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批评家笔下的奥斯特
综观国内外的奥斯特研究，国外多于国内。国外文学批评界对奥斯特的批评主要从其后现代性、“犹太性”和他作品中的空间问题三个方面展开。
目前，国外批评界较为集中地谈论奥斯特的后现代性问题。评论家们从奥斯特作品中的互文现象、追寻的叙事策略、对偶然因素的运用、对传统侦探小说的颠覆等方面入手考察他的后现代性。阿利基·瓦尔沃廖专注于奥斯特作品中的互文性。她在《世界是这样一本书：保罗·奥斯特的小说》（The World That Is the Book: Paul Auster's Fiction, 2001）一书中认为，奥斯特的创作深受美国文艺复兴、法国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作家如贝克特、卡夫卡的影响。因此，她抓住奥斯特小说中的互文现象，试图找出暗含在其作品中的作家、文学文本，相关神话、历史的文化文本和奥斯特自己的作品，探讨它们与奥斯特小说的关系。琼·奥尔卡斯·杜普雷（Joan Alcus Dupre）在博士论文《好斗的父亲/获救的儿子：保罗·奥斯特〈纽约三部曲〉中为生活与艺术的抗争》（“Fighting Fathers/Saving Sons: The Struggle for Life and Art in Paul Auster's New York Trilogy”, 2007）中，从文学上的父子关系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纽约三部曲》中所体现的奥斯特与他的文学之父梭罗、霍桑、爱伦·坡等作家之间的关系。杜普雷认为，“奥斯特的这些文学之父就是萦绕在《纽约三部曲》中的幽灵”[56]。除此之外，沃伦·奥伯曼（Warren Oberman）在其博士论文《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人文主义转向》（“Existentialism and Postmodernism: Toward a Postmodern Humanism”, 2001）中，也单辟一章分析了奥斯特的小说《偶然之音》与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和贝克特的作品之间的关系。在这类论述中，评论家们专注于奥斯特小说的情节与其他作家作品内容的关联度，缺少对除情节之外的其他因素的考察，如奥斯特与卡夫卡、贝克特等犹太作家对空间的思考等问题就没有得到评论家们应有的关注。即使是在针对故事情节的研究上，评论家们也忽略了对奥斯特的作品与犹太历史、文化文本之间关联的探讨。如瓦尔沃廖在专著中只简单地提及奥斯特的小说《末世之城》与大屠杀之间的关系，却没有对此详加分析，而在解读奥斯特的作品与贝克特、卡夫卡小说之间的互文性时，她也没有从犹太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探讨。
勒纳·夏洛（Ilana Shiloh）从奥斯特作品中追寻的叙事策略出发，探究他的后现代性表现。她在《保罗·奥斯特与后现代的追寻》（Paul Auster and Postmodern Quest: On the Road to Nowhere, 2002）一书中，不仅运用哲学、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分析了奥斯特小说中追寻的含义，还探究了奥斯特作品中传统的流浪汉故事与偶然因素的结合，神话、原型因素在追寻模式中的运用，以及其中包含的存在主义暗示等方面的内容。在书中，夏洛聚焦奥斯特的八部小说进行了详细的文本分析，指出他作品中的追寻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追寻，更是精神层面的追寻，是主人公对自我的追寻。夏洛虽然从后现代的角度分析了奥斯特小说中追寻的叙事技巧和主题思想，但她在论述中没有把这种追寻的叙事策略与主人公在追寻的过程中形成的流动性空间联系起来，忽视了奥斯特借流动性空间刻画的主人公焦虑、渴望“走出去”的心态，以及由此传达出的犹太情感。正如评论家皮科克所说，奥斯特作品中的追寻叙事体现了“犹太作家所特有的对流亡和空间的思考”[57]。
奥斯特作品中的偶然因素也受到了评论家们的关注。在《保罗·奥斯特的后现代性》（Paul Auster's Postmodernity, 2008）一书中，布伦丹·马丁（Brendan Martin）通过分析奥斯特小说中的偶然、巧合和各种不确定因素，断定奥斯特是一名后现代主义小说家。持相同观点的还有赖安·杰弗里·梅丹（Ryan Jeffrey Maydan）。她在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后现代小说文本中的偶然、选择与变化》（“‘In Any Event’: Chance, Choice, and Change in the Postmodern Fictional Text”, 2006）中，以唐·德里罗（Don DeLillo）、埃德蒙·怀特（Edmund White），尼克尔森·贝克（Nicholson Baker）和奥斯特四位作家的作品为基础，试图探讨“偶然、选择和变化这三个概念与后现代小说中的主体性之间的关系”[58]。史蒂文·E.奥尔福德（Steven E. Alford）在《当代叙事中的偶然因素：以保罗·奥斯特为例》（“Chance in Contemporary Narrative: The Example of Paul Auster”, 2000）一文中认为，奥斯特对现实生活中偶然因素的见解与其作品中的人物对偶然因素功能的分析截然不同，而这一矛盾归因于叙事的双重时间结构。“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存在于叙事之外；在文学中，没有偶然事件。”[59]评论家们注意到了奥斯特作品中的巧合和偶然因素，不过他们基本上只关注了这些偶然事件本身，没有把它们置于所发生的空间中进行考察，忽略了作者在特定的空间中设置偶然事件的目的。
奥斯特作品中对传统侦探小说的颠覆也是评论家们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凯利·C. 康奈利（Kelly C. Connelly）在博士论文《从坡到奥斯特：侦探小说的文学试验》（“From Poe to Auster: Literary Experimentation in the Detective Story Genre”, 2009）中，论述了从以爱伦·坡为代表的传统侦探小说家，到以保罗·奥斯特为代表的后现代侦探小说家，“每一代的侦探小说家是如何进行文学创新，从而使侦探小说这一早已被贴上静止和僵死标签的通俗文学样式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60]。基法·阿尔·乌马里（Kifah Al Umari）在博士论文《埃德加·爱伦·坡和保罗·奥斯特侦探小说中的互文性、语言和理智》（“Intertextuality, Language, and Rationality in the Detective Fiction of Edgar Allan Poe and Paul Auster”, 2006）中，从爱伦·坡和奥斯特侦探小说中的互文性、对语言的探讨和对理智的排斥三个方面论证了两位侦探小说家作品的相似性，证明“爱伦·坡在作品中显示出了后现代的倾向，而奥斯特则结合经典与后现代侦探小说的特点，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侦探小说的样式”[61]。在《侦探文本：从坡到后现代主义中的玄学侦探故事》（Detecting Texts: The Metaphysical Detective Story from Poe to Postmodernism, 1999）一书中，编者收录了三篇关于奥斯特的文章[62]，这三篇文章从不同方面论证了奥斯特的作品对传统侦探小说的颠覆，从而将其命名为后现代的玄学侦探小说。[63]此外，约翰·齐克斯基（John Zilcosky）在《作者的报复：保罗·奥斯特向理论挑战》（“The Revenge of the Author: Paul Auster's Challenge to Theory”, 1998）一文中，以奥斯特的《纽约三部曲》为例，论证了其玄学侦探小说的属性。他认为，《纽约三部曲》不是关于犯罪的小说，而是对作者和写作本身的书写。《欲望的艺术：阅读保罗·奥斯特》（An Art of Desire: Reading Paul Auster, 1999）一书的作者伯恩·赫佐根拉斯（Bernd Herzogenrath）在谈到《纽约三部曲》的第一部《玻璃城》时说道：“侦探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包含了三个主要因素：侦探、探案过程和谜底。其中，谜底是最重要的因素。”[64]但在这部小说里，伴随着罪犯的消失，案子的终极意义也消失了，侦探奎恩没有揭开案子的最终谜底。因此，它是一部反侦探小说。评论家们论证了奥斯特的作品对传统侦探小说的戏仿，从而把奥斯特归于后现代侦探小说家的行列。但是，奥斯特在《纽约三部曲》中套用侦探小说的框架是为了探讨现代人的异化和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追寻，以表现犹太人的身份意识，这与侦探小说的发生空间即纽约和封闭的房间密切相关。评论家们往往只关注奥斯特侦探小说本身，忽略了对其发生环境的考察。
当众多评论家探讨奥斯特的后现代性，并称他为“后现代主义小说家”时，也有人提出相反的论调，认为奥斯特是反后现代主义小说家。斯科特·戴莫维茨（Scott Dimovitz）在博士论文《颠覆的颠覆：反后现代主义和当代小说对理论的挑战》（“Subverting Subversion: Contrapostmodernism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s Challenge to Theory”, 2005）中认为，“奥斯特通过批判后现代主义的几个重要因素成功地瓦解了后现代主义的根基”[65]。他结合奥斯特的作品，从反侦探小说、偶然因素、城市问题等几个方面批判了奥斯特后现代小说家说，认为奥斯特的作品是对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超越。
事实上，那些称奥斯特为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的评论家自己，也对这个称呼心存疑问，其中就包括瓦尔沃廖。她在把奥斯特归于后现代主义作家的行列的同时，又说道：“他（奥斯特）的小说很难归于哪一类，因为它借鉴了不同的文学传统并融入了不同的派别，因而不专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类。”[66]无独有偶，布伦丹·马丁在肯定奥斯特是一名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的同时，也认为“奥斯特不能简单地被归于绝对的后现代主义作家的行列”[67]，因为奥斯特创作的《月宫》《海怪》等作品表现出他对社会和政治批判的一面，这一点与其早期作品明显不同。鉴于此，马丁把奥斯特创作的出发点归于他对人类生存本质的关注。评论家克里斯托弗·多诺万（Christopher Donovan）在讲到奥斯特的小说《末世之城》时也认为，这是一部“经济和社会批判小说，关于语言、身份和理论的后现代困境退居次席”[68]。在《末世之城》之后的《月宫》《偶然之音》等作品中，现实主义的色彩越发浓厚。评论家丹尼斯·巴罗内（Dennis Barone）则一方面认为奥斯特的小说是后现代小说，另一方面又说“他的作品是后现代关怀、前现代问题和现实主义内容的综合产物”[69]。评论家们自相矛盾的话语已经说明奥斯特作品的多元性，它们绝不仅仅是纯粹的后现代主义小说。
奥斯特自己也对“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的称呼不以为意。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道：“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我认为自己是一名现实主义者。”[70]奥斯特认为，他只是在小说中忠实地再现了这个千奇百怪的世界和人们的生活，而不是在运用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技巧进行创作。他以自己作品中的偶然因素为例，指出：“当我说到巧合时，我并不是指一种控制的欲望——操纵情节的手法，把所有事情整合在一起的冲动，皆大欢喜的结局——而是指对不可预料事情的呈现和一种偶然的力量。”[71]奥斯特把巧合、偶然归于现实的一部分，认为自己不是在运用巧合和偶然因素进行创作，而是在展现现实。奥斯特所强调的是偶然因素的现实意义。评论家布伦丹·马丁认为：“虽然在奥斯特的小说世界中偶然占据主导地位，但人的反应和相互之间的影响才是作者最为关心的内容。”[72]在马丁看来，奥斯特所关注的不是巧合和偶然事件本身，而是它们造成的影响、产生的意义。如在《偶然之音》中，奥斯特重视的不是纳什与波兹相遇、相识的巧合，以及他们输掉赌局的偶然性，而是他们此后在虚构的庄园中与代表上帝的弗劳尔和斯通立约、违约的过程，以及从中表现出的犹太人对契约论的怀疑。正如皮科克在解释《偶然之音》的英文名The Music of Chance时所说，music和chance的结合看似矛盾，却代表了一种“无序的有序”[73]。皮科克强调的是“有序”——意义，而不是“无序”——偶然本身。无独有偶，《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 2007）一书的作者马克·布朗（Mark Brown）也认为：“我们不能把奥斯特作品中的偶然完全当作一种随意的表现。”[74]奥斯特在表面巧合和偶然因素的背后更加专注于意义，这才是他设置巧合和偶然事件的目的。事实上，奥斯特强调自己是一名现实主义者旨在说明，他创作小说的目的是反映这个世界和人们的生活，而他所运用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技巧完全是为了达到此目的的手段，却不是目的本身。“他运用后现代叙事策略……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75]对于从后现代角度分析奥斯特小说的评论家来说，他们大多过分关注奥斯特在作品中运用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技巧，忽略了其运用此技巧表现的内容。
综上所述，评论家们从奥斯特作品中的互文现象、追寻的叙事策略、对偶然因素的运用、对传统侦探小说的颠覆等方面入手，对他的后现代性进行了研究。但缺陷在于他们往往聚焦小说形式研究，弱化内容分析，特别是缺少对奥斯特小说中犹太传统意象的解读，这就导致他们过分强调当代美国文化的同化作用，淡薄了作品中鼓荡的犹太文化底蕴以及犹太民族的主体性诉求。
在“犹太性”方面，有的评论家强调了记忆在奥斯特表达“犹太性”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有的关注奥斯特渴望的性格，还有的侧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犹太人大屠杀事件。《1945年以来的犹太美国文学》的作者斯蒂芬·韦德强调了记忆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奥斯特的“犹太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作品和诗歌中的犹太因素，二是犹太思想和想象的强大力量。”[76]韦德认为，在奥斯特的随笔集和自传中，记忆占据了核心地位。在随笔集中，奥斯特撰写了大量关于犹太作家的文章，追忆了这些作家的文学创作与犹太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在自传中，奥斯特记录了自己家族的历史并回忆了与父亲的关系，他“试图通过文学创作与家庭影响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自己的‘犹太性’”[77]。韦德认为，记忆是犹太作家创作的源泉，他们的记忆和想象与犹太人流散、同化的历史密切相关。奥斯特通过犹太思想和想象的强大力量表达了自己的“犹太性”。但在书中，韦德只论述了他所总结的关于奥斯特“犹太性”表现的第二个方面，即犹太思想和想象的强大力量，却忽略了第一个方面，即文学作品和诗歌中的犹太因素。在选择文本方面，韦德只涉及了奥斯特的随笔集和自传，没有提及他的小说和诗歌等文学作品。即使是论述奥斯特在自传中所表达的“犹太性”，韦德也仅仅谈论了记忆的作用，忽略了奥斯特通过房间的空间意象勾连记忆，表达“犹太性”的叙事手法。“记忆、创伤、孤独、创造力汇集在房间的空间意象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记忆之书’中，奥斯特把‘房间’置于其地志计划的核心位置。”[78]奥斯特在自传中描写的那些萦绕在他心头的事件与空间相关，发生在房间的空间意象中。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记忆是“一个地方，一座建筑”[79]，“在一个特定的空间中，历史事件重现”[80]。然而，以韦德为代表的评论家忽略了这一点。弗雷德曼注意到正是在房间的空间意象里，奥斯特的想象喷涌而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屠杀的记忆则是其思绪的源泉。[81]弗雷德曼从空间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奥斯特通过记忆和想象所传达出来的犹太情感。但他只局限于奥斯特的自传，没有将其延续到其小说作品上。这为我们从空间的角度分析奥斯特小说中的“犹太性”既打下了基础，也留出了余地。
德里克·鲁宾（Derek Rubin）在《“不惜一切代价保留饥饿感”：〈孤独及其所创造的〉的读后感》（“‘The Hunger Must Be Preserved at All Cost’: A Reading of The Invention of Solitude”, 1995）一文中，探讨了奥斯特渴望的性格，并追述了这一性格与犹太文化传统的关联。鲁宾认为，奥斯特在自传中不仅追寻了他个人的过去，还有整个家族，甚至是犹太民族的历史。这种追寻暴露了奥斯特性格中的一个核心特点：“犹太式的向往、渴望和‘饥饿’。”[82]奥斯特渴望得到父爱，渴望追寻自我。这一品质把奥斯特与犹太历史和早期的美国犹太作家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鲁宾认为，奥斯特表现出来的渴望与艾萨克·罗森费尔德（Isaac Rosenfeld）对亚伯拉罕·卡恩（Abraham Cahan）的小说《戴卫·莱文斯基的发迹史》（The Rise of David Levinsky, 1917）中主人公性格的“饥饿”定位一脉相承。因为饥饿引起了渴望，渴望又促使人追求，而渴望也是整个犹太民族的心理范式，他们渴望回到神圣的家园——耶路撒冷。鲁宾把奥斯特的渴望定义为犹太式的渴望与饥饿，建立了他与犹太文化传统的关联。同时，鲁宾也承认，这种渴望并不是犹太民族所独有的，美国人和其他民族的人都具有这种品质。但是，他话锋一转说道：“当奥斯特在《孤独及其所创造的》中表达一种饥饿感时，他是站在一个20世纪的美国人的立场上，但是，他从中表现出的焦灼的心态、深刻的洞察力和强烈的情感都表明他还是个犹太人。”[83]鲁宾强调的仍然是奥斯特通过渴望的性格所表现出来的“犹太性”。在分析中，鲁宾只涉及了奥斯特的自传《孤独及其所创造的》，没有论及其小说作品。但是在《保罗·奥斯特与查尔斯·列兹尼科夫：饥饿的犹太美国艺术家》（“Paul Auster and Charles Reznikoff: The Hunger-Artists of Jewish America”, 2014）一文中，伊莎贝拉·兹比尔（Izabela Zieba）弥补了这一不足。她立足于奥斯特的小说，通过分析食物与“犹太性”之间的关系，认为奥斯特小说中的人物以禁食为手段，表达了对世界和自身的不满。他们逃离满足的遗忘，回到渴望的轨道，恢复“在路上”的欲望，这正是犹太人流散的标志，是“犹太性”的体现。
以索菲亚·巴迪安·莱曼（Sophia Badian Lehmann）和乔希·科恩（Josh Cohen）为代表的部分评论家强调了历史，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屠杀在奥斯特表达“犹太性”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索菲亚·巴迪安·莱曼在博士论文《追寻过去：历史与当代美国犹太文学》（“In Pursuit of a Past: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Jewish Literature”, 1997）中，通过考察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E. L. 多克托罗（E. L. Doctorow）、保罗·奥斯特、辛西娅·奥兹克（Cynthia Ozick）、索尔·贝娄（Saul Bellow）等美国犹太作家的作品，探究了美国社会和犹太历史对美国犹太文学发展的影响。在该文中，莱曼分析了奥斯特的小说《末世之城》，认为这部作品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史实，象征性地呈现了“犹太性”。“小说中的犹太人经历了压迫与苦难，最终成为幸存者。在飘摇不定的处境中，他们成为幸存的典型。”[84]对于《孤独及其所创造的》，莱曼认为奥斯特通过关注犹太人在大屠杀事件中所遭受的苦难表达了“犹太性”。乔希·科恩在《遗弃：保罗·奥斯特，埃德蒙·雅贝和奥斯威辛写作》（“Paul Auster, Edmond Jabes, and the Writing of Auschwitz”, 2000—2001）一文中，探讨了保罗·奥斯特和埃德蒙·雅贝这两位“战后犹太作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屠杀的关系。[85]在谈到奥斯特时，科恩也分析了《末世之城》，认为这部小说描写了奥斯威辛集中营中的真实场景，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屠杀事件的再现。科恩与莱曼一样，都强调了历史，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屠杀在奥斯特表达“犹太性”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而且两人都选择了奥斯特的小说《末世之城》作为分析的文本，跳出了自传的框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是，他们只关注了小说中描写的大屠杀事件本身，忽略了奥斯特运用《末世之城》的空间意象再现这一历史事件的叙事策略；而且他们的论述也主要围绕《末世之城》这一部小说，没有涉及奥斯特的其他小说作品。因此，他们对奥斯特“犹太性”的表述还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关于奥斯特“犹太性”方面的研究上，斯蒂芬·韦德和史蒂芬·弗雷德曼强调了记忆的重要作用，德里克·鲁宾和伊莎贝拉·兹比尔分析了奥斯特渴望的性格，索菲亚·巴迪安·莱曼和乔希·科恩则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屠杀事件，评论家们分别从不同方面论述了奥斯特的“犹太性”，为我们从整体上探究奥斯特的小说与犹太历史、文化的关联打下了基础。但不足在于评论家们往往从犹太语境出发探讨此问题，忽视了其在美国语境中的意义。当代美国犹太作家在重现民族创伤的同时，力求从中发掘被美国社会认可的价值理念，借此为美国社会提供道德教训，并将其内化为美国人的主观意识，影响美国的文化格局。
奥斯特批评的另一重要观点是关于奥斯特作品中的空间问题。评论家们主要从空间与身份、空间与后现代性的关系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在空间与身份的关系方面，《保罗·奥斯特》一书的作者马克·布朗从奥斯特小说中的房间出发，步入纽约街头，来到曼哈顿商业区的酒吧、饭店、画廊等社会空间，再到纽约之外的空间，继而走进虚构的空间，最后再回到纽约这个全球化的大都市，探讨了空间对奥斯特作品的主题，如身份、迷失、语言、写作等的影响。在该著作中，布朗不仅考察了奥斯特的小说，还分析了他的诗歌和电影剧本，对奥斯特作品中的空间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不过，从布朗对奥斯特作品中空间转换轨迹的描述来看，他对空间的分析基本上局限在地理意义的层面上。在他的分析中，空间并不居于核心地位，而是一种背景和场所，为奥斯特作品的主题服务。因此，直到书的最后，布朗也没有给奥斯特笔下的空间以明确界定。此外，在书中，布朗集中讨论了空间与身份的关系，探讨了奥斯特在不同空间中对身份理解的变化。“开始时是一种碎片式的虚无呈现，接着被一种熟悉感和稳定性代替，但这其中仍然充斥着偶然性和脆弱的表现，最终奥斯特笔下的人物……通过逐步的适应建立了稳定的身份。”[86]布朗强调了空间与身份建构的关系，论述了奥斯特在不同空间中对身份理解的变化。不过，他没有把奥斯特这种对身份的感悟与其自身的犹太背景联系起来，也就无法看出奥斯特借空间表达“犹太性”的叙事目的。
在空间与后现代性的关系上，史蒂文·E. 奥尔福德在《间隔：保罗·奥斯特〈纽约三部曲〉中的意义与空间》（“Spaced-Out: Signification and Space in Paul Auster's The New York Trilogy”, 1995）一文中，借《纽约三部曲》里的行人空间、绘制的空间和乌托邦空间这三类空间探讨了自我、空间和意义的关系。他在文中指出，行人的空间意味着自我的迷失；在绘制的空间里，人文因素的消失所导致的误解致使空间成为意义的表面呈现；最终，空间的意义体现在乌托邦中。这个乌托邦不是指一个“无地之地”，而是指“一个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的地方”[87]。奥尔福德把空间的意义归于一个中间地带，认为“它使回家—离开、自我—他者、内部—外部构成的空间，以及行人空间—绘制的空间的出现成为可能”[88]，最终走向了后现代主义的道路。提姆·伍兹（Tim Woods）在《寻找空中的信号：城市空间与〈末世之城〉中的后现代性》（“Looking for Signs in the Sky: Urban Space and the Postmodern in Paul Auster's In the Country of Last Things”, 1995）一文中，从城市空间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末世之城》中空间与意识、空间与语言、空间与主体性的关系，探讨了其中的后现代因素。《保罗·奥斯特的后现代性》一书的作者布伦丹·马丁在论及奥斯特笔下的当代城市时，也以《末世之城》为例，认为末世之城体现了后现代城市混乱、缺少人情味的特点。《保罗·奥斯特的写作机器》（Paul Auster's Writing Machine: A Thing to Write With, 2014）一书作者埃维娅·特洛菲莫娃（Evija Trofimova）在《纽约，所有的追寻终将失败》（“New York, Where All Quests Fail”）一文中，把奥斯特在纽约的旅行分为外部和内部两类：穿越大街的行走和房间里思想的游荡。她认为，奥斯特走路与思考的方式极为相似，正是在纽约街道的行走刺激了其思想的产生和写作的发生。在房间里，生命与写作相遇，开启了一场自我叙述。房间就是一本书，贯穿了作者的思想与意识。因此，纽约不只是物质性的存在，还是一个具有心理学意义的场所，为个体建立心目中的纽约城搭建平台。从这一层面上讲，特洛菲莫娃认为在纽约的行走无法赋予这座城市精确的解读，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纽约城。特洛菲莫娃对奥斯特小说中纽约的解读彰显了后现代流动、多样、变化的特点。评论家们从多个方面论证了奥斯特小说中的空间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为奥斯特小说的空间研究和后现代性研究搭建起桥梁，拓宽了我们的研究思路。
除此之外，也有评论家注意到奥斯特小说中空间与“犹太性”的关系。如在《迷失的喜悦：重历保罗·奥斯特的无地之地》（“The Bliss of Being Lost: Revisiting Paul Auster's Nowhere”, 2008）一文中，马库·萨米拉（Markku Salmela）通过考察作家所在的锁闭的房间、城市漫游者迷失的状态和旅行者驾车旅行的生活三个方面，把奥斯特作品中的空间定义为一个“无地之地”（nowhere），认为“无地之地”的空间允许自我暂时摆脱社会建构的身份，直面自我意识的中心。值得注意的是，在文章的最后，萨米拉指出，奥斯特“无地之地”的思想“一方面源于美国文化遗产，另一方面源于犹太人的创伤历史”[89]。萨米拉意识到奥斯特“无地之地”的思想蕴含了犹太人逃离的传统：从出埃及到逃避大屠杀的创伤记忆。但作者只是简单地一笔带过，没有详细阐述奥斯特作品中的空间与犹太历史、文化的关系。另外，在安尼塔·德尔金（Anita Durkin）的《写于边缘：〈布鲁克林的荒唐事〉与〈在地图结束的地方〉中的地方与种族》（“Writing in the Margins: Place and Race in The Brooklyn Folliesand Timbuktu”, 2011）一文中，作者讨论了围绕犹太人产生的空间与政治压迫问题。[90]德尔金不仅描述了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时期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的狼狈生活及幸存之后的精神创伤，还展示了他们移民到美国后经历的苦难与贫困，以及始终无法融入美国社会的局外人身份。这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犹太人曾经遭受的政治迫害和在美国经历的艰苦生活，而且为我们解读奥斯特作品中空间与“犹太性”的关系问题打下了基础。
针对奥斯特作品中的空间问题，评论家们主要探讨了空间与身份、空间与后现代性的关系两个方面。在这两个方面的讨论上，评论家们往往忽略了对奥斯特犹太背景的考察，对奥斯特以空间为媒介来表达自己犹太思想的叙事策略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与国外批评界相比，国内评论界对奥斯特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后现代性的问题上，但是近年来，随着评论家们对奥斯特作品中空间和犹太问题的关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热度也逐渐升温。在后现代性方面，数量可观的博士论文和专著相继出版。台湾大学的蔡淑惠撰写了博士论文《消隐的脸谱：唐·迪力罗与保罗·奥斯特小说中的后现代巅峰经验》（2003），探讨了这两位作家作品中的后现代表现。上海交通大学的姜颖撰写了名为《保罗·奥斯特小说的后现代叙事策略》（2009）的博士论文。在该文中，作者通过分析奥斯特几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揭示了其小说运用的基本叙事策略，进而管窥奥斯特的叙事风格与其所处的文学背景下的后现代主义叙事风格之间的关系。游南醇的博士论文《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保罗·奥斯特小说研究》（2010）运用后现代理论分析了奥斯特小说中的不确定性，指出奥斯特小说中充满了失落的自我、漂浮的现实、偶然的力量和失效的语言等。李琼在其专著《保罗·奥斯特的追寻：在黑暗中寻找自己的位置》（2012）中从后现代主义与存在主义的角度解读奥斯特的作品，指出其作品的主题，包括身份的追寻、父亲的缺失、自由的追求、语言的不确定性和反侦探的叙事模式等。李金云的专著《保罗·奥斯特小说研究》（2016）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突破后现代主义的限制，认为奥斯特穿梭于后现代语言游戏与现实主义的政治关注之间，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创作风格，融后现代主义的零度写作、现实主义的介入写作和新出现的新现实主义写作为一体，表现出创作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在另外一部专著《主体 语言 他者：美国当代作家保罗·奥斯特研究》（2019）中，李金云选取奥斯特的诗歌、传记与小说中的若干代表性作品，运用当代西方关于主体、语言和他者的理论以及戏仿、拼贴、互文性等后现代理论对其创作进行系统研究。在期刊论文方面，姜小卫的《凝视中的自我与他者——保罗·奥斯特小说〈纽约三部曲〉主体性问题探微》（2007）“从后现代关于主体构成性的理论出发”[91]，研究了《纽约三部曲》中主人公们“自我”的变化。丁冬在《论奥斯特〈内心的报告〉中的实验性自我书写》（2021）一文中同样关注自我书写，认为奥斯特通过一系列实验性的叙事策略，试图调和自传文类与后结构主义思想在身份和叙事问题上的矛盾。在《略论玄学侦探小说的基本特征——评保罗·奥斯特的〈纽约三部曲〉》（2008）一文中，李琼认为《纽约三部曲》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和叙述模式方面，与传统侦探小说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她把《纽约三部曲》定义为“玄学侦探小说集”[92]。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姜颖和胡全生。他们在《从〈玻璃之城〉看〈纽约三部曲〉对侦探小说的颠覆》（2008）一文中，援引有关反侦探小说的理论，从侦探、探案过程和解决方案三个方面论述了《玻璃之城》对传统侦探小说的颠覆。除此之外，姜颖、胡全生还在《论奥斯特小说情节的偶然性——以〈纽约三部曲〉和〈月宫〉为例》（2009）一文中，以奥斯特的《纽约三部曲》和《月宫》为蓝本，“通过分别检视这两部小说的开端、发展与结尾三部分，进一步揭示了偶然性是奥斯特小说情节中的具体表现形式”[93]。在《迷宫·偶然与死亡——论保罗·奥斯特〈纽约三部曲〉的叙事艺术》（2015）一文中，崔丹分析了《纽约三部曲》中以迷宫、偶然和死亡为主要特征的叙事艺术，并揭示了其对后现代社会的启迪。综上所述，学者们从自我的分裂、对传统侦探小说的颠覆和对偶然因素的运用等方面来论述奥斯特的后现代性，为国内的奥斯特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空间问题上，丁冬的博士论文《感知城市的多重维度——论保罗·奥斯特的城市书写》（2015）避开以往评论者对奥斯特文本所作的形式分析，从其小说创作中持续关注的城市主题切入，对奥斯特笔下的城市形态和再现主题进行概括和梳理，从而展现奥斯特复杂、多元的城市观。尹星的《保罗·奥斯特的〈玻璃城〉：后现代城市的经验》（2016）聚焦《玻璃城》，探讨了奥斯特如何书写在后现代城市中人们所面临的困境及其生活经验。张媛在《转身中的保罗·奥斯特城市景观书写嬗变》（2016）一文中，选取《纽约三部曲》《布鲁克林的荒唐事》《日落公园》三部小说，从城市的主体体验、城市的空间形式和城市的叙事实践三个维度来探讨奥斯特在从后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中的城市景观书写嬗变。丁冬在《论〈日落公园〉中保罗·奥斯特的纽约书写》（2017）一文中，认为奥斯特以现实主义的笔调再现了政治、经济危机侵袭之下城市所暴露出的问题，并强调个体应通过艺术和身体感知来认识自我、体知生存的意义。学者们对奥斯特作品中空间问题的探讨伴随着作者自身从后现代主义到现实主义写作风格的转变，也逐渐转向了现实主义的维度。
在“犹太性”方面，高莉敏的《语言自觉与文化身份建构——保罗·奥斯特〈玻璃城〉中隐含的“犹太性”》（2010）从小说主人公对语言的自觉、对边缘文化的思考和对自我身份的探寻三个方面，探索了作品中隐含的“犹太性”。在《保罗·奥斯特与当代美国犹太作家》（2012）一文中，她通过比较奥斯特与多克托罗和菲利普·罗斯两位美国犹太作家在创作手法和主题表达上的异同，指出奥斯特小说的独特性，并由此说明当代美国犹太文学的一些特点。在《〈末世之城〉：大屠杀的历史记忆》（2016）一文中，她探讨了奥斯特如何借末世之城的禁闭空间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表达对历史和民族身份的记忆。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奥斯特作品中的“犹太性”问题，研究的角度也越发多样化，涉及主题、创作手法、历史文化等多个方面。
综观国内外的奥斯特研究可以发现，后现代性研究容易弱化对作品现实意义的考察[94]；空间分析容易忽略对其背后犹太作家创作心理的探究；“犹太性”研究容易局限于犹太话语，忽视美国语境中犹太研究的意义。简而言之，大多数有关奥斯特的批评没有将他作品中的空间问题与其自身的美国犹太背景，以及犹太历史、宗教、文化和美国社会现实等因素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也没有看到表现在奥斯特作品中的美国犹太情感如何随着空间的变化而变化。这是我们在对奥斯特的作品进行分析和批评时应该注意的。