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发展江北到锁定苏北

新四军着力发展苏北地区，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方案，它由发展江北的战略设想调整、演变而来。根据当时中共中央的战略考量和新四军的力量布置，发展江北主要是指发展安徽和江苏两省长江以北的区域，兼及河南、湖北、山东邻近以上两省的地区。发展江北，是从新四军的角度表述，因当时新四军的主力在长江以南的皖南和苏南地区，下一步的可能发展方向是长江以北。从中共中央层面言，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在华北地区获得较大发展，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案。“华中”在地域上指的是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地区，基本等同于江北。因此，新四军发展江北的战略设想，实际从属于影响更大的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设想，也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述。

1939年春，新四军的发展形势是：皖南有叶挺和项英领导的军部，苏南是陈毅、粟裕的部队，皖中有张云逸、高敬亭的部队，还有彭雪枫在豫皖苏边区率领的部队。总体而言，力量较为分散，且没有大片的巩固根据地。新四军发展的重心应在哪里？是军部所在地皖南，还是其他地方？1939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明确指出，发展江北为新四军的战略方向，堪称一份纲领性文件。[2]这份指示实际上进一步确定了六届六中全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案。要而言之，江南因为国民党势力的强大，很难发展，华北已有较大发展，接下来的发展方向便是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的江北地区，即华中地区。由皖中的江北指挥部（1939年5月正式成立）承担发展华中的主要任务，并安排八路军一部南下和新四军军部一部北上，配合发展。除张云逸外，中央要求项英或陈毅前往江北指挥部主持。可见，发展华中主要依靠新四军力量，因华北八路军在当时政治环境下不便大规模南下。

既然“发展华中”的任务由江北指挥部承担，中央遂决定加强该部军政力量，派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皖东直接领导。中原局成立于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的1938年11月，所有长江以北、陇海线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归中原局领导。[3]可见，中原局的管辖范围即为华中地区，中原局的成立本身便是中共实施发展华中战略的具体体现。1939年9月，刘少奇和徐海东一行从延安出发，经竹沟镇前往皖东。徐海东与刘少奇随行的原因是，项英未按中央指示，自己亲往或者指示陈毅前往江北支持张云逸，[4]中央不得不派徐海东前往皖东。12月初，刘少奇和徐海东率中原局领导机关及干部300多人，到达定远县藕塘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与张云逸会合。[5]徐海东担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此后，刘少奇以中原局书记的身份在政治上直接领导江北指挥部，加强了江北与延安的联系。他大力贯彻发展江北的战略意图，放手扩充武装力量，第四、五支队战斗力获得快速提升。后来的历史表明，刘少奇是发展苏北最重要的促成者之一，但他和项英、陈毅之间，也多有观点分歧。

事实上，刘少奇从延安前往藕塘的途中，即1939年10～11月，也正是中共发展江北战略进一步成熟并细化方针的时期。这一方面得益于重庆南方局的形势判断，另一方面也与刘少奇向延安汇报豫东和皖北沿途情况有关。南方局主张：鉴于新四军在江南的困难环境，应秘密地以一部坚持江南，主力分批到江北发展。在江北组织军队和政权时，需注意发展方式，不要与桂系的廖磊增加摩擦；如果发生摩擦，只宜在地方交涉，就地解决，不宜在重庆交涉。江北发展的主要地区应放在津浦路以东。[6]刘少奇经过彭雪枫所在的豫皖苏边区时，认识到应在该区域以永城、夏邑、萧县、宿州为中心建立巩固根据地，下一步再到津浦路以东去创建苏北根据地。[7]可见，着重于向津浦路以东发展，是南方局和刘少奇的共同判断。津浦路以西主要为桂系地盘，津浦路以东是韩德勤的地盘。韩德勤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是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心腹，[8]属于蒋介石中央军一脉。在津浦路以东发展，避免与李宗仁、廖磊产生激烈摩擦，符合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对桂系的缓和态度。更重要的是，津浦路以东有大片沦陷区，与中共向敌后发展的既有方针契合，长远看可将国民党军甩在身后，减少摩擦。11月19日，中共中央做出“江北新四军应猛烈向东发展”的指示：“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9]指示中有关“广泛猛烈”“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的表述，传递了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强烈决心。与此同时，延安也提醒，发展区域是在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并避免与韩德勤的基本区域发生冲突，体现了积极发展战略中的慎重态度。

中共中央1939年春的意图是以皖东江北指挥部为发展华中的主要力量，但刘少奇1939年底到达皖东后，对形势做出较为悲观的判断。一是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减员幅度很大，人数不足，而且地方工作薄弱，建立根据地的观念微弱；二是国民党军正调集兵力，压迫江北新四军到江南。[10]所以，在皖东只能求得有限度的发展，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最佳时机已经失去。相应的，依靠第四、五支队向苏北发展就有困难，刘少奇建议：依靠豫东、皖东北彭雪枫和张爱萍力量向苏北发展，并与鲁南八路军联系。江苏北部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我们的突击方向。[11]也就是说，发展江北的战略设想在1939年春明确后，到1939年底进一步具体为着重发展津浦路东地区，最后锁定于苏北地区；依靠力量也从皖东的江北指挥部转为豫皖边区和皖东北的彭雪枫、张爱萍部及鲁南八路军。

不过，皖南新四军军部项英（时任东南局书记）对大力发展江北持犹疑态度。1940年1月4日，刘少奇致电项英并报告中央，提出从江南抽调一两个团到江北，再从江北抽调一部分力量到彭雪枫部帮助发展津浦路以东时，虽然中央复电同意，[12]但遭到了项英的拒绝。正如项英此前指出的，军部附近只有3个团，周围的国民党军却有6个师，军部不便抽调和减弱。[13]中共中央在1939年底和1940年初的两次指示中，一方面肯定了刘少奇发展江北的战略，另一方面对不愿大力发展江北的项英也采取些许让步。如指出新四军的退路有二：一为皖北、苏北，二为项英坚持的皖浙赣闽交界地区。再如，中央同意皖南不再抽调部队到皖东。[14]这也可视为中央对皖南项英和皖东刘少奇之间意见分歧的一种折中态度，亦表明中央将皖南及向南发展作为一种备选项，未予完全排斥。刘少奇和项英的分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从北方到南方中共抗日力量的发展状况以及面临的不同形势。正如中共在应对国民党摩擦的办法中指出的：在淮河以北可激进一些；在淮南应有严正的态度对待一切摩擦，在有理有利的条件下反击；在江南，过去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是必要的。项英在皖南受到来自第三战区的压力较大，态度保守，对于军部离开国民政府划定的区域，去江北大力发展，一直持保留态度。另外，江北指挥部和江北军事归中原局刘少奇领导，皖南部队和苏南部队（包括苏皖支队）归东南局项英领导，这也应是项英对发展江北不甚积极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位于长江以南的陈毅，在苏南贯彻了与皖南不同的方针。陈毅认识到，以茅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区域太小，活动困难，需要冲破国民政府的各种限制，大胆地向东、向北发展。早在1938年底至1939年初，陈毅领导的管文蔚江南抗日挺进纵队便攻下长江中的扬中岛，进而北渡长江，控制长江北岸江都仙女庙以东的大桥、嘶马、吴家桥一带。这样，从丹阳北部到扬中，从扬中到大桥，一块跳板在长江上架设起来。[15]除了军事挺进外，陈毅特别注意做苏北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的统战工作，二李部队是新四军一踏上苏北土地首先面临的国民党力量。他们与韩德勤有隔阂，部下复杂，其中二纵队司令颜秀五的立场偏左，是陈毅最关心的人之一。[16]1939年8月，陈毅与管文蔚第二次到江北时，请颜秀五来长谈，希望他做好团结李明扬和其他纵队司令的工作。[17]9月，执行向东发展任务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以叶飞率领的新四军第六团为主力）与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发生摩擦，为缓和国共双方的紧张关系和避免摩擦损失，陈毅果断让江南抗日义勇军西返，撤至扬中，与管文蔚的“挺进纵队”合编。[18]合编后的部队沿用“挺进纵队”的番号，[19]经过整训，成为发展苏北的新四军主力。上文提到的1939年底和1940年初中共中央的两次指示，均建议陈毅派有力部队过江，向苏北发展。1940年初，正值日军3000多人分数路进攻扬中，挺进纵队决定将主力撤出扬中岛，开往江北吴家桥一带，[20]正式踏上苏北土地。

1940年初，江南新四军挺进纵队主力北渡长江，是陈毅1938年离开皖南山区，东进苏南后审时度势的必然结果。他认为，苏南除了上文提到的地域狭小外，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负责人冷欣还沿着苏浙皖边区山麓重重设防，随时都有把新四军皖南和苏南两部隔开、分别吞噬的危险。另外，苏南日军势力强大，新四军频繁与日军作战，拼消耗，久而久之，就可能被消灭。[21]反之，发展苏北，是到日军的后方发展，可以背靠山东八路军，广泛地开展游击战。在苏南平原水网地带两年的活动经验，也让陈毅对于向苏北平原发展充满信心。离开一般认为更易发展游击战的山区，来到掩护较少的平原地区作战，确实有一定的危险和不确定性。但是，平原地区有更多的群众、更丰富的物产，是新四军壮大发展的重要保证。此时，陈毅在苏南没有自己的电台，无法与中央进行独立、频繁的联系，但他的想法与中央较为一致，也正是陈毅领导的挺进纵队主力最早在苏北立足，迈出发展苏北战略的关键一步。

从1938年秋到1939年底，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共同确定了发展苏北的战略，它由发展江北（“发展华中”）、发展津浦路东的战略演变而来，最后锁定于苏北地区。发展苏北的主力原计划由皖东的新四军第四、五支队担任，后改为由皖豫边界的彭雪枫部和鲁南八路军担任，最后实际执行中又有变化，以陈毅部为主。苏北虽是敌后地区，但发展苏北还是威胁到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的利益，中共决定避免韩德勤的基本区域，谨慎维护国共合作局面。1939年和1940年之交刘少奇带领中原局机关抵达皖东，与张云逸领导的江北指挥部会合，以及1940年初苏南陈毅指挥的挺进纵队主力到达长江以北的江都县，标志着发展苏北进入实质启动阶段。皖南军部项英虽然不反对发展江北，[22]但认为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是江北的第四、五支队和八路军一部南下。他坚持长江以南的皖南和闽浙赣山区仍是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因此不愿派更多的皖南军队到江北，更不愿率领军部主力尽快北渡长江，这是中共执行发展苏北战略中的极大不确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