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导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这是“国家治理”第一次出现在党的文件中。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2]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是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必然要求。

“国家治理”作为学术概念由来已久。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国家治理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诸多积极成果。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从哲学包括政治哲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而且，目前关于国家治理的研究成果，在理论模型上偏重西方国家治理理论，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和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马克思十分重视对国家问题的研究，并将之作为唯物史观研究的重要环节。作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唯物史观必须回答“国家”这一人类史上最重要的社会组织是如何产生的、其本质和职能是什么、它的未来发展形态如何等问题。正因如此，马克思在他早、中、晚各个时期的著述中，对国家问题做了大量论述。马克思的著述中，并没有直接阐释“国家治理”问题。但是，马克思关于国家问题的论述，蕴含着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和重要方法，有待我们进行系统挖掘和深入研究。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笔记尤其是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做的笔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1884年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他的这本著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遗愿”，是为了“补偿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集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特别是国家起源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20世纪初到30年代中后期，列宁、卢森堡、葛兰西等人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这一时期，尤其要注意列宁的贡献。列宁的一些著述，如《国家与革命》、晚年“政治遗嘱”等，包含了丰富的国家观。《国家与革命》是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经典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全书不仅回顾、总结了马克思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还专章阐述了恩格斯的观点，并对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的国家观进行了批判。列宁对国家的阶级本质、如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以及国家消亡尤其是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由此，《国家与革命》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如果说《国家与革命》阐述的是一个革命政党及其领导人对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那么，列宁晚年的“政治遗嘱”则包含了列宁对一个政党取得国家政权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包括民主政治建设的思考。需要说明的是，当前学界对于“政治遗嘱”这一称呼，以及哪些文献可以归入“政治遗嘱”还有一些争论。但可以相对确定的是，列宁晚年重病缠身，从1922年12月23日一直到1923年3月2日，列宁口授了一些书信和文章。这些口授的著述包括三篇给即将召开的俄共（布）十二大的信件，以及《日记摘录》《论合作社》和评论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的《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五篇文章。在晚年口授的这些著述中，列宁思考的核心问题就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针对当时苏联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如何切实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列宁提出要“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3]。遗憾的是，天不假年，列宁的这些深邃思考随着他生命的结束而结束了。

这一时期，卢森堡的思想也是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极大发展，她的一些思想在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她的诸多著述中，有两篇争议颇多，即写于1904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和1918年的《论俄国革命》。在这两篇著述中，出于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强调，她批评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出于对“最无限最广泛的民主和舆论”的强调，她批评了十月革命中采取的某些激进措施。但是，列宁和卢森堡之间的分歧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分歧。所以，列宁认为，不管卢森堡犯过多少“错误”，“她始终是一只鹰”[4]。今天看来，卢森堡的一些观点尤其是对俄国革命的反思，值得我们重视。波兰的霍赫弗尔德就指出，卢森堡是较早对俄国革命进行反思的理论家，她当年提出的一些观点虽被批判，却具有强大的思想活力。譬如，卢森堡曾警示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如果法律和民主保障遭到破坏，或者哪怕受到限制，这个革命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蜕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如果缺乏社会主义民主，缺乏群众的参与和监督，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蜕化变质。再如，卢森堡反对把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当作战略和策略的样板向国际工人阶级推广，因为俄国革命仅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专政的一次试验而已，盲目推广是有害的。遗憾的是，和后来的葛兰西一样，卢森堡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还遭到了激烈的批判。直至20世纪60年代，卢森堡的思想才获得应有的重视，在国际上引发了对其著述进行出版和研究的热潮。

这一时期值得重视的思想家还有意大利的葛兰西，他的《狱中札记》涉及领导权理论、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意识形态的作用等问题。葛兰西审视了斯大林式的苏联国家，批评了“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的贫乏性，指出“俄国的试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具有普遍价值。葛兰西认为，与政治斗争从“运动战”向“阵地战”的转变相适应，无产阶级要建构更为灵活的国家概念。它不同于传统的“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概念，它需要平衡各种力量，要求达成各阶级之间的“妥协”。此外，葛兰西非常重视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发展史上，葛兰西提出了极富原创性的“文化领导权”概念，并被誉为“上层建筑理论家”。葛兰西认为，领导阶级除了依靠强力来维持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外，还积极塑造其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在葛兰西看来，“国家是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的整体，领导阶级凭借这些活动不仅维护并辩护自己的统治，而且能够获得被领导者的积极认同”[5]。葛兰西的国家理论，尤其是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对传统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继承和超越。20世纪70年代以来，“葛兰西研究”逐渐成为国际学界的显学。21世纪初，各国学者从知识分子理论与文化领导权、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民主集中制”的国家形式等不同视角对葛兰西的国家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大批积极成果。

除了上述几位代表性人物外，布哈林对国家问题的研究也很有特色，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布哈林曾被誉为苏共“党内头号思想家”，他的著述除了广为人知的《共产主义ABC》外，还有两部对国家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值得关注。一是1916年完成的《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该书代表了列宁写作《国家与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阵营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系统研究的最高成果。二是《社会主义及其文化》，此书稿一度遗失，在布哈林恢复名誉后回到其女斯维特兰娜手中，该书在当代被称为“布哈林预言”。布哈林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职能、官僚化危险以及政治领导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系统阐发。他是较早对在苏联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官吏国家”表示担忧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对研究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由于政治原因，布哈林的著作长期被禁，对布哈林思想的研究一度成为禁区。然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发展史若没有布哈林的位置是不完整的。[6]

20世纪30年代末至6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显得相对沉寂。这种沉寂有其特殊的内外部原因。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以斯大林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所谓“异端”的打压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失去了丰富和多元的土壤，表面上的一元化、系统化理论体系的确立，实际上压缩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发展的空间。当然，一些被视为“异端”的人也曾论及国家问题。如托洛茨基写了《被背叛的革命》一书，批判了斯大林模式的各个方面，书中对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结构的批判性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又一次重大发展。此外，从总体来看，20世纪60年代以前，国家问题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中心话题。佩里·安德森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和运行方式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场。

就外部原因而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发展也给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带来了较大冲击。行为主义政治学激烈批判传统政治学的国家理论。在行为主义学派看来，传统政治学把国家的政治制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对国家制度做静态的描述，使政治学研究具有严重的“价值偏向”，无法保证其“科学性”。因此，他们主张对人的政治行为进行动态研究，奉行“价值中立”原则，确立分析性、经验性和描述性的研究范式，力求研究的精确化、数量化。[7]戴维·伊斯顿是行为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甚至主张用“政治系统”（political system）一词代替“国家”这一概念。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由于斯大林模式的“坍塌”以及凯恩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行其道，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由此引发了国家理论的多次复兴。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唤起了人们从理论上说明国家的兴趣，一些学者从马克思那里寻求理论资源，形成了战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第一次复兴”。其中，多元决定论、国家的自主性等问题在普兰查斯和密里本德的论战中集中体现出来。以普兰查斯和密里本德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分别从结构主义和工具主义的角度出发，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自主性的理论，强调了国家之于社会经济基础和统治阶级的相对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对国家的经济决定论解释。

20世纪70年代初，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在法共机关刊物《思想》上发表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在与镇压性国家机器相对应的意义上，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尤其是葛兰西关于“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理论为基础的。这一理论将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成果“嫁接”到国家理论中，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又一次大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第二次复兴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使国家回到注意中心”成为这次复兴浪潮的标志。持有“以国家为中心”观点的理论家认为，国家具有一种来源于（从更加宽泛的经济和社会之中产生出来的）各种压力和势力的自主性，并且在民族生活和国际关系中，国家居于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中心地位，各种社会因素都是第二位的。[8]

20世纪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兴起了后现代主义的国家理论，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拉克劳和墨菲的国家理论，以及女权主义的国家理论。拉克劳和墨菲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高举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旗帜。他们认为，随着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的衰落以及各种新的社会斗争形式的出现，传统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解释力受到极大削弱，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面临重大挑战。拉克劳和墨菲认为，由于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工人阶级在社会运动中的普遍主体地位已经丧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差异化的、多元的非普遍主体。在激进民主进程中，社会主义的实践主体不能仅仅局限于无产阶级，而应包括社会关系系统中存在各种差异的多样性的主体。女权主义流派在试图使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联姻”的过程中触及了国家问题，其研究包含着使再生产理论和父权制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分析结合起来的尝试。但是，严格地讲，女权主义并没有自己的国家理论，很多女权主义者认为无须甚至主动拒斥国家理论。艾伦就认为，女权主义者应当拒斥现存的各种国家理论，应当集中注意研究诸如家长作风、厌女症、身体、暴力以及快乐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对女权主义者的各种政治关注产生影响。[9]

进入21世纪，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全球化与国家尤其是民族国家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以2002年马克·鲁伯特和哈泽尔·史密斯编辑的论文集《历史唯物主义与全球化》与杰索普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的出版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实现了在新世纪的复兴。正如对论文集《历史唯物主义与全球化》的报道所述：“正当自由资本主义似乎已经得到一种全球崇拜的时候，国际关系研究见证了与马克思及其诸多的、各种各样解释者相联系的思想传统的复兴。”[10]在《资本全球化和跨国国家》一文中，威廉·罗宾逊指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不仅要包括传统的民族国家，还应涵盖跨国国家。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传统的民族国家遭受了巨大挑战，但并没有“萎缩”和边缘化。相反，民族国家已经成为跨国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的功能正发生变化，成为跨国资本统治的传送带。艾伦·伍德在《全球资本，民族国家》一文中则指出，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地域国家并没有被一些超国家的主权所取代，全球化不会导致民族国家的消亡。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离心力仍然在起作用，世界一体化和国家主权之间的冲突是极其明显的。伍德还认为，全球化资本主义可能导致经济扩张主义与政治权威的地域性限定形式之间的矛盾激化。[11]

杰索普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一书中，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战后复兴的进程及产生过的激烈争论。杰索普认为，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方法上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资本理论方法与阶级理论方法。这些国家理论要么是“资本中心”，要么是“阶级中心”。为超越资本理论和阶级理论的局限，杰索普提出了策略关系理论。他主张把国家看成“一个社会关系，它事实上可以作为策略的场所、产生者和结果来分析”[12]。唯如此，才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和未来做出解释和预测。按照杰索普的概括，当代国家理论的五个主要论题是：国家身份（或者国家状态）的历史可变性；国家所具有的相对实力或者弱点；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未来；有关规模、空间、领土权以及国家的争论点；各种治理机制及其明确表达的兴起。[13]

2016年，杰索普编写出版了《国家权力：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书，系统总结了自己的国家理论。他提出，国家理论必须走出欧洲中心论。现代国家和国家理论起源于西欧，欧洲中心论的国家理论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当今时代存在大量非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要建构普遍性的国家理论，必须突破欧洲中心论的理论窠臼。他还指出，国家的职能和作用方式将发生重大变化。国家不会“走向终结”，但是，国家的未来存在将转向“更复杂的、多空间维度的元治理形式”，“发达资本主义未来将进一步从民族福利国家向后民族福利政体转变”，“紧缩国家（the Austerity State）的发展趋势也将得到进一步强化”。面对当今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杰索普的国家理论致力于思考国家形式的变化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紧迫性，为应对国家治理挑战以及展望国家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14]

纵观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以往研究在取得积极成果的同时，仍然需要进一步地深化和拓展。譬如，对马克思国家理论和国家治理思想的文本研究和理论阐释是基础性的工作，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夯实。再如，结合中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国家治理思想的中国化和时代化，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原则。

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国家治理思想为指导，积极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一方面，我们在理论上要以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为基本指引，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包括西方国家治理的有益成果；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理论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在化解国家治理危机的过程中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也是研究马克思国家治理理论和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所在。

就学术价值而言，伴随着政治哲学和国家理论研究的复兴，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日益受到关注。但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饱受误解和非议。一种较为常见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革命和专政理论，不符合当代国家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从理论角度系统挖掘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将有助于回应学术界尤其是西方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种种误解和责难，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和国家治理理论的研究。

就现实意义而言，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在国家治理层面，也面临诸多亟须破解的难题。面对这些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方面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采取突破性的改革举措加以化解。否则，这些局域存在的治理问题就有可能转化为执政危机。基于这样的现实挑战和要求，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指导下，积极探索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途径和举措，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和现实借鉴。

为了实现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目标和价值，本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全面阐发和逻辑概括马克思国家理论和国家治理思想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马克思没有撰写专著论述国家和国家治理问题，其对国家问题的相关论述散见于各个时期的政论文章、论战著述中。因此，需要全面梳理、概括马克思早、中、晚期著作中的国家理论和国家治理思想，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和国家治理思想进行系统挖掘和创造性阐发。

二是系统阐释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架构和重要内容，尤其是马克思国家理论及其国家治理思想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方式和作用机制。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在批判总结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和局限、批判吸收巴黎公社等工人阶级政权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和阶级特色。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推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是本书重点研究的问题。本书从马克思国家理论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着重分析了如何积极推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问题。这些研究包括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架构、中国国家治理的意识形态战略、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以及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