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外交
浅析韩国“纪念外交”及对中国的启示
李宁
【内容提要】韩国“纪念外交”是指韩国政府与民间组织，通过在特定国家、地区设立纪念设施，开展外交活动的形式。它通过政府与民间组织相互配合，根据不同对象国、不同纪念内容等，有针对性地设立纪念设施，表达其反战态度及对战后遗留问题的诉求，旨在通过纪念外交，提升韩国国际形象，强化与相关国家间的双边关系，增强国内外韩人的爱国心及凝聚力。这一行之有效的公共外交形式可以为中国提供借鉴。
【关键词】纪念外交 公共外交 认知 政府 民间组织
【作者简介】李宁，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所助理研究员，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在培博士研究生。
韩国的“纪念外交”，是指韩国政府与民间组织通过在特定国家、地区设立纪念碑、塑像等纪念设施开展外交活动的形式。作为韩国公共外交的新路径，“纪念外交”在表达反战态度及对战后遗留问题的诉求的同时，也拉近了韩国与纪念设施所在国的双边关系，有助于韩国输出国家文化、塑造国家形象，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公共外交新形式。
二战结束以来，韩日之间对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态度及方式一直存在着严重分歧。无论是“慰安妇”问题，还是战争期间强征劳工等问题，日方的态度、做法都让韩国政府和民众无法接受。因此，由韩国民间团体主导，韩方开始通过在国内外多地设立纪念碑等形式，表达反战情感及对战后遗留问题的诉求。朴槿惠时期，政府开始大力推进这一行动，设立国务总理直属机构，与民间团体、海外韩侨团体密切合作，通过这种纪念形式，增加国际社会对韩国的了解，大大提升了韩国在国际上的正面形象，同时拉近了其与外交大国及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到文在寅政府执政，韩国也并没有因国内政治波动影响到这一公共外交活动的继续推行。时至今日，这种以设立纪念设施为主要形式的外交行为，成为韩国公共外交的重要标签。
一 韩国海外纪念设施的类型
韩国在国外设立的纪念性设施一般分为三种类型：有关二战期间被日强征的“慰安妇”的塑像、纪念碑等；有关二战期间被强征的劳工的纪念碑；有关二战期间韩国在海外的反战事件、人物等的纪念设施。先前，韩国政府曾在海外零星地设立过类似性质的纪念碑，如1997年在塞班岛设立朝鲜和平纪念碑，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强征至塞班岛的朝鲜人，但规模性的集中建设行为开始于2010年之后。
其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围绕“慰安妇”问题设立的纪念设施。2010年，通过在美韩裔团体的不断努力，第一座“慰安妇”纪念碑在美国新泽西州最大的韩裔聚居区——帕利塞德斯帕尔克市建成。这座纪念碑的建成引发了当地日裔美国人的强烈不满甚至抗议，但当地韩侨以沉默抗议应对，展现了大韩民族隐忍坚持的品质，赢得了美国社会的广泛支持。由此开始，在韩国官方的积极支持下，政府与国内民间团体、海外侨团积极合作，在美国设立了多处关于“慰安妇”的纪念设施。2011年12月，韩国民间团体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在韩国首尔的日本大使馆前树立了著名的“慰安妇”少女雕塑“和平碑”；截至2014年11月26日，该组织在韩国国内共主导设立了七座“慰安妇”少女雕像，在美国主导设立了两座“慰安妇”少女雕像。[1]受到鼓舞的在美韩裔团体宣布，将筹资建立更多的“慰安妇”纪念碑，让世人了解这段历史，并警醒后人。[2]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现在美国国内已经建有十几座“慰安妇”纪念碑或雕塑。紧握双拳、表情痛苦的“慰安妇”少女形象和蝴蝶标志成为反对战争、反对反人性罪行的著名标志。
在所有的“慰安妇”纪念碑中，现存于美国卑尔根县的纪念碑尤为引人注目。2013年3月，在美国韩侨的努力下，美国地方政府独立出资，为“慰安妇”建碑。这是美国地方政府首次主动建立“慰安妇”纪念碑，资金由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支付。之前，该地已经建有“与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人权问题相关的”[3]纪念美国奴隶制度牺牲黑人、纪念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纪念被土耳其屠杀的亚美尼亚人、纪念受英国掠夺之苦的爱尔兰人等四座纪念碑。韩国媒体认为，该纪念碑建在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性的、被称为“荣誉之环”（Ring of Honor）的地方，更加有意义。之后，在韩国政府和韩裔团体的努力下，美国新泽西州的尤宁城也由政府出资，建立了蝴蝶标志的“慰安妇”纪念碑。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在韩国政府及民间团体的努力下，“慰安妇”问题已经在美国受到广泛关注，并得到社会主流的支持。
除了在美国建立纪念碑，韩国政府也积极在其抗日时期的主要活动地——中国建立各种纪念设施，现存的已有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等。2013年6月，朴槿惠总统在访华期间向习近平主席提出希望在中方支持下建立韩国抗日英雄安重根纪念碑的请求，中方将原计划的纪念碑升级成纪念馆，并在2014年初建成。2014年5月，韩国政府特定代表团访问纪念馆，并向中方表达感谢。同时，韩国光复军第二支队驻地旧址纪念碑也在中国西安落成。抗日期间韩国义士在中国国土上同中国人民并肩抗战的历史通过在各地不断落成的纪念设施重新被两国民众所认识。
除此之外，在韩国国务总理直属机构“调查对日抗争时期被强征事例及支援国外被强征牺牲者委员会”的主导下，2014年6月，第三座被日强征遇难者纪念碑在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建成。此前，韩国政府曾于2010年5月和9月分别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设立了纪念碑。这些纪念碑旨在纪念那些在二战期间被日军强征到异国客死他乡的朝鲜人。该机构表示，韩国政府计划加快在海外设置纪念碑的步伐，争取每年建立一座纪念碑。为此，政府每年将划拨2亿韩元的预算。[4]
表1 2010年后韩国在海外设立二战相关纪念设施统计
表1 2010年后韩国在海外设立二战相关纪念设施统计-续表
二 韩国“纪念外交”的特点
综观以上韩国开展的“纪念外交”，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纪念外交”中，纪念设施的设立根据纪念议题的不同，其针对的受众国具有明显差异。从表1中可以明显看出，围绕“慰安妇”问题的各种纪念设施，大多设立在美国；有关二战期间韩国在海外的反战复国事件、人物的纪念设施，主要设置在中国；而关于二战期间被日军强征的劳工的纪念设施则主要设立在东南亚国家。
不同内容的纪念设施的所在国存在明显的差异。“慰安妇”问题是二战遗留问题中最受国际社会关心的问题之一，“慰安妇”对韩国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词语。二战期间，日本强制14万～16万朝鲜女性成为“慰安妇”，[5]她们当中的幸存者在日本投降后，忍受着难以启齿的病痛和屈辱度日，慑于传统偏见，不敢公开自己的遭遇。经过数十年的沉默后，日军从军“慰安妇”问题于20世纪90年代初被曝光，一些当年的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揭露日军的暴行。然而日本政府及右翼势力却试图否定“慰安妇”制度的反人类性质，反对“慰安妇”幸存者提出的赔偿要求。韩国政府及社会团体在与日方不断交涉、抗议的过程中，逐渐将“慰安妇”问题上升为世界性的人权问题，并希望在西方主流社会得到更广泛的支持，给日本在舆论和道义上施加压力。鉴于此，在美国建立各种形式的纪念设施增加美国民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得到美国社会更广泛的支持，成为韩国在美国建立相关设施的主要目的。
二战期间，朝鲜半岛成为日本的殖民地，韩国人反日抗日的主战场转移到了中国。许多韩国志士来到中国，一方面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组织临时政府、建立军队，继续反日复国斗争，另一方面也以各种形式参与中国的抗日斗争。所以，在中国，不仅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旧址，还有安重根、尹奉吉这样的抗日英雄的事迹流传。也因此，中国成为韩国设立有关反战事件、人物的纪念设施的主要对象国。
在战争期间，日本还从朝鲜强制征用了80万劳工，[6]其中很多人被派驻到当时同样被日本占领的东南亚国家。在那里，朝鲜劳工和其他国家被强制征用的劳工一起，在日军的军事奴役下工作，其中相当一部分由于恶劣的生存环境、非人的待遇、高强度的工作，甚至是由于完成了工作而不再被日军需要，惨死在当地。为了纪念这些劳工，韩国政府在当地树立纪念碑，提醒世人不要忘记那段共同被军国主义欺压的历史。
第二，在韩国纪念外交中，根据纪念设施内容的不同，其主导设立者也有明显的不同。通过表1我们很容易发现，有关“慰安妇”内容的纪念设施，多是由民间团体出面主导建设而成，而其他的纪念设施，则主要由政府出面主导建设而成。我们还可以看出，韩国政府一般主导在亚洲相关国家设立纪念设施，而民间机构等非政府团体一般主导在亚洲外的其他国家设立纪念设施。这是韩国根据“纪念外交”的不同受众而做出的有针对性的“差别化”对待。亚洲相关国家拥有比较相似的文化，且在二战期间都曾遭受过日本侵略，存在共同记忆，所以在亚洲相关国家，政府的纪念行为被大众广泛认可，政府主导的“纪念外交”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在美国等其他国家，绝大多数民众缺乏对“慰安妇”等历史问题的了解，甚至根本不知道“慰安妇”的存在，对那段历史的认知不足。如果以政府主导的方式自上而下开展“纪念外交”，非但不会起到使美国社会真正了解“慰安妇”问题的目的，甚至可能会引起民众的反感。所以韩国民间团体将“慰安妇”问题与女性问题、人权问题等联系起来，首先通过设立纪念设施的方式使美国社会对此有所了解，进而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加强美国社会对这一问题的认知，赢得其支持，最终争取美国政府在态度和政策上的倾斜。事实证明，这种“差别化”的方式是非常成功的。
第三，在韩国“纪念外交”中，政府与民间团体密切合作、相互配合，提升了韩国“纪念外交”的影响力。韩国海外侨民众多，目前有749万多韩侨散居在全世界17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居住在亚洲地区的韩裔约388万人，美洲地区约289万人，欧洲地区约69万人，中东地区约2万人，非洲地区约1万人。[7]这些韩裔侨民出于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以及在国外结成团体相互照应的心理，组成各种民间团体，积极参与当地事务，成为当地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韩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末向世界大力宣传本国文化和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以塑造本国和平发展形象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海外韩侨的重要作用，因而对海外韩侨事务加大了统筹管理的力度。20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在外交通商部属下成立了韩国国际交流财团、韩国国际协力团、在外同胞财团等机构，其中在外同胞财团就是面向韩裔侨民，“维护在外同胞在居住国中对本民族的认同感，保障自己的权益和地位，增强凝聚力”。[8]在这样的背景下，韩国政府与海外韩裔团体在韩国公共外交中相互配合，适宜政府出面、由政府主导效率更高的项目由政府层面执行，适宜社会团体操作、由社会团体主导能够取得更好效果的项目由社会团体出面。政府主导的情况下，社会团体积极参与；社会团体主导的情况下，政府鼎力支持。这样，既避免了政府外交过于生硬、不易被国外社会接受的尴尬，又减少了民间团体缺少共同方向而导致的资源浪费。在美韩裔团体掀起设立“慰安妇”雕像高潮的同时，韩国政府积极配合，向联合国申请“慰安妇纪念日”，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
第四，韩方在设立各种纪念设施的时候，均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这一点在设立“慰安妇”相关纪念设施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明显。由韩国著名雕刻家金云成夫妇设计制作的著名的“慰安妇”少女塑像，以韩国第一个勇敢站出来揭露“慰安妇”存在及日军暴行的金学顺老人为原型，展现了一位穿着传统韩服的少女，紧握双拳，赤脚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的形象，旁边空着的椅子既是对已经逝去的“慰安妇”老人表示追悼，又有期待大家和她一起反对日本战争罪行的意义，而地上年老的影子则寓意对日本彻底悔意的长久等待。随着一座座“慰安妇”少女塑像在美国落成，韩民族曾经饱受痛苦、现在努力发展的正面形象愈发深入人心，不仅是韩服这种明显的民族标识，韩民族内敛、隐忍、坚强的民族性格也随之表现出来，得到了美国主流社会的广泛认同。
三 韩国“纪念外交”的意义
1965年，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院长埃德蒙德·格利恩（Edmund Gullion）在爱德华·默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Edward R.Murrow Center）成立仪式的演说中，将公共外交定义为“公众态度对外交政策的形成和执行所造成的影响。它涵盖了超越传统外交的国际关系领域，包括‘一国政府在其他国家境内培植舆论；一国利益集团与他国利益集团的互动；有关外交事务及其影响的通讯报道；职业外交官和驻外记者之间的联络与沟通和跨文化沟通的过程’”。[9]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变化，“公共外交是国家软实力提升的重要途径”[10]已成为外交实践和学术研究领域的普遍共识，更有学者认为，公共外交对国家安全等高政治领域同样具有重要作用。[11]由此可见，公共外交作为传统外交的重要补充形式，已经越来越成为国家对外事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传统公共外交“自上而下”的模式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呈现出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体共同作为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影响他国民众的二元模式。[12]这种二元模式，既利用了政府能够总体把握国内国际环境、提出国家外交指导性方向、具有强大资源调动能力的优势，又避免了执行过程中宣传色彩、政治意味明显，不被国外受众接受的尴尬；既利用了非政府组织处理灵活、接受度高的优势，又避免了其方向过于分散、受资金资源制约难有所作为的窘境。
韩国“纪念外交”正是这种二元模式公共外交的最优体现：政府与民间团体相互配合，一方面，紧扣纪念韩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屈辱历史的主题，占领道德高地；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宣传韩国的人文理念。这对提升韩国的国际形象、加强韩国与纪念设施所在国的双边关系、强化海内外韩国人的凝聚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首先，韩国“纪念外交”在多个国家大规模地展开，提升了韩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营造了有利于韩国诉求的国际环境。“纪念外交”的纪念对象是在二战中为国家独立而勇敢斗争的义士、军人和在战争期间遭到摧残、受到反人性对待的百姓，这一点使韩国首先在道义上成为国际社会给予同情和帮助的一方。“纪念外交”的形式并非是大张旗鼓的示威、抗议等强硬方式，而是由政府或民间团体主导、出资，在公共场所设立无声却具有深刻意义的纪念设施，将历史实物化、固定化，并将其意义从纪念历史上升到反人权、反人性的高度，以此来表达韩国民众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对法西斯罪行的痛恨，以及坚决反对战争的感情。这种形式所展现出的内敛而坚韧的民族性格，得到了纪念设施所在国民众的赞赏，使纪念外交取得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韩国人站在正义的一方、不忘历史又面向未来的积极形象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同时，韩国也通过纪念外交，营造了更加有利于其解决关于强制劳工、“慰安妇”等历史问题的诉求的良好国际环境，这不仅包括一边倒的舆论支持，还包括政策、资金等各方面的倾向性支持。例如2014年，在日方指责中方应韩方请求建立安重根纪念馆时，中国外交部回应：安重根是著名的抗日义士，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不接受日方所谓的“抗议”。在开馆后，外交部进一步表示，“我国政府认为在义举现场设置缅怀受韩中两国国民尊敬的安义士的纪念馆非常有意义”，“希望借此机会，让东北亚各国谨记安义士主张的‘东洋和平论’的崇高精神”。[13]又例如在美国，有地方政府认为人们应该更多地了解“慰安妇”问题及相关历史，所以决定独立出资设立纪念设施；2013年，纽约州议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决议，指出“慰安妇”制度是反人道主义罪行，其残酷程度没有先例；[14]美国加利福尼亚联邦地方法院驳回了日裔居民要求撤走象征“慰安妇”问题的少女雕像的提议；[15]2014年，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财政年度拨款法案，首次把“慰安妇”议题收入国会法案，敦促日本政府正视这一问题并道歉。[16]这些事例充分说明，韩国的“纪念外交”在塑造韩国崇尚和平、支持人权的国家形象和营造有利于自身诉求的国际环境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其次，韩国的“纪念外交”通过有针对性地在相关国家设立纪念设施，营造出韩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共同历史联系感，拉近了感情，强化了韩国与目标对象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公共外交的核心是咨询和理念的跨国界流通。[17]韩国政府和民间团体所做的，正是通过“纪念外交”的形式，将二战期间所发生在韩国民众身上的骇人经历及战争受害者对这些罪行的观点展现出来，一方面，唤起与之有共同经历的国家的历史记忆，引发共同话题，营造共同患难的共情感；另一方面，向可能对有关议题产生影响却不了解相关历史的国家民众进行宣传，增加其对韩国相关诉求的理解与支持，进而影响所在国政府的态度。在这一过程中，韩国与对方政府或民众之间的观点交流、思想碰撞，最终形成共识。无论是以上哪一方面，对韩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都具有相当的促进作用。韩国政府在中国及东南亚国家设立的安重根纪念馆、光复军旧址纪念碑、被日强征遇难者纪念碑等，无不说明这些国家对二战期间日军所作所为的认识与韩国是相同或相似的，双方在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这种历史共同记忆将成为双边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安重根纪念馆落成后，韩国媒体评价：“安重根纪念馆的落成是中韩两国密切合作的结果。中韩两国共同拥有悲痛的历史，合作纪念烈士、警惕日本右翼政治势力抬头，这符合中韩两国的共同利益。”[18]随着一座又一座关于“慰安妇”的纪念设施在美国各个城市不断设立，美国政府也对这一问题表现出倾向性。2014年4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访问韩国时，就曾公开指责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制造的“慰安妇”问题严重侵犯人权。[19]在这一认识基调上的韩美双边关系，无疑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由此可见，韩国纪念外交对于推进与相关国家的共同历史共识，拉近双边关系具有相当程度的促进作用。
最后，韩国“纪念外交”拉近并细化了韩国与海外韩侨的联系，提升了国民与韩侨的民族感情和国家凝聚力，是政府与民间合作开展公共外交的典范。前文中提到，韩国拥有数量众多且居住地相对集中的海外韩侨，这些韩侨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在文化上，他们重视民族文化传统，本身就是母国文化最好的载体，且同时具有本地化特征，熟悉所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及所在国国民的思考方式，因此这些侨民本身就是一笔丰富而巨大的财富。韩国政府非常重视对海外韩侨的联络与管理工作。韩国在外同胞财团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构建“全球化韩人网络”，即通过类似韩商大会等经济、文化活动，将全球无论年龄、职业、所在地等的所有海外韩侨整合成“世界韩人网络”。韩国政府通过这样的“网络”维系与海外韩侨的联系，活化了巨大的海外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而韩国“纪念外交”无疑使这种联系更加具体化。同时，由于“纪念外交”承载了韩国人对历史的感情，能够担当海外韩人的精神依托，所以更具备了提升民族向心力的作用。
四 余论
“纪念外交”，作为韩国公共外交的一种成功形式，它的内容、特点及意义可以为中国的公共外交提供以下几点借鉴。
一是公共外交的出发点要有道义根基支撑。《墨子·非命上》中说：“义人在上，天下必治”，在《吕氏春秋·似顺论》中也有“义，小为之则小有福，大为之则大有福”的名言，这里的“义”，都是指道义。而在公共外交中的“道义”，笔者认为应该是正当性与互利性。在公共外交中，出发点的正确性，宣传时的正当感，都是其能够发挥作用的重要支撑。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类似韩国“纪念外交”开展的正义性在中国开展公共外交时就显得尤为重要，能够相对减少有针对性的猜忌、怀疑等。
二是应该注重公共外交中的文化内涵因素。基于文化在国际政治上的战略意义，以及在国际外交事务中的深刻内涵，各国都把拓展其在海外的文化影响作为外交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20]从国际文化交流的实践看，许多国家在开展对外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时都有自己的外交战略考虑，而不是“为文化而文化”“为艺术而艺术”“为教育而教育”“为交流而交流”。[21]简而言之，就是要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贯彻国家的外交战略，使对方即使与我们存在文化差异，也能够理解、认同我们的文化、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进而支持我们。在这样的过程中，如果不能使对方感受并赞赏我们的一些优秀的民族品格、传统文明等，无论公共外交有多么华丽的包装、动人的形式，都无法得到真正的理解与认同。韩国的“纪念外交”表现出韩国人的内敛、坚忍，其认真对待历史、反思过去的民族文化内涵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触动了其他国家的政府、民众主动为其设立纪念设施，并给予舆论、资金、政策等的支持。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更应在公共外交开展的过程中注重文化内涵的表现。
三是根据对象国不同、受众不同，公共外交应该在顶层设计的统筹协调下，对外交开展的主导方和开展的形式、内容、范围等有所区别，并尽量细致化和差别化进行，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当今社会已经进入到多元化时代，不同地区、国家之间，甚至相同国家的不同阶层之间，都存在着认知差异，“一刀切”的办法已经不能适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当今时代，信息传播飞速发展，任何不当的行为都有可能被迅速传播、放大，造成事与愿违的影响，不恰当的公共外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会给缺少话语权的中国公共外交造成一定困扰。而统筹协调下的差别化公共外交则可以以受众易于接受的方式，润物细无声地消弭海外民众对当代中国认知上的偏颇，破除其思维定式，使其正确地认识、了解中国，改变其认知。
四是充分活化海外华侨资源，善加统筹。相比韩国的海外侨胞数量，我国的海外华侨数量更众，遍及地区更广。如前所述，他们既是中国形象在海外最鲜活的代表，又了解当地的社会、人文环境以及当地人的思考方式，因此他们应该成为中国公共外交最前沿的代表者与参与者。更好地拉近与海外华侨的距离，调动海外华侨的积极性、主动性，增进政府与海外华侨组织的协调合作，将会成为我国公共外交工作的基础保障与重要助力。
近两年，中韩之间在越来越多的议题上展开合作。2015年10月28日，由中韩两国的雕刻艺术家共同完成的韩国“慰安妇”少女和中国“慰安妇”少女雕像竖立在首尔城北区汉城大学附近的公园内，[22]自此，中韩两国继共同纪念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安重根义士、光复军之后，又开始在“慰安妇”问题上寻求新的合作，表达共同诉求。今天，“慰安妇”雕像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韩国反对战争罪行、追求和平的最著名的标签。在韩国“纪念外交”的努力下，更多人对“慰安妇”、强征劳工等历史问题加深了了解，更多国家和地区站在韩国一边，谴责日本的战争罪行和缺乏悔过诚意的态度。在这一过程中，韩国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形象，进一步强化了世界范围内韩民族的凝聚力。
2019年下半年，因韩国法院判决强制劳工赔偿问题引发韩日商贸冲突，韩国开展“纪念外交”的努力在此时再次展现成效。日本政府迫于国际舆论压力，不得不一再改变发起贸易战的说辞；韩国内外同心，共同应对危局。韩国“纪念外交”这一公共外交的成功案例，值得中国借鉴。
A Brief Analysis of “Memorial Diplomacy” of ROK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Li Ning
Abstract The ROK’s “Memorial Diplomacy” model refers to the behavior of the ROK’s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o carry out diplomatic action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emorative facilities in specific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is model，through the coope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argeted commemorative faciliti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arget countries and different commemorative contents，expresses its anti-war attitude and demands on the issues left over from the post-war period. With adopting “Memorial Diplomacy”，ROK aims to increase its international image，strengthen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relevant countries，enhance patriotism and cohes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effective model of public diplomacy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by China.
Keywords Memorial Diplomacy；Public Diplomacy；Cognition；Government；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1] 此数据来源于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网站，http：//womenandwar.net/kr/peace-statue/。
[2] 《“慰安妇”斗争韩国零让步》，凤凰新闻网，http：//news.ifeng.com/a/20151229/46869643_0.shtml。
[3] 《美国地方政府将首次主动建立韩国慰安妇纪念碑》，参考消息网，https：//world. cankaoxiaoxi.com/2012/1015/104797.shtml。
[4] 《韩国拟在太平洋岛国立碑 悼念被日本强征遇难者》，中国新闻网，http：//www. chinanews.com/gj/2014/01-13/5728064.shtml。
[5] 苏智良：《慰安妇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第279页。
[6] 《韩媒：新资料证明日本殖民时期强征80万朝鲜劳工》，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14/04-08/6039347.shtml。
[7] 参考韩国在外同胞财团官方网站，http：//www.okf.or.kr/homepage/index.do。
[8] 参考韩国在外同胞财团官方网站，http：//www.okf.or.kr/homepage/business/fund_business.do。
[9] 转引自莫盛凯《中国公共外交之理论与实践刍议》，《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45～56页。
[10] 杨洁篪：《努力开拓中国特色公共外交新局面》，《求是》2011年第4期，第43～46页。
[11]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周鑫宇认为，公共外交不应仅被归于文化、宣传领域，它的各方面政策功能可以有效地作用于他国内政，对国家海外利益保护、应对全球化导致的利益和文化摩擦、推动全球治理等方面具有特殊作用。参考周鑫宇《公共外交的“高政治”探讨：权力运用与利益维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96～110页。
[12] 郑华：《新公共外交内涵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4期，第143～153页。
[13] 《外交部：不接受日方“抗议”中方建设安重根纪念馆》，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120/c1002-24175083.html。
[14] 《美国多地建慰安妇纪念碑 日本团体阻挠促成立法》，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4/0127/c70846-24237069.html。
[15] 《日媒：美国法庭驳回日裔居民“慰安妇像”诉讼》，参考消息网，http：//world.cankaoxiaoxi.com/2014/0807/453010.shtml。
[16] 《美国首次将慰安妇议题纳入法案敦促日本道歉》，新浪新闻，https：//news.sina.com.cn/w/2014-01-17/071029268054.shtml。
[17] 檀有志：《美国学界的公共外交研究简况》，《美国研究》2013年第2期，第128～143页。
[18] 《安重根纪念馆引爆中韩日争吵 日本抗议中韩联手》，环球网，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E1L3。
[19] 《美国设立“慰安妇”纪念碑 幸存者要求日本道歉》，中国青年网，http：//news.youth.cn/gj/201406/t20140601_5293541.htm。
[20] 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2页。
[21] 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第16页。
[22] 《韩中共建的慰安妇少女像将在首尔揭幕》，韩联社，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domestic/2015/10/26/0402000000ACK201510260010008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