对相关文献的摒弃或删改，均可见出时代语境的变换给作家文献整理所带来的困惑与困境。

集体类文字、文献权属与历史认知

有两种穆旦文字可归入集体类文字之列。一类是1946～1947年，穆旦曾在沈阳任《新报》总编辑，历时一年有余。《穆旦诗文集》仅收录署名查良铮的《撰稿和报人的良心——为本报一年言论年总答复》（1947年4月22日），曾在《新报》（1947年3月2日）发表过的诗歌《报贩》也被收录，但并非取自该版本。

从常理推断，作为总编辑，穆旦在此期间所写文字应该是比较多的。穆旦后来在交代材料之中曾经非常笼统地写道：“根据地方新闻写‘日日谈’，（约二三百字），自觉颇受读者欢迎。在新报期间，共写社论两三篇，有一篇是说不要跟美国跑的，大受当局（杜聿明）斥责。又曾登载中长路副局长贪污，并为文攻击。副刊中也曾有反内战的讽刺文字”[16]。查阅《新报》，“日日谈”是常设栏目，主要为东北特别是沈阳新闻时事的短评，篇幅短小，一事一议，一般仅一二百字，长也不超过三四百字，偶有中断，每天一则，偶尔两则。文章应为报社同人轮流执笔，最初基本上未署名，后也仅在结尾署一字于括号中，有“金”“江”“庸”“维华”“平”“宜生”“华”“镜宇”“宇”“红”“庄”“紫”“河”“青葵”等。因为“金”为查良铮之“铮”的偏旁，这一类文字被认为由穆旦所撰，署名为“金”的约30篇，有《纠正鱼肉乡民的败类》（1946年12月28日）、《树立不收礼的作风》（1946年12月30日）、《商运大豆困难重重》（1947年2月7日）、《请制止官员逃难》（1947年6月5日）、《岂可纵容不法粮商》（1947年6月14日）、《失业青年向何处去？》（1947年6月16日）等。但其他的，如社论、攻击贪污与讽刺内战的文字，则无法准确查证。

另一种集体类文字是1960年代所进行的美国史翻译。与前一类相比，这类的集体性质更为明显。

约在1963年，穆旦曾被请到南开大学历史系帮忙工作约三个月，参与俄文和英文的翻译。此后又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负责美国史研究的杨生茂教授的邀请下，参与了美国南北战争资料的翻译。这即为“文革”之后出版的《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17]

看起来，集体翻译的俄文资料已难以查找，但《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初印达6万册，历史稍久的图书馆都有藏书。这是为了阅读美国史的人的需要，按历史事件编译了若干资料选辑，分册陆续出版，该书是其中一种。“选辑”是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节译，主要翻译反映“奴隶主的残暴统治”、资产阶级与奴隶主合污以及黑人为解放事业而英勇斗争的材料。署名参加翻译的共有9人：周基堃、查良铮、陈文林、王敦书、杨生茂、李元良、张友伦、冯承柏、白凤兰。[18]不过，署名并未具体到相关章节，故实际分工已难以考证。

上述两种文字，穆旦作品整理者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新报》时期资料，李方、张同道等人已经查阅到，且在相关场合有所申述[19]，《穆旦诗文集》不录，主要还是出于一种谨慎的考虑，即署名无法完全确证。美国史的翻译，穆旦家属显然知情（穆旦藏书之中有此书），但相关文字均不述及，其动因应该与对季摩菲耶夫、别林斯基的理论文字处理方式相似，即不那么符合穆旦的既有形象。

穆旦的此类明显带有集体性质的写作与翻译扩大来看，实际上关涉到一些比较特殊的文字的归属问题。

其一，现代中国从事报刊编辑活动的人士，其执笔完成但未署个人实名（署不常见的笔名、化名、减缩名或署“编者”“记者”等）的相关文字，抑或是集体讨论、个人执笔的文字，其归属当如何确定？再扩大来看，部分人士在单位或机构担任职务期间所写下的公务类文字，其归属又当如何确定？考虑到现代以来，从事过编辑活动或担任过行政职务的文学人士不在少数，相关文献的总量并不算少，这实在可说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不妨以沈从文、于赓虞的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为例来简要说明。沈从文曾投入相当精力来创办杂志或主持报刊的文艺版面，可谓卓有成绩的编辑家。其中如1946年10月新创的《益世报·文学周刊》，不仅直接署名主编，发刊辞《〈文学周刊〉开张》也有署名，这类文字自可确断；但更早时期的文字，如《人间·卷首语》（该刊为沈从文、胡也频、丁玲合编，以沈从文为主编）、《小说月刊·发刊辞》（该刊为沈从文、林庾、高植、程一戎编辑）、天津版《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启事、编后记、作品附记等资料（该刊1933年9月创刊，由杨振声、沈从文编辑，事实上沈从文主持大部编务）[20]，来自沈从文与他人合编的报刊，有的署名“编者”，有的未署名，尽管沈从文被认为是“主编”或“主持大部编务”，但其权属问题并不清晰，《沈从文全集》径以“编者言”为题收录，也就可待推究。

相比之下，《于赓虞诗文辑存》的处理更为谨慎，编者在于赓虞全部文章之外，单列“疑似于赓虞佚文辑存”，其中就包括他所编辑的《华严》杂志《编校以后》两篇（署名“记者”，该刊另一编辑为庐隐）以及《平沙》杂志的4篇编后记（未署名，该刊编务人员还包括汪漫铎、叶鼎洛），《编者说明》对实际情况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因无法确断，故作疑似案例来处理。[21]

其二，新中国成立之后，“集体写作”现象乃至“写作组”多有出现，如集体写作文学史、批判文稿以及集体翻译等。其对象选择与实际文风带有很强的时代烙印，署名问题有时也难以厘定（集体署名而非个人署名，或使用笔名、化名等），此类写作现象日后往往面临着历史认知的问题，或按下不表，任其湮没，或成为争论不休的公案。此一方面，《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可算是很有意味的一个例子。《新诗发展概况》是一本由“特定时代催生”的书，由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1956级学生谢冕、孙绍振、刘登翰、孙玉石、洪子诚、殷晋培六人，于1958～1959年共同撰写完成的“红色文学史”。五十年之后，五位依然健在的作者“对这一文本，连同这一文本产生的过程，进行清理和反思”——“主要不是做简单的自我指责，不是站在对立位置上的意识形态批判，而是在参照思考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呈现推动这一事情产生的历史条件，和这些条件如何塑造写作者自身。这既涉及整体性的政治、文化气候，也与个人的生活经验、思想情绪相关”[22]。文献权属清晰（各章节均有署名），各位作者直面历史且借此对历史叙述展开反思，这类现象是比较少见的，但当事人日后在出版个人全集或多卷本文集时，是否乐于将其列入？这显然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从上述情况来看，穆旦两类带有集体性质的文字未能归总，既关乎编者、家属的谨慎态度与历史认知，也暴露了当下语境之中此类文献的权属问题。

档案文字与未刊手稿

以上穆旦的集外文字都已公开发表或出版，虽有较大的查阅难度，但终究还是有迹可循的。相比之下，档案文字与未刊手稿有赖于相关部门或家属的解密，一般读者一时之间显然还难以察知。

穆旦生前所在单位档案馆所存穆旦个人档案始于1953年从美国留学回来之初，止于1965年“文革”前夕。除了一些零散材料外，共有8份履历表格或思想总结类材料。其中，所填各类表格有5份：1953年2月21日的《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登记表》、1953年6月的《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1955年10月的《履历表》、1959年4月19日的《干部简历表》、1965年的《干部履历表》。思想总结类材料有3份：1955年10月的《历史思想自传》、1956年4月22日的《我的历史问题的交代》、1958年10月的《思想小结》。此外，南开大学相关人事、事件档案也比较完备。此前，坊间关于穆旦生平经历类材料文字极少，基本上都是穆旦家属的回忆类文字。借助档案材料，穆旦生平经历之中若干晦暗不明之处得以澄清，穆旦与时代文化语境之间的关联也得以恢复。

这些档案文字，“思想小结”等属检讨材料，“履历表”中的陈述类文字基本上也是检讨语调，从中不难看出时代语境的面影——20世纪50～1960年代，思想改造政治运动频发，检讨大面积出现，据说，1949～1957年即有过“六次检讨浪潮”。检讨有着群体性、规模性、频繁性、相关性和连带性等特点，文本形式则包括“自我批评”“自我批判”“检查”“交代”“思想总结”“思想汇报”“学习总结”“自传”等，以及“很多意在检讨而‘名不符实’的‘隐晦文本’”，如费孝通的《我这一年》，以及书籍序跋这类“更为隐晦的检讨文本”；检讨保存形式则包括“发表在报纸、杂志等媒介的公开文本”“向党组织上交、当众宣读或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张贴宣传的半公开文本”“秘密领域内的‘潜在文本’”——“当事人的心得、书信和日记”，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口头检讨。[23]以此反观，《穆旦诗文集·2》所录文字中，曾刊于《人民日报》1958年1月14日的《我上了一课》属公开检讨，1959年1月1日至1960年3月23日和1968年10月26日至1969年2月18日间的“日记手稿”属“潜在文本”，上述档案文字则可归入“半公开文本”，至于口头检讨，可想而知也是相当多的。

从作家文献的整理来看，较早的时候，检讨类材料基本上并不被录入。但近年来，此类材料的整理与研究已呈现出新动向，被收进作家全集或专题出版，聂绀弩、郭小川、沈从文、王瑶等人的全集均有较多收录。最引人注目的则当属邵燕祥、郭小川等人的此类材料的处理：邵燕祥本人先是结合检讨材料，作《沉船》，勾描了一个知识分子如何“死在一九五八”[24]；后又自行编订《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所录主要为1966～1970年的“思想检查”类材料。[25]郭小川的材料则由家属整理完成，据说现存郭小川的检查交代（小传、自我鉴定、检查交代等）和批判会记录共有40余万字，先是《郭小川全集·补编》[26]收录“与作者生平、创作及思想关系密切的部分”，共约25万字；稍后，又以《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27]之名专题出版。两者在篇目上多有差异，统合起来看，应是囊括了郭小川绝大部分此类文字。而且，此一专题图书封面有按语：“一位党内高级干部的检查交代”“本书献给不愿出卖自己，坚守社会良知的人们”。图书后半部分为“谁人曾与评说——审视郭小川”，录有邵燕祥、洪子诚、钱理群、王富仁等人的文章，封底摘录有洪子诚的文字：“他为了所犯的‘错误’和‘罪行’多次检讨，作出真诚的忏悔和反省，但始终坚持着心灵和人格的高贵。”以此来看，该书在展现特殊历史材料的同时，也包含了家属和编者对郭小川形象的塑造。

当代中国历史风云变幻，相关政治文件或档案材料的解密程度相当低，作家文献的辑录又往往止于写、译类文字，作家与时代语境之间的内在关联往往难以得到有效透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与时代关联紧密的各类政治材料的发掘，对研究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陈寅恪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28]。《郭小川全集》甫一出版，即被认为包含了“新材料”，揭寓了“新问题”——按照洪子诚先生的说法，新时期最初几年，“是郭小川最受读者和批评家热情关注的时间”，此后“逐渐退出诗界关注的中心”，似乎已经“失去在新的视角下被重新谈论的可能”，但随着包含了“大量的背景材料和诗人传记资料”的《郭小川全集》的出版，“作为当代诗人、知识分子的郭小川的精神历程的研究价值得以凸显，也使其诗歌创作的阐释空间可能得以拓展”；扩大到当代文学研究来看，它也“有助于更切近地了解这一时期文学和作家的历史处境，和文学的‘生成方式’的性质”，推动“‘当代文学’研究的改善和深化”[29]。

“检讨文化”已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思想史的重要命题[30]，“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的探讨囿于资料——档案缺失或无法利用，往往困难重重，但也可说是当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已经并将继续得到深入讨论。[31]穆旦的这些档案材料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无疑也符合文学史或思想史研究的新动向。

至于穆旦未刊文稿，实际量并不大，但有一个受关注度比较高，即穆旦晚年所作、至今秘而不宣的叙事长诗《父与女》。该诗以知青故事为框架，可能是写于1970年代中段。1977年初，穆旦在致友人信中谈到，因译了拜伦叙事诗《贝波》，“仿它写了几百行的叙事诗”[32]，所提及的应该就是《父与女》。穆旦晚年可能毁掉了一些文稿[33]，但《父与女》被精心收藏，应是穆旦有意想保留下来的。[34]后来，此诗曾在极小范围的朋友圈内流传过。由于一些原因限制，这里也不便对《父与女》展开讨论，但考量其何以未收进《穆旦诗文集》，多半还是因为涉及“文革”人事，因“其观点的鲜明和言词的犀利”[35]而暂时不便发表——题材敏感性，家属的戒备，个别知情人士的信息透露（主要是在海外媒介），这些都为晚年穆旦保留了某种话题性。但未刊手稿方面所出现的这种状况，在现当代作家文献的整理过程中，也属常见现象，只是原因各不相同而已。

结语

总体来看，中国现代作家文献仍然具有较大的辑佚空间。较多集外文的存在意味着作家既有形象面临着新的调整——穆旦集外文的较多发掘，既能微调其形象，也能凸显其与时代语境更为深入的关联。其他作家集外文献的较多发掘，此种效应也是相当明显，比如随着沈从文现代时期较多集外文的发掘，将其与全集中相关文章细致参读，则可发现在那个“以《边城》为中心观照而得的沈从文‘文学标准像’”背后，“还存在着另一个更多苦恼的现代文人沈从文”，而这，乃是“理解沈从文半生的‘常与变’以至解放前夕的‘疯与死’之症结”[36]。

辑佚成果的较多出现也孕育了现代文学文献学工作的新动向，显示了地方性或边缘性报刊之于文献发掘、时代语境之于个人形象塑造与文献选择的意义，也能凸显集体类文献的权属、特殊时代文献的历史认知等方面的特殊效应。这些工作涉及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知识理念、操作规范诸方面的内容，无疑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曾刊载于《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

附录 “穆旦集外文”名录

以下所列，为2006年《穆旦诗文集》出版以来的各类“集外文”名录，其中，部分诗文已先后收入《穆旦诗文集》（增订版）（2014年）和《穆旦诗文集》（第3版）（2018年），但仍有较多阙如。这里将57种（类）材料全部列出（仅注明后两版《穆旦诗文集》所收录的情况，未一一注明重刊信息），一方面是作为本篇讨论的背景材料，另一方面则是展现穆旦文献整理的实绩。材料来源包括杨苡、鲍昌宝、解志熙、陈越、李怡、杨新宇、陈琳、马绍玺、宫立、汤志辉、凌孟华、司真真、戚慧、王岫庐、李煜哲等人的论文或所提供的材料。

1.查良铮：《笑话》，天津《大公报》1930年6月7日。

2.查良铮：《管家的丈夫》，天津《益世报·小朋友》，复刊第16号，1933年2月26日。

3.查良铮：《傻女婿的故事》，天津《益世报·小朋友》，复刊第18号，1933年3月12日。

4.穆旦：《这是合理的制度吗？》，《清华副刊》第44卷第8期，1936年5月30日。

5.慕旦：《山道上的夜——九月十日记游》，《清华副刊》第45卷第3期，1936年11月2日，初收于《穆旦诗文集》（增订版）。

6.慕旦：《我们肃立，向国旗致敬》，《清华副刊》第45卷第1期，1936年11月16日，初收于《穆旦诗文集》（增订版）。

7.慕旦：《生活的一页》，《清华副刊》第45卷第10期，1936年12月，初收于《穆旦诗文集》（增订版）。

8.穆旦：《在秋天》，《火线下》第15号，1937年12月28日。

9.穆旦：《祭》，《益世周报》第2卷第3期，1939年1月27日，初收于《穆旦诗文集》（增订版）。

10.良铮：《失去的乐声》，《今日评论》第3卷第24期，1940年6月16日，初收于《穆旦诗文集》（增订版）。

11.良铮：《X光》，《今日评论》第3卷第24期，1940年6月16日，初收于《穆旦诗文集》（增订版）。

12.查良铮：《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教育杂志》第31卷第1号，1941年1月，初收于《穆旦诗文集》（增订版）。

13.路易·麦克尼斯：《诗的晦涩》，穆旦译，分11次连载于香港版《大公报》“文艺”副刊、“学生界”副刊，1941年2月8日、10～15日、17～20日。

14.Michael Roberts：《一个古典主义的死去》，穆旦译，分3次连载于香港版《大公报·文艺》，第1230～1231期、第1233期，1941年11月20日、22日、24日；亦分两次刊载于桂林版《大公报·文艺》第112期、第113期，1941年12月12日、15日。

15.查良铮：《光荣的远征》，昆明《中央日报》，1942年4月6日、10日。

16.〔英〕台·路易士：《对死的密语》（长诗），穆旦译（有《译后记》），《文学报》第3号，1942年7月5日。

17.查良铮：《国军在印度》，昆明《中央日报》，1943年3月1日；其主体内容又以《中国健儿在印度》为题，刊载于《声报》，1943年3月24日。[37]

18.〔印度〕太戈尔：《献歌》，穆旦译，《中南报》副刊《中南文艺》，1943年5月4日。

19.莫扎：To Margaret，《春秋导报》1943年5月25日，初收于《穆旦诗文集》（第3版）。

20.查良铮：《苦难的旅程——遥寄生者和纪念死者》，《春秋导报》第2～4期、第6期、第8～9期，1943年5月30日、6月5日、6月10日、6月26日、7月10日、7月17日。

21.穆旦：《记忆底都城》，《文聚丛刊》第1卷第5、6期合刊《一棵老树》，1943年6月，初收于《穆旦诗文集》（增订版）。

22.〔英〕爱略特：《J·A·普鲁佛洛的情歌》，穆旦译（有《译后记》），《枫林文艺丛刊》第2辑《生活与苦杯》，1943年7月27日。

23.穆旦：《大使从军记》（译文），《联合画报》第42期，1943年8月27日。

24.穆旦：《战争与儿童》（译文），《联合画报》第45期，1943年9月17日。

25.穆旦：《日本北部门户洞开》（译文），《联合画报》第50期，1943年10月22日。[38]

26.穆旦：《武器可以决胜吗？》（译文），《联合画报》第71期，1944年3月17日。

27.穆旦：《格陵兰鸟瞰》（译文），《联合画报》第72期，1944年3月24日。

28.查良铮：《“次要”战场在意大利》，《扫荡报·军事周刊》第10期，1944年5月8日。

29.穆旦：《美国人眼中的战时德国》（译文），《联合画报》第80期，1944年5月19日。

30.H.G.拉沙里夫：《MAQUIS——法国的地下武力》，穆旦译，《联合画报》第82期第6版和《联合画报·副页》第5版，1944年6月2日。

31.查良铮：《致曾淑昭》，1945年4月10日，已收入《穆旦诗文集》（第3版）。

32.查良铮：《赠别》，为1945年6月7日抄寄给曾淑昭，未见刊载，初收于《穆旦诗文集》（第3版）。

33.查良铮：《从昆明到长沙——还乡记》，《独立周报》第5期，1945年12月24日，初收于《穆旦诗文集》（增订版）。

34.查良铮：《岁暮的武汉》，《独立周报》第7期，1946年1月24日，初收于《穆旦诗文集》（增订版）。

35.查良铮：《从汉口到北平》，《独立周报》第7期，1946年1月24日，初收于《穆旦诗文集》（增订版）。

36.查良铮：《从长沙到武汉——还乡记之二》，《大公晚报·小公园》1946年1月24日。

37.查良铮：《回到北平，正是“冒险家的乐园”》，《独立周报》第8期，1946年2月1日，初收于《穆旦诗文集》（增订版）。

38.查良铮：《北京城垃圾堆》，《世界晨报》，1946年3月2日；又以《北京城和垃圾堆》为题，再刊于昆明《中央日报·新天地》1946年6月9日。

39.查良铮：《初看沈阳》，《世界晨报》1946年4月7日。

40.良铮：《重来清华园》，《侨声报·小声》第19～23号，1946年5月23～27日。

41.良铮：《怀念昆明》，《中央日报·新天地》1946年6月14日。

42.查良铮：《致曾淑昭》，1947年3月18日，初收于《穆旦诗文集》（第3版）。

43.主编《新报》期间的文字（待查证）。据穆旦的《历史思想自传》（1955年10月），此一时期“根据地方新闻写‘日日谈’（约二三百字）”，且“共写社论两三篇”。但从目前所查阅的资料来看：（1）署名为“金”、疑似由穆旦所写的“日日谈”文字有数十篇之多，但穆旦作品整理者未将其确证为穆旦的作品。（2）社论，目前仅能查证一篇。

44.1953年回国之后的各类材料，有数十种之多，包括南开大学档案馆所藏的系统资料和散见于坊间的资料。

45.周与良、查良铮：《致佟存德》，1953年4月14日。

46.〔美〕勃特·麦耶斯：《一九五三·朝鲜》，良铮译，《大公报》癸巳（1953）年五月初七日。

47.〔匈牙利〕班雅敏·拉斯罗：《匈牙利的春天》，查良铮译（有《后记》），《译文》，1955年4月号；亦刊于（香港）《文汇报·文艺》1956年11月12日。

48.〔印度〕阿里·沙尔特·霞弗利：《恰赫鲁队长》，查良铮译（有《后记》），《译文》，1955年4月号。

49.查良铮：《致陆海塘》，1955年5月12日。

50.〔苏〕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查良铮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5年。[39]

51.查良铮：《致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9月20日。

52.〔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

53.参与翻译杨生茂主编《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时间可能是在1960年代前期（不早于1963年），署名查良铮，但具体章节不明。

54.查良铮：《致陆智常》，1973年4月18日，初收于《穆旦诗文集》（第3版）。

55.查良铮：《致陆智常》，1973年5月11日，初收于《穆旦诗文集》（第3版）。

56.《父与女》，穆旦晚年所作叙事长诗，具体写作时间不详，综合相关信息，很可能是在1976～1977年。

57.查良铮译：《〈父与子〉和六十年代的文学及政治的斗争》，翻译时间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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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严格说来，作家文献全集或文集的出版与文献校理的精确性之间并不平衡，文献重校有相当大的空间。此一话题所涉及的面比较广，拟另文展开。

[2] 相比于现代期刊目录而言，报纸的文学类副刊目录的编制工作还相当之零散，相关工作亟待展开。

[3] 本篇为2017年定稿，所述为到当时为止的信息，更确切的集外文名录见本篇附录。

[4] 据南开大学档案馆馆藏查良铮档案之《历史思想自传》（1955年10月）。

[5] 张新颖：《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94页。

[6] 单篇译文均未编入《穆旦译文集》，所以这一状况也可能有体例方面的原因。

[7] 《独立周报》不少期数的第8版（副刊版）均明确标示了“文聚”字样。

[8] 参见李怡《地方性文学报刊之于现代文学的史料价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1期；刘涛：《绪论——民国边缘报刊与现代作家佚文》，《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解志熙：《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解志熙：《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9] 参见凌孟华《抗战时期非文学期刊与作家佚作的发掘》，《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4期。

[10] 分别为平明出版社1955年版、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

[11] 参见易彬《“穆旦”与“查良铮”在1950年代的沉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2期。

[12] 查良铮译《英国现代诗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13] 《J·A·普鲁佛洛的情歌》发表时，有《译后记》；晚年翻译时，诗名改为《阿尔弗瑞德·普鲁佛洛克的情歌》，没有《译后记》，但译有关于该诗的简介。

[14] 我曾就这两篇文章询问过李方先生，他的答复大致为：家属手头上有两文的复印件，但当时找不到出处，就没有收进《穆旦译文集》。

[15] 《后记》指出：班雅敏·拉斯罗读到小学四年级即辍学，做过学徒、工人，才能“直到匈牙利解放以后才发挥出来”，1954年10月，曾随匈牙利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介绍阿里·沙尔特·霞弗利小说时则援引苏联作家洪吉诺夫的说法：令人“回忆到早年的高尔基”，以及“莱蒙托夫所描写的一些人物”。这里对作家身份、对写作与政治（“解放”）关系的强调，以及援引苏联评价的做法，都明确包含了政治信息，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之中具有某种典型性。

[16] 据南开大学档案馆馆藏查良铮档案之《历史思想自传》（1955年10月）。

[17] 据2006年4月11日，笔者与冯承柏先生的谈话。

[18] 杨生茂主编《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ⅷ页。

[19] 2006年，南开大学文学院举办穆旦诗歌学术研讨会期间，笔者曾与张同道先生交流过此一问题；李方先生稍后亦有《穆旦主编〈新报〉始末》，载《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2期。

[20] 相关说明文字均据《沈从文全集·16》（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编者的注释说明。

[21] 解志熙、王文金编校《于赓虞诗文辑存（下）》，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94～796页。

[22] 谢冕等：《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所引述的文字出自洪子诚所撰《前言》。

[23] 参见商昌宝《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7～29页。

[24] 邵燕祥：《沉船》，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25] 邵燕祥：《人生败笔》，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26] 郭小川：《郭小川全集·12》，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27] 郭晓惠等编《检讨书》，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

[28]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页。

[29] 洪子诚：《历史承担的意义》，郭晓惠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第362～364页。

[30] 沙叶新：《“检讨”文化》，《随笔》2001年第6期。

[31] 商昌宝的《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是专书讨论，既有总论《检讨：特殊时代的文化现象》，也分“反动作家”“进步作家”、国统区左翼作家和解放区作家，对朱光潜、沈从文、萧乾、巴金、老舍、曹禺、夏衍、茅盾、胡风、丁玲和赵树理的检讨进行了深入讨论。近期的重要讨论则有钱理群《读王瑶的“检讨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3期。

[32] 穆旦：《致郭保卫》（1977年1月22日），《穆旦诗文集·2》，第224页。

[33] 周与良：《永恒的思念》，杜运燮等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1页。

[34] 据2010年5月12日穆旦次子査明传给笔者的邮件：该诗“工整写在几张8开白纸上，折叠成小方块放在一牛皮纸信封里，然后用图钉钉在一个50年代由周叔弢拿来的木质挂衣架的圆盘底座的下面”。1980年代初，査明传在清理该挂衣架时才发现此物。

[35] 何文发的《访书录》（刊香港《沧浪》1997年第8期）在谈到1996年版《穆旦诗全集》时曾提到，“长诗《父与女》，因题材敏感，未能收入”。陈林在《穆旦研究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2期）中，引述王自勉的《艰辛的人生·彻悟的诗歌诗人穆旦》（刊〔美〕《世界周刊》第804期，1999年8月15日），称穆旦遗稿中有一首“因其观点的鲜明和言词的犀利，至今未能公开发表”的长篇叙事诗，虽未点明诗题，但很显然是《父与女》。笔者所见，为穆旦友人所寄的打印稿，并有巫宁坤写的后记。

[36] 参见解志熙《爱欲书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第1～4页。

[37] 凌孟华：《穆旦填补缅印从军经历空白的两篇集外文刍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

[38] 以上三篇以及《MAQUIS——法国的地下武力》在《联合画报》第82期第6版发表时署名为“穆且译”，根据王岫庐《穆旦时论翻译佚作钩沉（1943～194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4期）的讨论分析，当是穆旦的译作，“穆且”为误署。

[39] 1953年12月开始，该译著曾以《文学原理》分册出版（共分三部），1955年7月首次出版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