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英文版序

此书系在波兰写成，是本人约20年间俄国思想史研究的最终结果。[1]就某种程度而言，此书不仅是我个人努力之产物，也是波兰的哲学史家、社会思想史家以及波兰的俄国文学史家积极的思想交流之结果。我对俄国思想的兴趣源于我许多同胞所共有的一个意识，即对俄国文化感同身受的理解对于波兰人而言至关重要。我十分感激此书背后的这一波兰传统。尽管有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看法，即波兰人似乎对俄国的一切均抱有敌意，但是，甚至在被分裂的波兰也仍有一些学者和作家对俄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传统心怀感激，甚至赞赏有加，他们认为其任务即在俄国和波兰之间构建起思想的桥梁，或更具雄心，在俄国和西方之间构建起思想的桥梁。仅需举出这些事例：最早的俄国革命运动史著之一就出自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路德维希·库利奇茨基之手（此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同类著作中首屈一指）[2]；20世纪初最有影响的波兰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斯坦尼斯拉夫·布尔热佐夫斯基写出了第一部歌颂“民意党”英雄以及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传统的历史小说[3]；最后，波兰天主教哲学家玛里安·兹德齐霍夫斯基是欧洲最早充分意识到俄国宗教哲学之重要性的人士之一（与捷克哲学家和政治家托马斯·马萨里克同时）。当我在巨变的历史背景下开始我的俄国思想史研究时，此处提及的前两位作者曾对我的想象和思维产生了重大影响。

说了这些，我仍很乐意补充一句，即此书也是我经常访问英国和美国的产物。我与英国和美国学者的联系究竟起过什么作用，这很难定义，但如果没有这些联系，此书一定不会是如今这样。在英译本序言中，我觉得这一事实应得到充分认可。

在我的第一本书[4]出版后不久，我获得福特奖学金，在英国和美国进修一年。我的第一站是牛津，在那里我遇见以赛亚·伯林爵士，他对我的想法表现出真正兴趣，并积极鼓励我承担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撰写一本关于19世纪俄国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对峙的详尽专著。之后不久我来到美国，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些虽然年轻，却已崭露头角的研究俄国思想史的美国专家（如理查德·派普斯、乔治·比灵顿、马丁·玛利亚、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乔治·克莱恩等人）中间，他们花费很多时间与我交谈，与我一样意识到了我们共同的研究领域之重要性。俄国思想史在当时的美国（1960）成为一个时髦研究课题，原因显而易见：如同在波兰，这种日益增长的兴趣首先是美国知识分子不断强化的一种意识之表达，即关于苏维埃俄国的更深入认识和理解对于美国而言至关重要，而这样一种理解的关键之一，则只能通过对俄罗斯民族的思想传记之研究去发现。和我的美国同事一样，我有幸与自俄国来到美国的老一辈学者中的一些杰出代表讨论我的想法，如罗曼·雅各布森、亚历山大·格尔申克隆、皮杰里姆·索罗金、格奥尔基·弗洛罗夫斯基神父以及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我有机会做了我的第一次英文演讲。[5]与此同时，我完成了对俄国斯拉夫派进行阐释的第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后来在我的《斯拉夫派之争》一书中得到扩展。[6]

稍后几年，我在牛津大学全灵学院获得极有成效的访问奖学金（1966—1967年暨1973年秋季），这使我得以扩展与英国学者的联系。1976年冬春季，我在斯坦福大学任客座教授。我作为克拉特历史学客座教授在斯坦福大学的逗留，使我又得以结识许多美国朋友（在此我首先想提及的是特伦斯·埃蒙斯教授），我还赢得一个宝贵机会，获得了面对美国学生的教学体验。作为这一体验之结果，我得出结论，即此书可在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被用作一本俄国思想史的指南。

在这一点上，或许应提出某种保留意见。由于我是一名哲学史学者（尽管我的哲学研究方法是历史的，而非纯哲学的），较之于美国大多数俄国思想史著作，此书更重视哲学问题。不过，这里的哲学，连同神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其他思想，并未被视为一个独立学科，而是被当作这些思潮总体历史的一个部分，这些思潮是自启蒙时期至20世纪初俄国思想家的思想结晶。在我看来，俄国思想史的哲学层面相对而言被美国历史学家忽视最多（或许因为他们大多缺乏特殊的哲学训练）。[7]美国学生通常不得不使用马萨里克的经典旧作（尽管无疑很有价值，但已显过时，其写作也源自非常特殊的哲学角度）[8]，要么他们就得自流亡的俄国东正教哲学家那些非常片面的著作中汲取俄国哲学方面的知识，这种情况其实更糟。[9]在此情况下，我希望我这本书的哲学部分不仅有益于美国和其他国家为数不多专攻俄国哲学的学者，也能有益于更多对广义的俄国思想史感兴趣的读者。

此书英文版与波兰文原版基本相同，唯一的重大变化在于注释，为使此书能包含更多最新信息，提升它对英语读者而言的教学价值，我觉得不妨列入更多英文重要文献的版本信息。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因为这一领域的大部分文献均用俄语写成。由于同样原因，我在《俄国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此书的简介，我在文中写道：大量俄文文献和苏联二手文献“为专家们所知，但是非专家们亦可轻而易举地在英文出版物中找到版本信息”。[10]

安杰伊·瓦利茨基

1978年8月

注释

[1]此书波兰文书名为《从启蒙时期到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哲学和社会思想》。

[2]见库利奇茨基：《俄国革命》（L.Kulczycki,Rewolucja rosyjska）（两卷本，利沃夫，1909）。德译本《俄国革命史》（Geschichte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1910年在哥达出版。俄译本是根据作者手稿整理而成的特殊版本，以《俄国革命运动史》（Istoriia russkogo revolutsionnogo dvizheniia）为题于1908年在圣彼得堡面世。

[3]这部小说（1908年出版）题为Plomienie，即《火焰》。布尔热佐夫斯基迷恋俄国文化，他在其著作中对此颇多论述。此外，他还写有一篇关于赫尔岑的精彩文章。

[4]瓦利茨基：《个人与历史：俄国文学史与思想史研究》（华沙，1959）。

[5]演讲稿刊于《加利福尼亚斯拉夫研究》（California Slavic Studies）第2期（1963），题为《俄国斯拉夫派思想体系中的个人和社会：知识社会学研究》（“Personality and Society in the Ideology of Russian Slavophiles: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6]此书波兰文题为《在保守主义乌托邦圈子里：俄国斯拉夫派的构成和转变》（华沙，1964）。波兰文书名着重强调的概念在意大利文译名中得以保留，即《保守主义乌托邦》（Una Utopia Conservatrice）（都灵，1973）。此书英译本为《斯拉夫派之争：19世纪俄国思想中的保守主义乌托邦历史》（牛津，1975）。该书英译本与此书一样，由希尔达·安德鲁斯—卢西斯卡完成。

[7]这种常态的一个重要例外即专业哲学家乔治·克莱恩（George L.Kline）对俄国思想史研究所做出的贡献。有趣的是，在美国，被研究俄国历史的大学生们广泛使用的一部最有价值的俄国思想家选本却题为《俄国哲学》（Russian Philosophy）。见《俄国哲学》，伊迪、斯坎伦、泽尔丁与乔治·克莱恩合编（三卷本，芝加哥，1965）。

[8]马萨里克：《俄国的精神》（T.G.Masaryk,The Spirit of Russia）（两卷本，伦敦与纽约，1955）。此书1913年初版于德国。

[9]两个例子即洛斯基：《俄国哲学史》（N.O.Lossky,History of Russian Philosophy）（伦敦，1952），以及津科夫斯基：《俄国哲学史》（V.V.Zenkovsky,A History of Russian Philosophy），克莱恩译（两卷本，伦敦，1953）。津科夫斯基的书作为一部研究俄国思想中宗教思潮的著作很有价值，但这两本书对于俄国哲学中非宗教思潮的描述均很扭曲。

[10]瓦利茨基：《俄国社会思想：19世纪俄国思想史导论》，载《俄国评论》（“Russian Social Thought: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in The Russian Review），第36卷，第1期（1977年1月），第2页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