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王府私军的问题
于谦见自己劝不动张祁重用成敬，不由意味深长道，“殿下如何不似汉武帝？用人如积薪，竟是后来者居上。”
张祁自嘲一笑，忽然想起在现代时听过的一个段子。
说曾经有一个大善人，常常对自己的家人说，“我心善，眼里见不得穷人，其他地方我管不了，但我家方圆十里内，绝不能有穷人。”
于是，这位大善人的手下家丁，就把大善人家附近所有的穷人统统赶走了。
原本觉得这个段子是在讥讽富人假仁假义假慈悲，而今身临其位才明白，原来这个段子里的“大善人”也未必好过。
张祁心想，本来他不知道成敬的身世倒也罢了，如今既已知晓，他就跟这个段子里的富人一样，见贫贱而心生恻隐，却又无力施为，只得眼不见为净，第一反应，就是赶走让自己难受的“穷人”。
倘或当真委成敬以重任，把他当作寻常奴婢使唤，只怕不出旬月，说不定成敬还没疯，他张祁先得精神病了。
因此，为了自己的心理健康，他决定往后在内廷给成敬安排一个清闲职位，把人舒舒服服地养起来，让他过得好一些。
但要让他把成敬升作司礼监掌印，他是真的做不到。
只是这其中的曲折心思终究不便与于谦明言，想那汉武帝、明宣宗都能毫无心理障碍地让被阉割的士大夫入侍内廷，偏他张祁畏首畏尾，踌躇难决。
这般色厉内荏，岂非坐实了他不过是个纸老虎？
为了不被于谦当作纸老虎，张祁当即便回道，“昔年汲黯谏汉武帝言‘后来者居上’，原是因他恪守论资排辈之制。”
“彼时汲黯高居九卿之位，公孙弘、张汤尚不过微末小吏，然此二人因政绩卓著得以擢升，终至位列三公、爵封列侯，反居汲黯之上。”
“而公孙弘之辈外饰儒术而内怀诡诈，曲意逢迎以媚君上，张汤之流则专务刀笔之能，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以刑狱为晋身之阶。”
“故而汲黯所谓‘后来者居上’，实乃讽武帝重用酷吏之弊，而今本王麾下既无张汤之流以罗织为能，亦乏公孙弘辈以谄媚为事，少司马此言，未免有失公允。”
于谦闻言笑了一笑，转开话锋道，“郕王府的王府官中其实藏龙卧虎，只是殿下未曾慧眼识珠罢了。”
张祁摇了摇头，“汉武帝坐拥百万雄师，而本王连府中护卫都调动不得，何来可用之人？”
这是张祁在成为“假郕王”后，才发觉的一个严重问题，历史上的景泰帝为郕王时，是根本调不动一兵一卒的。
根据明太祖朱元璋分封诸王时的规定，亲王麾下理应拥有指挥三员，千户、百户各六员，为亲王统领“三护卫”，加上六百七十二名正旗军，专司王城戍卫，亲王的入朝，更是可以随侍马步旗军，不拘数目。
在调兵机制上，朝廷与亲王形成双重制约，守镇官发兵必须同时获得御宝文书与亲王令旨，遇有警急，亲王更可统一节制辖区内所有驻军，除此之外，每年冬春之际，亲王还可通过出猎来演武练兵。
然而，这一套由明太祖精心设计的藩王军事制度，在永乐、宣德年间便彻底名存实亡。
明成祖朱棣以藩王身份夺位后，深谙藩王掌兵之害，遂逐步剥夺诸王兵权。
他通过一系列措施，将诸王排除在军事指挥体系之外，即便遇有战事，朝廷也只征调王府护卫，而亲王本人则完全丧失了洪武时期的军事主导权。
不过朱棣在削藩的过程中，却始终对自己的亲生儿子网开一面，汉王朱高煦与赵王朱高燧不仅保留了王府护卫，更享有实际军事指挥权。
后来汉王叛乱时，虽然其勾结朝臣的图谋未能得逞，但朱高煦依旧凭借祖制赋予的“王府三护卫”，得以成功集结兵马发动叛乱。
因为根据祖制，亲王王府护卫指挥、千百户等武职虽可世袭，却需先由亲王核准世袭资格，然后再遣专人持令赴京报备。
尤为关键的是，亲王在王府武官选用上也享有特殊权限，按规定，亲王可直接从所辖军职中选拔千户、百户等武官，只需将人选履历亲署奏本，不经任何衙门中转，直呈御前审批。
这种“专折奏事”的特权，使得亲王在军事人事上保有相当自主权，其选拔的武官更享受与京官同等的俸禄待遇。
因而朱高煦起兵时，即便面对朝廷的绝对优势，他仍能通过对护卫军官施以私恩，以维系“三护卫”对自己的忠诚。
但这一赋予亲王组建私人武装的制度空间，至宣德朝已荡然无存。
明宣宗以更为隐蔽而系统的手段完成了对亲王军权的剥夺，他通过“征补护卫”与“复府军卫”两项政策，以温水煮蛙的方式实现了对王府护卫制度的釜底抽薪。
在具体操作上，朝廷以补充都司卫所兵员为由，逐步抽调王府护卫，同时暗中运作，授意王府官军“主动”奏请回归原卫所。
这套组合拳下来，虽然“王府三护卫”的职衔名目犹存，但其实际兵员已被整体划归地方卫所统辖，亲王与这些名义上的护卫已再无统属关系。
这一变革又产生了另一个连锁反应，随着王府护卫制度的实质消亡，亲王对王府武官的管辖权也随之被一应剥夺。
即便发现王府武官有不法行为，亲王既不能自行治罪，更不得滥用刑罚，必须奏请朝廷处置。
所谓“前人种因，后人食果”，景泰帝朱祁钰正是这一历史因果的典型受害者。
如果历史上的景泰帝在潜邸之时仍能保有祖制赋予的“王府三护卫”，拥有一支由指挥使、千户、百户层层统属的嫡系亲军，那么“夺门之变”的结局将会改写。
在明英宗即将复辟的危急时刻，如果有一支忠诚的郕王府亲卫军据守宫门，构筑防线，即便不能完全阻遏政变，也起码能为景泰帝赢得调兵勤王、召集大员的宝贵时间。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当石亨率领的叛军冲破宫门时，偌大的紫禁城内竟无一支真正效忠于景泰帝的武装力量，于是只能坐视权柄易手。
而张祁则是明初削藩政策下又一个被历史车轮碾过的牺牲品。
倘或朱祁钰原先就能如洪武旧制般蓄养府兵，那么张祁便能继承一支建制完整的王府护卫军。
虽不敢奢望这支亲军能成什么大事，但至少能让他获得基本的安全保障，譬如宫门戍卫可交由亲信千户，贴身防护能托付世代效忠的百户家将，无论如何总会多点儿安全感。
何至于像现在这般如履薄冰，连身家性命都要仰仗张輗、张䡇兄弟在禁中庇护？
更令张祁无语的是，明宣宗将王府护卫划归地方卫所统辖后，依照于谦先前所科普的大明军制，他的王府护卫须经天子敕令、兵部调遣方能调动。
换言之，即便他张祁是真郕王，若想要调动本该属于自己的王府护卫，也得先问过于谦才行。
因此，于谦远比张輗、张䡇兄弟淡定得多，他压根不担心张祁会反客为主。
毕竟，论及兵权，于谦其实才是他们四人之中，唯一一个由朝廷法度认可的调兵实权者。
只是于谦此人颇具君子之风，并没有在张祁面前耀武扬威，此时听得张祁抱怨调兵之难，不过淡然一笑，从容进言道，“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遂致好大喜功，穷兵黩武，重用酷吏，殿下若能礼贤下士，宽恤民下，赏罚无失，纵无兵权，又何患之有？”
张祁心想，拉倒吧！汉武帝虽被诟病穷兵黩武，却稳坐帝位五十四载。
而历史上对你言听计从的景泰帝却区区八载便被废黜，这不正是兵权旁落的血泪教训么？
但眼下并不是与于谦争论王府亲卫军兵权归属的时候。
张祁心知，以于谦那等公而忘私的秉性，纵使他此刻当真握有王府亲卫，于谦也必定会劝他将这支劲旅献出，以解北京保卫战的燃眉之急。
于是张祁含蓄一笑，权作从谏如流之态，“既如此，不知郕王府中，尚有何等卧虎藏龙之辈可堪大用？”
于谦略一沉吟，如数家珍般道来，“王府左长史仪铭、右长史杨翥、审理正俞纲、殿下的伴读俞山、另有现任户科给事中王竑，皆可委以重任。”
张祁闻言，眉峰微蹙，难掩讶异，“王竑竟也是郕王府的潜邸旧臣吗？他不是正统四年己未科的进士吗？那他后来怎么当上的户科给事中？”
于谦正色道，“殿下有所不知，此乃我朝观政进士之制，昔年太祖皇帝见唐宋科举但重词章，元代取士多夤缘请托之辈，故而特创此制。”
“依祖制，鼎甲及前列进士多直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或授承敕监中书舍人，可不经观政，余者方需经历观政历练，方可得授实职。”
“观政进士所历衙门，皆是朝廷机要所在，六部之中，吏部铨选、户部钱粮、礼部仪制、兵部军务、刑部律法、工部营造，各有专司，都察院监察百官，大理寺平决刑狱，通政司掌受章奏，皆是历练要地，就连五军都督府这等军机重地，亦在观政之列。”
“观政之时，观政进士须研习《大明律》及诸司则例，以通晓政务根本，更要随堂官外出办差，实地习练政事处置，每逢乡试之年，多充任同考官，既察士子文章，亦习科举规制，平日还需草拟奏章、参议朝政，以此培养审时度势之能。”
“然至永乐初年，因取士日众而官缺有限，遂有变通，除前列仍入翰林外，余者或留京观政，或分派诸王府为辅佐，更有悉遣归进学者，此为权宜之计，非祖宗定制。”
“及至永乐末年，又有新例，进士及第者多授行人司行人之职以观政，可见这观政之制，实乃因时损益，随国朝所需而变。”
“说来惭愧，下官当年亦是在行人司观政历练，后蒙圣恩擢为御史，而今王竑能在郕王府脱颖而出，其才具之出众，可见一斑。”
张祁暗自盘算着时间线，忽觉其中似有蹊跷，“少司马乃是永乐十九年辛丑科进士，至宣德元年方授御史，前后历时五载。”
“而这王竑，是正统四年己未科的进士，至正统十一年才得授户科给事中，竟历七载之久，这观政之期，怎有如此参差？”
于谦答道，“太祖旧制，原定观政三月即可授官，然近年来进士取录日众，而诸司官缺有限。”
“故而近年所取进士中，第三甲多以王府教授、伴读之缺观政，仍食八品俸禄，二甲、三甲仅留七十员分隶诸司观政，遇缺取用，余者皆遣归进学。”
“故而观政五载乃至七载方得授官者，实为寻常，与王竑同科登第者，至今仍有不少人候缺待职，未能实授，此乃时势使然，非才学之过也。”
张祁一下子就明白了。
这不就是现代的“学历贬值”吗？
随着社会发展，和平年代的繁荣让人才变得不再稀缺，内卷愈演愈烈。
明朝官场大抵也是如此。
国初草创，人才匮乏，区区举人即可出仕州县，一介进士便堪主政一方。
然承平日久，朝廷取士愈众，而实缺愈稀，纵是两榜进士，亦不免蹉跎岁月，即便金榜题名，亦难逃候补待缺之苦，致使莘莘学子虽皓首穷经，终难逃“怀才不遇”之叹。
这么一想，成敬的遭遇则更显凄凉，倘若他不是在宣德年间入仕，而是赶上靖难之役后朝廷急需用人之际，或许就能免遭腐刑之祸了。
张祁默默感叹了一回，方收回思绪，道，“那既然如今朝廷官缺是僧多粥少，按理说该有大批士人争相入我郕王府效力才是，可眼下府中堪用之人寥寥，这却是什么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